《自由之血》
（作者授权全球首次完整连载）
黄翔
上 卷
第 一 部
红 色 黑 暗
10. 血迹斑驳的政审表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一份表格。
这是一份政治审查登记表﹐我同其它许多新参加工作进了工厂学徒的人一起得到了它。这份表格有好几页﹐各个栏目分别注明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成份、个人简历、家庭主要成员及其社会关系等。当年﹐作为一个刚刚涉世的无知少年﹐我只是为好不容易得到这份表格而由衷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一个从“革命老区”的家乡可怕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的人﹐一个受人歧视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子孙﹐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弃置人世的遗孤﹐现在终于享有了同社会上所有的人一样平等的地位。从我得到这份表格的第一个瞬间开始﹐这就意味着我已是个工人﹐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我已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并且将发誓为之奋斗终生。我已经从家乡包括从我那个同样令人窒息的现在因解放而破落了的地主阶级家庭中脱逃出来﹐来到了一个安全地带。我用不着再担忧受到什么人的歧视、欺侮和任意打击﹐我第一次获得了有生以来的安全感﹐第一次感受到呼吸得比较轻松、活得比较自在。我按照党的要求﹐按照发给我表格的工厂的那个人事保卫科的干部的要求﹐带着虔诚的心情﹐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如实地填写了这张表格。填表的时候﹐我为自己的虔诚和老实态度自己被感动得哭了；我想象着﹐当别人接到我的表格的时候也一定会为我的诚实和纯洁而感动。我信赖别人﹐也毫不怀疑别人会以同样的真诚信赖我。党的政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始终一贯的﹐对待出身剥削阶级的子女﹐党伸出关怀、爱护和挽救之手﹐决不能让剥削阶级、让国民党反动派、让美帝国主义把这些人拉过去﹐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封建余孽的思想意识占领这些人的头脑和灵魂。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先锋组织的党要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武装全体人们﹐也包括这些可以团结、可以改造、可以挽救的剥削阶级子女。“唯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听见了党的伟大声音的召唤﹐现在正是我“向党交心”争取表现的第一次机会。我决不能轻易放过。我决不能象后来被“发现”被揭穿出来的人一样﹐隐瞒成份﹐伪造或虚构历史。我多么纯洁无瑕啊﹐我决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如果想到这样做﹐我一定会为瞬间掠过自己头脑中的说谎念头感到脸红。这是多么可耻的行为﹐这样做﹐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各级领导、对得起发给自己表格的政工干部吗？这种行为配称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员光荣的战士吗？
下面是我填写的第一份提交组织审查的履历表：
高风﹐男﹐汉族﹐ 1940 年 10 月 20 日生﹐高小文化程度。
1954 年以前﹐年幼﹐在家吃剥削饭﹐现在自己反省起来觉得非常可耻﹐因为吃剥削饭长大是不光荣的﹐宁可不活也不能吃剥削饭。因为肚子里填饱过剥削饭﹐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但脑子里没有想过什么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事。
1946 年入学就读家乡城关镇陈家祠堂小学﹐高年级升入火神庙小学。因患中耳炎﹐左耳流浓﹐一直无钱医治﹐后来耳膜穿洞﹐老师上课时听不清。后来解放了耳朵还是听不清﹐并非不努力听党的话。
1952 年﹐高小毕业﹐多次报考中学未录取﹐随即失学﹐这只能怪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活该不能读书﹐只能砍柴、割茅草、挖土、挑水﹐过半自食其力的生活。
1952 年至 1956 年﹐在家劳动。这几年中﹐由于受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没有好好的跟随祖父母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干过几件坏事。写到这里﹐因为表格不够写﹐经向人事保卫干部请示﹐另添一张纸写﹐粘在原表格旁边。于是又接着交待所做过的几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坏事﹐我真恨自己曾经干过这些坏事﹐过去我怕人家知道﹐现在我主动向党交心。我在添写这部分材料时﹐又一时自己对自己感动不已；我看见人保干部在每一位扑伏在桌上填表的人中间窜来窜去﹐我真希望他看见我的热泪盈眶的忠诚的表情。我在内心里憎恨自己﹐对自己的过去满怀仇恨﹐我认为自己是个坏蛋﹐我在内心深处边悔恨、边交待自己的罪过、边打自己的耳光。我干过的坏事如下：一、镇政府让祖父每隔三天交一份思想汇报﹐交待自己这几天内的改造心得﹐结果变成了我近几天的改造心得﹐因为材料是祖父授意我写的。特别恶劣的是﹐每次交上去的汇报材料祖父几乎是字字照抄﹐一点不触及自己腐朽的灵魂﹐蒙骗镇政府领导和人民﹐这是我干过的第一件对不起人民、缺乏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事。二﹑十三岁那时﹐由于没有同祖父母一起好好接受改造﹐没有克服剥削阶级遗留（这里我应该更深化一步认识﹐这不是什么 “ 遗留 ” 问题﹐而是 “ 遗传 ” 问题）在头脑中和渗透在自己血液中的封建残余思想﹐在心中悄悄地爱上三个过去小学中的女同学﹐在她们考入中学、戴上 “ 县立一中 ” 光荣的布校徽以后﹐自己没有意识到别人的身份已与自己不同﹐同时给三个女同学写爱慕信﹐玷污了三个女中学生（其实﹐我只给丽琼写过信﹐但我愿意相信给三个女中学生写过信）。此事后来被镇长发现﹐拉祖父祖母去批斗。我躲在人堆里﹐看见祖父母站在台子上﹐头上戴着纸帽、胸前挂着牌子、两个老人家站不住﹐双腿不住地颤抖。喊“打倒”口号的时候﹐我也跟着喊﹐我一边喊一边流泪﹐后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提前溜出了会场﹐这说明我在思想感情上是站在地主的一边﹐同劳动人民有着可怕的距离。三、我曾偷过公家三包烟﹐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就一直隐瞒自己的罪过。我现在担白交待﹐我知道晚交待不如早交待﹐我现在交待得晚了﹐我请求组织上看在我真诚悔罪的态度上﹐对我免于处分和不再进行法律追诉。以上是我主动交待的三件事﹐以后想起来还有其它事我一定一老一实再向组织补充交待。
填完了个人经历后﹐又接着填写家庭主要成员及其社会关系﹐我越填越兴奋﹐以坦白、彻底、完全交待为乐事﹐生怕以后再遇不到这样好的把一颗红心交给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祖父高文斌﹐地主成分﹐解放前曾任城关镇商会会长和县粮仓保管员。这一栏表格太小﹐也作了补充。解放前别人称他高老先生（称 “ 先生 ” 哩！）解放后别人不再这样称呼他了。因为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他对贫下中农不高兴﹐我亲眼看见过他不满的眼神﹐而没有划清界线向镇政府检举揭发。祖父管的粮仓﹐在解放后清仓发现亏损﹐政府勒令他赔偿一百担谷子﹐他赔不起﹐被关了几天﹐后来放出来时﹐挨声叹气喊冤枉﹐我亲耳听到他躲在屋里喊的﹐当时在场的有母亲、祖母、姑妈﹐还有一个当时还没有离开我们家的丫头。祖母恶狠狠地威吓我说﹐听见当没听见﹐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不准在外面乱说。此事我帮着祖父祖母向政府隐瞒了整整六年﹐在帮祖父写思想汇报时也没有主动交待。
祖父国因为赔不起谷子﹐被人用绳子从家里绑走了﹐关在城关镇一间黑屋子里。镇政府所在地原来好象是个祠堂﹐关祖父的地方是在祠堂正厅神龛背后的夹板中﹐那地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窄得几乎只能成天站着﹐转不了身子。我第一次在给祖父送饭的时候﹐人家拉开关上的板壁﹐里面空空的不见人﹐要好一会祖父才能侧着身子从里面出来﹐眯缝着眼睛出现在亮光中。我一见祖父松弛下垂的眼包﹐苍白消瘦的脸﹐沉默无语的神情心里就想哭。祖父颤抖着接着饭钵﹐一句话也不说就转身于黑暗中。我猜想他们不许祖父站在靠近门板的地方﹐因为这里能见到门板缝隙里透进的光线。每天两餐送饭的时间是祖父每日唯一盼望的时刻。他的盼望与其说是出于对食物的饥渴﹐不如说是出于对光线的饥渴。因为只有在这么短暂的瞬间﹐祖父才能见到一点他渴望见到但分明已经不习惯见到的一点光亮。但这只是短短的一瞬﹐几乎每次只有几秒钟。祖父是个很廉洁、很节俭而且心地善良的人。因为他的善良而救了他一条命﹐使他能得享天年。解放前﹐祖父开设的旅店 “ 人和栈 ” 曾住进一个奇怪的旅客﹐那客人不做生意﹐却在客栈里住了几乎半年﹐一直没有交钱。后来那旅客生病了﹐祖父无意间知道了他的身份﹐原来这人是个红军﹐但祖父并没有为难他。他病了﹐出于人对人的同情﹐祖父反而帮他请来镇上著名的中医并帮他开了药费﹐同时让人侍候病人。那客人病好了的时候要走了﹐临走时身无分文﹐祖父见状﹐全免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地主阶级的敌人的食宿费﹐并送他一笔路费让这个人平安上路。那时候﹐家乡地方因为离井岗山近﹐不时有红军的队伍出现﹐有一次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祖父被几个红军抓住﹐视为“恶霸地主”被拉到县城外下黄桥头枪毙。祖父背上插着斩条﹐眼睛被红布蒙住﹐已经被人推倒跪下﹐只等一声清脆的枪响就命丧黄泉。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位骑在高头大马背上的红军战士从远处呼喊着跑近﹐他一边骑马奔弛﹐一边大喊着： “ 刀下留人 ” 。那几个红军战士以及赤卫队员吃了一惊。那人跑近了﹐向大家说此人不能杀﹐高文斌老先生是大善士。说着下马为祖父松了绑﹐并解开蒙住眼睛的绷带。祖父已昏厥过去﹐这位“开明绅士”不自由主地倒在红军战士的膝盖上。他嘴里感觉一股辣味﹐原来这位红军战士正在给他喂姜汤水。祖父醒来木然地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这人﹐原来是过去常住店里的那位旅客﹐他如今已是一位红军军官。怎么﹐我的思想滑坡了？我想到哪里去了？竟然同情起地主分子的祖父来了？他既然是明码标价的地主分子﹐他能是好人、善人吗？你别在思想上受蒙蔽了﹐你的思想立场歪倒哪边去了？你决不能这样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反动派的一边！我这一自问﹐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抬起头来﹐见人事保卫干部正朝自己走来﹐我胆怯地看了他一眼﹐生怕他看透自己此刻思想上的隐秘。
祖母﹐古紫云﹐地主分子。性格暴躁﹐对人讲话凶神恶煞。每次受到批斗回来﹐都抱怨双腿站麻木了﹐这说明她态度不端正。祖母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解放前常脱下绣花鞋来向人炫耀﹐她的足缠得如何比三寸金莲还小﹐我就亲眼看见她放了缠脚布以后﹐一双脚只剩下个脚姆趾﹐其它四只脚趾全压到了脚板底下。解放后她坚持不肯放足﹐这说明这老地主婆仇恨新社会﹐思想上拒绝“解放”。祖母常常破口大骂镇政府干部、农会主席、民兵队长﹐她说它们全是土匪﹐把她辛辛苦苦挣起来的一个家全抢了。这帮遭雷打红炮子穿心的﹐他们有什么法？他们无法无天！他们凭什么要革我的命﹐把我私人的家产占光、抢光、分光？！他一边骂一边笃笃地敲响拐棍﹐她妄图用她那根长满疙瘩的拐棍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祖母我就暂时揭发到这里﹐以后想起来与祖父的材料再一起补充揭发﹐决不避重就轻﹐包庇阶级敌人。
父亲高光明﹐国民党高级将领﹐高级反动派﹐早年曾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曾去美国考察。我未满一岁就离开了他﹐小时候见到一两面﹐但印象模糊﹐后来听说在辽渖战役中被俘﹐从齐齐哈尔第一监狱来过一次信﹐我以后找到交给组织。姑妈曾给他寄过牙刷牙膏﹐母亲曾为他熬了几个夜纳鞋底寄过一双棉鞋。这说明这些剥削阶级反动阵营的人互相同情、狼狈为奸。父亲曾从信中寄回一张照片﹐他满脸浮肿﹐穿著一件破棉大衣﹐赤着一双脚站在雪地中。后来听说死于狱中﹐自绝于人民。关于父亲﹐我只小时候听到祖父母常常念起他﹐长吁短叹。祖母在这种时候﹐总是叫着父亲的乳名﹐泪流满面。祖父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沉默地吧嗒抽着长烟筒里的旱烟。母亲躲在自己的屋里坐在床沿﹐无声地嚅动着双唇﹐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什么人对话。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兄弟吵闹﹐就会遭到齐声诅咒﹐祖母会跳起来﹐伸出利爪似的双手来抓你；祖父会高高举起旱烟杆朝你横腰扫来﹐母亲在旁边皱起双眉帮着诅咒﹐我们兄弟会吓得鸦雀无声。父亲曾留下许多中文、日文、英文的书在家里﹐还有几本厚厚的照片。父亲的照片有的穿军服、有的穿便装﹐有的是留学日本时同一些日本友人照的﹐还有的是同一些陌生的女人照的。凡是见过父亲的人都说他是美男子。父亲天庭饱满﹐鼻梁高而笔直﹐双眼俊秀﹐只是下巴短了些﹐根据命相学家的说法﹐父亲一生的后期或晚景不好﹐后来也果然应验。解放后土地改革中﹐家中被农会抄家﹐幸而父亲的书躲藏在祖母卧房楼上的黑暗中幸存下来。但后来一部分被祖父流着泪当柴烧了﹐一部分被二弟高云当废纸全偷偷卖给了废品收购站。这败家精！几本相册早已不翼而飞﹐去向不明﹐也许是被抄走了。后来家中唯一只剩下一张父亲穿著军装、斜挂着皮带、剃着平头的青年时期的照片。那年父亲刚从日本回来﹐破格提升为国民党东北长官公署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特种联秘处长。大陆解放前夕﹐晋升为东北保密局代理局长。我和二弟高云小时候在父亲的书箱里发现过蒋介石先生对父亲的委任状﹐那是用红绸小心翼翼地包裹好的﹐纸张的质地极好﹐并且烫着金。打开来见上面的蒋中正的署名﹐一股威严肃杀之气。这东西被人发现是要杀头的﹐吓得我们兄弟俩赶忙将它卷好﹐悄悄放回原处。我这是在给父亲歌功颂德了﹐一个反动派﹐一个人民的死敌值得我这样美化吗？你究竟是投入党和人民的怀抱﹐还是要做官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决心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到底﹐抱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我着实吓了一跳﹐当我在内心里这样自问的一刹那﹐我直感觉五雷轰顶﹐天灵盖上受到重重的一击！我抬头一看﹐见到厂人事保卫科的那个干事的手正压在我的头上。尽可能详实﹐但不必写得太多。我这才镇静下来﹐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突然感觉胸口比刚才好受多了。
二叔高亮德﹐国民党空军军官﹐二叔的劣迹在我的印象里唯一记得的就是﹐有一次与人赌钱时耍无赖打了人家一耳光﹐这也是听人说的。解放后有一天晚上他趁夜色逃出了家乡﹐终于流落到了香港﹐要不人家抓住他非枪毙不可。因为被他打过的个算命先生的儿子后来当了民兵队长﹐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找不到逃亡在外的二叔报复﹐却把仇恨转移到祖父母和我们兄弟身上。二弟高云就差点被打死在他手里﹐这是后话。三叔高贤达﹐国民党警官﹐就是在我刚同他见面﹐就见他躲着、缩着、卷着的那一位。三叔希望我也象他一样﹐象虫蛹似的自缚于茧中。小心谨慎﹐循规蹈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越雷池一步﹐终生听从命运或别人的意志安排﹐并为此自满自得、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等到后来白发苍苍、牙齿落光老了的时候﹐突然发现自欺欺人地白活了一辈子﹐人莫名变得暴怒起来﹐他的性格上这种极为敏感、易怒的变化﹐使所有偶然碰到他的人和事都成了他情绪任意发泄的对像﹐仿佛是积蓄了一辈子的怨毒随时都在寻找它的发泄口﹐这时候婶婶却总是缄默无言、不敢作声﹐凡事都不进行任何申辩。叔叔希望我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要异想天开。每月得到的学徒工资除伙食外﹐都交给他﹐他想着把遗留在老家的一个女儿﹐我的一个堂妹接出来﹐了却一桩心事。但后来我并没有顺从他的安排﹐我的先天本能使我很快地摆脱了自身和别人对我的扭曲﹐决定了我不能也不愿意重复前人的命运。后来三叔发现我写诗﹐开始不以为然﹐但当我把自己的诗兴致勃勃地想念给他听的时候﹐我发现叔叔突然变了脸色。他直摇着双手说﹐我不欣赏！你把你这些歪时带去见马克思吧。其实三叔还是看了我的诗﹐只是他觉得这些诗超越了现实、与现实相抵触﹐不但不能发表﹐反而招来祸害﹐所以他极力阻止我写诗﹐而且极为反感。我们叔侄两代人是截然相反的人﹐一个是无梦者﹐一个是梦患者。后来我写的另外一些诗发表了。既然发表了﹐那么这就是走正路﹐三叔虽然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略略赞许。
我终于把那张表格交上去了﹐心中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也不免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我环顾四周的人﹐每个人的出身成份几乎都比我好﹐他们的家庭成份不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就是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教师或小土地出租。只有极少几个人象我一样出身官僚、地主或资本家。我的成份这样不好﹐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这样复杂﹐人家会怎样看我呢？当人家一旦“发现”我﹐我会不会被人家“清洗”出去呢？他们的眼睛里能容忍我这么一粒沙子吗？这样一想我不禁不寒而栗﹐发现自己在人群中很孤立。我随时担心人家会与老家联系﹐把我作为一个逃亡分子遗送回去监督改造﹐或者直接送进劳改队﹐不是每天在枪杆子看押下强制性进行无日无夜的沉重劳动、就是经不起折磨和摧残最后象我见到过的一些老劳改犯一样死于狱中。果然﹐几天以后﹐当那位厂人事保卫干部集中新进厂的工人一起开会学习的时候﹐我发觉他看我的眼光与看别人的眼光已经不一样﹐而且每次看我的眼光在我身上都要比别人停得久一些。当我刚接到工厂里的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同许多人一起来报到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正是这位人事保卫干部﹐他脸上光明灿烂﹐看每个人的眼光都是一样的坦率、明朗。我记得他在作登记的时候﹐还好意地朝我笑了笑﹐当时我在心里很感动﹐甚至很感激；但现在这种笑容在他脸上已经荡然无存。我看见他始终沉着脸﹐仿佛因为我而牵怒所有的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忽然想起这句新听到的成语﹐我感觉自己就是这么一粒老鼠屎。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感觉那位人保干部的样子﹐有点象脸上有几颗白麻子的镇长王标﹐仿佛他正是王标化身从丰城追踪至红阳。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甚至悄悄地揉了揉眼睛再看他﹐他与王标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正巧碰上他的眼光与我对视﹐我立刻落入他的眼光的陷阱﹐感到自己刚刚从什么地方逃脱﹐又陷入无处可逃之中。
少年的我并不明白﹐一张表格意味着什么？它其中深藏着什么？它背后潜伏着什么？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它。一张表格就是一种政治观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体制。它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你落进去就别再想出来。它是一份社会档案﹐每个人都摆脱不了它﹐它越积越厚﹐越积越重﹐越积越沉﹐直到你再也驮不动它而被它压在身上。你走到哪里﹐它追踪到哪里；对于它来说﹐你永远是个逃犯﹐它永远是个觅踪追击者！它里面的内容不断变幻不定﹐但无论怎样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永远窥视、监控、记录着你的思想、言论和平日的各种表现。即使是关于你的良好表现、优秀鉴定和光荣业绩的记录﹐那光荣和优秀的记录在它里面也是显得多么虚幻、苍白和伪善啊！因为这一切不仅它本身在性质上就不真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个运动和一个运动的接踵而至﹐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瞬刻之间就被一笔勾消。只有对你的缺点、错误和“罪行”的记录却始终一贯地永恒不变﹐不论时间和运动的浪潮怎样冲洗﹐它永远存在那儿﹐是你终生抹不去的污迹和赖不了的账。
那是 1956 年﹐我和千千万万人一样被囚禁在一张政治审查登记表中。
整个中国象一张辽阔地摊开的巨大的政审表。所有的人都成了被审查和循环不息地接受审查的对像。人们的思维、思想、行为、语言、信仰、爱好、情感、婚姻、恋爱、性欲、想象、追求乃至生活方式都被规范在表格上﹐永远越不出这张由来已久的巨大的血红的表格的边缘。无数活生生的鲜活的心灵、精神、青春、生命和爱被钉在表格中﹐象风干的木乃伊﹐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脉博。
我同所有的人们一样﹐被自觉不自觉地包裹在表格中﹐沉沉昏睡﹐根本不知道当时整个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时间进入了 1956 年﹐整个中国大陆的现存体制面临着一场无形的威胁﹐这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历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学”批判等一系列运动的整肃以后万马齐喑、寂然无声的国内﹐而是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峻形势。当年秋天﹐地处地球遥远的一角的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暴发了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事情是由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发起的﹐由于这些以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自由宣传和鼓动﹐一场反极权主义的自由运动骤然爆发﹐压抑已久的群众性的反叛火焰势不可挡﹐许多显赫一时的执政党人被杀害﹐尸体象墨索里尼一样被倒悬着在半空晃荡﹐在千百万人头顶上飘扬了漫长年月的国旗和党旗在喧嚣和焚烧的狂潮中灰飞烟灭……
然而﹐一张表格挡住了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我们听不见外部世界的喧声﹐也看不清世界风云的变幻和巨大世界性事件的真象。
这张表格﹐这张政治的表格﹐思想的表格﹐社会制度的表格远不是从 1956 年开始﹐也远不是在 1956 年结束。 1956 年只是整个共和国政治运动史的一个过程﹐只是全部延续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的一个环节。
这是一张政审表格的围城﹐你进去就别想再出来。你将终生被围在里面。这是一座巨大的暗堡﹐里面囚满了人。远在延安时期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以前﹐它就开始存在了。其中一个最早的被囚禁者和受害者是一位弱不禁风、思想卓越而单纯的文人——作家王实味——也许是第一个枪杀在 “ 表 ” 中的人。王实味象所有具有进步倾向和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向往太阳、自由与光明的人﹐他因为对未来的虚幻的理想去了延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听了毛泽东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而深受感动和精神鼓舞﹐于是在整风开始后﹐他勇敢地发表两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的杂文。特别在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中﹐他对他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革命圣地延安的阴暗面进行了大胆的披露和尖锐的批评。这位心地纯粹、生性耿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决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直言竟会酿成千古奇闻的杀身大祸﹐竟成了一个并不 “ 光荣 ” 地牺牲的 “ 傻屄 ” 。他马上被人注意﹐扣上 “ 托洛茨基分子 ” 的帽子并被下令逮捕。在关押期间﹐他被受到了 “ 逼供信 ” 的轮番审讯﹐并被人强行作出 “ 反革命奸细分子 ” 的结论﹐最后被一马刀了结了一个白面书生清白而短暂的一生。他留下了一位夫人﹐在被迫放弃昭雪的希望中活到八十五岁高龄终于等到了他的 “ 彻底平反 ” 。
王实味之后﹐另一个引起中外普遍震惊的受到政治性精神迫害和谋杀的人是胡风。这位性格刚直、精神独立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仅仅因为自己的不同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一份三十万言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就受到一场由领袖亲自发动的无情的大批判。举国上下都投入了这场仅仅针对一个人独立的思想观点的大批判﹐其中包括千百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作家、诗人、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和胡风当年的生平好友等。全国大发动﹐全民总动员一起来痛打这条 “ 落水狗 ” ﹐胡风被淹死在亿万人愤怒朝他吐来的无情的唾沫中。胡风及其文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胡风被最高当局下令逮捕﹐数不清的与他思想息息相通的文人墨客均被受到株连而锒铛入狱。这一批因“反革命集团”押上囚车的有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卢甸、欧阳庄、耿庸、罗洛、张中晓、方然、阿珑、鲁藜、贾植芳、冀汸、彭燕郊、曾卓……因此案受牵连受审查者高达二千余人。这是空前绝后的现代奇冤﹐这是举世罕见的千古绝闻！胡风仅仅因为自己的富于个性的智能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见解就被投入黑暗的牢狱﹐这位正直的学者和作家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整整二十四年的铁窗岁月﹐刑期超过了后来因持异议而两次判刑的魏京生。等到终于从苦役生涯中释放﹐早已白发苍苍﹐风烛残年﹐在人世上最后蠕动了几下就溘然长逝。而他在监狱中还在一往情深地在心中念念不忘毛主席……可惜那时候毛主席没有听见﹐即使听见了也会以为是产生了错觉：这种时候他想谁还会在狱中对自己“念念不忘”呢？啊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位在毛泽东眼中被视为 “ 伪君子 ” 、 “ 以笔杀人者 ” 的梁漱溟。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因为毛泽东没有容人的雅量而公然冒犯和对毛泽东失敬﹐从而也使毛泽东失敬自己。他在建国初期以政协委员资格受邀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与共产党共商国事﹐因在农民路线上提出看法﹐被毛泽东视为反对总路线﹐在与会的毛泽东的拥戴者和崇拜者的起哄声中从讲台上 “ 滚 ” 下来﹐被迫沉默了二十余年。他的“反动思想”其中包括他的政治、哲学、文化、教育思想受到全面围剿和批判﹐最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唯有未能洗清的臭名和惨痛的沉默。
这是一张血迹斑斑的共和国的表格﹐其中尸体遍存﹐从延安整风时期、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期﹐一直延伸到以后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 “ 六四 ” 运动﹐我们从中见出过去已经发生、现在正在发生、也许将来还要发生的全部政治运动的错综复杂的轨迹﹐听见每一场运动中千百万知名和不知名的被运动者绵延不断、不绝于耳的齐声哀鸣！
(本节完，请阅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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