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复兴中国文化是大艰难。对于庸人，艰难常意味着绝望。可是，在英雄的视野中，艰难正与生命的意义同生共存。凝结在绝望中的希望才最灿烂——这并非只是理想主义的表述，而是经常在历史中呈现的事实。现在，中国文化复兴就是绝望中的希望。
人类近现代史的文化主题，是中国文化的湮灭和西方文化的主宰。西方文化两大传统的冲突，即复活的中世纪极权主义文化和源于古希腊文明的民主共和法治文化之间的冲突，构成近现代史中文化主题的最触目的内容之一。不过，如前所述，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已进入精神危机时期。
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最终都归结为心灵的危机。当代世界的心灵危机通过西方文化传统的两种现实存在表现出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现代政治象征，即中共暴政之下的人的奴性化、非道德化和物欲化；西方民主国家中人类幸福感的弱化，以及生命意义在实用主义和本能放纵中的迷失。
人类的危机之根在心灵，而心灵危机最终都是哲学的。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最终表现为对真理的理解的危机，而真理的最高范畴在于自由与正义——自由是心灵的终极愿望，并因此成为真理之魂；正义则是自由的社会性实现的原则。然而现在，自由和正义都处于危机之中。在西方极权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专制之下，心灵的自由是被囚禁于铁牢中的终身苦役犯；正义则被权力贵族的特权彻底否定。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概念由于受到人本主义肯定的本能的放纵，而丧失心灵的高贵与生命的神圣感；同时，由于对金钱转化为实际政治特权缺乏更加有效的抑制，正义也受到质疑。
西方文化主宰下的世界的精神危机，正在召唤中国文化复兴。此次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是西方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之后的结果，是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心灵的时代结论。对上述结果和结论的质疑，就是对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心灵的合理性的质疑。这种质疑要求重建人类精神的多样性，要求结束西方文化成为人类心灵唯一标准的趋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成为时代的要求。
复兴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只有创造出解决当代人类心灵危机的精神价值，只有对自由和正义再次作出划时代的理解，中国文化复兴才能身披凯旋者的荣耀，踏上人类命运的中心。中国的自由心灵所承受的百年苦难，恰为中国文化复兴，并再次成为历史的重心，提供了精神创造的基础。
极权主义是自由人性和社会正义的天敌；极权主义的凶残程度同自由心灵的苦难成正比。中共暴政之下，人类由于极权主义而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史无前例；中国人承受的近百年的心灵苦难，比欧洲中世纪黑暗中凝结的千年血泪更加惨烈。因丧失心灵自由和社会正义而涌现的苦难，正意味着对自由的深沉理解和炽烈的追求。沐浴在血海泪滔中的对自由的理解和苦恋，恰构成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最基本的心灵动力——无尽的苦难是深黑的燧石，极权的凶残是罪恶的铁锤，罪恶之锤在心灵苦难的燧石上敲击出的自由和正义的灵感之火，将以中国文化复兴的名义，点燃一个重新理解自由与正义的精神时代；心灵的苦难已经成为属于中国唯一的精神财富，只有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才能使心灵的苦难，升华为表述自由与正义的真理。
中国文化精神是被西方文化的近现代大潮所淹没。不过，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却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书写理由。
古希腊文明的民主、共和、理性和法治意识，乃是属于西方文化的真理的遗嘱。其后，基督教以自己开创期所承受的悲惨命运诉说了一个箴言：凡将主宰历史者，必先淌过自己的血海。可悲之处则在于，基督教用信徒的血换来的不是自由的真理，而是撕毁古希腊文明的“真理遗嘱”的神权政治。命运就是文化。基督教的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命运，形成了成熟的西方极权文化传统。
在极权主义造就的中世纪黑暗达到极致之时，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创造了另一次黎明。之后，西方极权主义又通过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复活，并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发展到巅峰，成为同源于古希腊文明的现代民主政治对峙的政治存在。
中国文化败于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死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对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殖民统治。在极权与民主的对峙中，极权表述罪恶，民主表述真理。遗憾的是，罪恶可以达到极致，真理却不能达到完美。经过数百年充分表述之后，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复兴所提供的精神价值，也呈现出重大的缺陷，并将人类推入精神危机期。与之同时，属于中国的自由心灵，以刻骨铭心的痛苦理解了西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是，在挣脱极权主义精神殖民地命运的过程中，中国却不能从西方文化的另一源流，即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发展逻辑中，找到全部真理。因为，上述逻辑也处于充分展现之后的精神危机之中——花朵盛放之后开始枯萎了。所以，如果相信自由必胜，而且相信自由首先是一种文化命运，那么，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必定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之路；需要通过对自由的再理解摆脱自身精神危机的西方文化，没有能力为中国的自由提供全部价值基础。
极权主义暴政之下的中国心灵苦难，不仅凝聚着对自由和正义的深刻理解和炽烈苦恋，而且是对一个辉煌文学时代的预言。我不知道，没有心灵的苦难是否还有文学，但是我知道，迄今为止，心灵的苦难是高贵文学的永恒主题。
悲愤之中出诗人，心灵的苦难则是辉煌史诗的故乡。中国所经历的旷古绝今的现代心灵苦难，则为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横空出世作好了主题准备。有必要再次说明——心灵的苦难已经是残留在中国命运中的唯一的精神财富，中国的诗人和哲人因此必须承担起一项天职：用审美激情之火，将中国的心灵苦难熔铸成自由的史诗和生命的哲理。如果不能通过诗人和哲人的笔升华为精神价值，中国的苦难就将同时间一起湮灭。
命运是公正的——她让中国承受人类万年的痛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心灵苦难，同时也把复兴绝世的文学之美的希望交给中国。但是如果诗人和哲人辜负了这漫天蔽日的心灵苦难，中国的文化精神将万劫不复。中国诗人和哲人，你们听到了命运的呼唤吗。
生命的本质在于审美意志；从心灵中涌现的审美激情，构成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文学，是情感的诗化，是真理的诗的形式，是思想的美学存在——文学便是关于审美的学问。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历史命运，文学都成为文化精神最重要的承载形式；文化范畴之内万河争流，而最终都归结为生命的审美意志。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意味着哲学、史学、法学、文学等诸多文化形式的全面崛起，不过，我相信，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化复兴最壮丽的波涛。这既是因为风华绝代的诗意之美曾经构成古中国文化精神之魂，也是因为中国心灵的苦难在以响彻漫漫长夜的悲哭，呼唤文学之美为其作精神价值的加冕。
中国文化复兴意味着大艰难；承担复兴中国文化的责任，便是选择了大艰难的命运。艰难之处在于，中国人已经丧失文化的祖国，心灵的家园已经沦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殖民地，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精神亡国奴群体；艰难之处在于，自由思想者和写作者即使流亡天涯海角，也时时感觉到中共暴政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迫害；艰难之处在于，西方文化已经习惯轻蔑地斜视连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都诅咒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命运只是西方文化考古猎奇的对象，而不是现实的关切；艰难之处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背叛了文化的祖国——诗人背叛真实的情感，哲人背叛真实的心灵，史者背叛真实的历史，法人背叛社会正义，他们追随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节律，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灭绝，作欢歌醉舞。
复兴中国文化艰难得可以将铁石之心磨碎，可以在白骨上刻出殷红的痛苦。承担复兴中国文化的天职，就意味着踏上在凄风苦雨中蜿蜒的孤独、寂寞的命运之路；为复兴中国文化创造的每一项精神价值，都是黑牢铁窗下或者思想迫害中的野花。但是，透过重重艰难，历史却看到，在布满血锈的极权政治铁幕下，甚至在黑牢里，在苦役之中，在流亡的路上，仍然有一个个奋笔疾书的背影——中国文化精神不死，就因为有这些自由的孤独者和寂寞者在；他们在书写中国文化精神复兴的希望；他们正创造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
命运的艰难会吓坏庸人。于是，有文人以俗物的狭隘胸襟和伪先知的专断宣称：现代中国无文化大师，也不可能出现文化大师。然而，这种断言不过是西方文化崇拜和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此类文人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大师的才华与自信，便以否定中国文化大师的概念，来肯定自己平庸的生存价值。
黑格尔说，奴仆眼中无英雄。我说，庸人眼中无大师；白痴眼中无智者；无赖眼中无圣徒；市井鄙夫的眼中和心中，都无华美之文。殊不知，古有明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自由的名义复兴中国文化的艰难，乃是雕刻中国文化大师群像的斧与凿。在血泪丰饶的孤独与寂寞中，中国的自由写作者正书写对自由的苦恋和文化祖国的忠诚。属于他们心灵的审美激情将点燃历史；他们创造的关于自由与正义的真理和诗意将感动人类。
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历史的深情回顾中，最艰难者，最辉煌；孤独与寂寞的写作之巅，正是中国文化大师的荣耀栖息之处。
八、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原则
人类历史本质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文化史，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意志化的精神形态。当前，人类又一次进入精神危机期；精神危机正是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之源。
一叶知秋，而现在已是万木萧萧——太多迹象表明，哲学的危机正演进为现实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开始现象化为人类生活的全面危机。世界面临激烈动荡的命运，人类将迎来一个大争之世。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前途都将由这次全面危机的进程和结果来决定。
大争之世属于英雄史诗的时代。我渴望，我呼唤：值此大争之时，中国能够为人类解决精神危机和现实危机，作出不可取代的精神贡献，重返历史之巅。以击碎西方极权主义的精神、文化殖民地命运为政治内容，以中国文化复兴为精神内容——中国的现代崛起将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经典史诗。
史诗必有自己的美学形式，中国的文化复兴也应当有其精神原则。精神原则必非束缚思想的枷锁，而是来自命运的天启。现对中国文化复兴应当遵循的几项最基本的精神原则讨论如下。
（一）对中国文化传统作严峻反思的原则。
中共暴政的历史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真理，灭绝中国文化精神，将中国变成西方极权主义精神、文化和政治殖民地的过程。因此，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专制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精神，是背叛文化祖国的中国文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栽赃陷害。不过，以鸦片战争之败为象征的中国近代衰落，却必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者，不配成为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巨匠。因为，中国文化复兴是英雄的事业，而唯独英雄才有勇气正视民族文化衰落的原因。
我们同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的区别，可一言以明之：他们裸露中国文化的历史伤痕，是为了证明他们背叛心灵的家园，作精神乞丐的合理性；我们审视中国文化的缺憾，是为了重建精神的家园，复兴文化的祖国。
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文化原因，至少有下列三项。
其一，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天下的特权政治文化。
此种政治文化之下，公器私有，公权私属。国家权力一旦失去公益性的保障，社会正义就找不到政治基础；国家权力的渊源被一个家族垄断，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就由于丧失政治权利而不再对社会负责。一个缺乏社会正义的历史命运，虽历千年也必衰落。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拥有锐利而明确的民权理念，但家天下却是漫长的政治实践的历史。民权凋敝，公权私有的政治体制，以及这种政治体制维系的伦理道德，是孕育奴性人格的文化母体。人格的堕落必然导致命运的衰落，民族人格在一定程度上的奴性化，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生命原因。或许正是此种人格的奴性因素催生出近现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以及作精神乞丐的时尚。因为，背叛与寻找新的主宰，乃是奴性的逻辑。
其二，道德法律化，道德获得国家强制力的权威。
人性有善恶，故用道德教化以扬善念，用律法强制以止恶性。恶性必用国家权力以法律的名义禁止，否则，世无正义，强必凌弱，众必暴寡；善念善行则应享有道德的荣耀，否则，社会将只崇拜权力，不相信精神。
法律是国家强制，道德是心灵感召。恶性必用国家强制力才能制止，但是，却不应当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为善，特别是不能以国家权力迫使人全面道德化。人不可能尽善，用国家权力强迫人全面道德化，就是在强迫人去作他无法作到的事。道德理性如果获得法律的权威，势必由心灵的导师异化为暴君。
人不可能尽善，法律又强迫人道德化——处此困境如何解脱？为了免受法律惩罚，解脱的方法只有一途，即伪善，以欺骗法律。伪善者其祸大于明恶。在道德法律化的长期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人格逐渐伪善化。而迫使人不得不伪善的法律文化，其衰落正是命运的惩罚。
一句“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从神权政治的黑暗中挽救了基督教的命运。现在，对道德法律化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应说一句：让道德引导心灵，让法律引导行为。
其三，对自然理性到科学理性的轻视。
我们已经讨论过，自然理性到科学理性的飞跃并不能增加人类的幸福指数，也没有能力给人以终极安慰，但科学理性却能使生命在物质的意义上强大。忽视自然理性和科学理性，正是中国近代衰落的重大原因之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也表明，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主导人类的历史。命运不能仅仅靠精神魅力去感动，也要靠强大的物质力量去征服。因此，从对于科学理性的深刻理解中获得维护现实生存权的物质能力，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要求。在实现了社会正义的政治文化之下，凭中国人天纵的聪慧，摘取科学理性的桂冠可以如探囊取物。
（二）创造意志主导的原则。
时间没有回归之路，历史也没有。任何历史命运的复兴实际都由创造性意志主导。伟大的命运是心灵的涌现，伟大的历史是创造意志的结果。创造性意志凋残的时代，“万古长如夜”；用创造性意志点燃历史，才能熔铸出属于未来的真理。
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不可能踏上文化复兴之路；只在历史的废墟间寻找昨天的落日，最后只能找到失望。中国文化复兴必须以创造意志为主导。人类的精神危机和面临的命运挑战，为创造意志提供了坐标；中国文化复兴是超越历史宿命的精神创造过程，创造的目的在于引导人类走出精神危机。
中国文化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激情的全面复兴，而不只是某一个学派的复兴，更不是重建某一个学派对中国人的精神束缚，即便曾被皇权奉为国学的儒学，在中国文化复兴中也没有任何特权。
儒学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源远流长；儒学之后，中国文化百家争鸣。儒学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单独概括中国文化精神。儒学靠皇权的千般怜爱成为王官之学，成为国学，乃是中国文化的千年耻辱，而不是荣耀——真理从不屑于将自己的命运同强权联结在一起；真理从不取悦于强权。
（三）道德复兴的原则。
精神危机必定表现为人格危机；人格危机则必然成为精神危机的结果。所谓人格危机，根本上是道德危机。中国正处于人格危机之中。
在西方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殖民统治之下，中国的民族人格早已奴性化、谎言化和物欲化。而自称遵奉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中国文人，又以精神乞丐的卑贱和文化氓流的浅薄，将本来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解读为证明私欲至上，否定利他主义道德的证词。
在奴性化中卑贱，在谎言化中伪善，在物欲化中粗俗，在私欲至上中无耻——现代中国的民族人格堕落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腐烂的人格不配承载辉煌的文化命运。因此，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同时也成为道德复兴运动，以重建生命的高贵感和神圣感。
人是文化的起点和终点；同特定文化相关的人格状态，是考察这种文化的基本标志之一。高贵的人格必定源于高贵的文化；腐烂的人格一定能在特定的文化中找到腐烂的原因。文化创造人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定以创造属于自由人的美丽、高贵的道德人格，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自由的人格本就是最具魅力的史诗和哲理。
（四）自由原则。
中国文化精神死于心灵自由被剥夺。中共暴政实施的绝对思想控制，是埋葬中国文化精神的铁棺；西方极权文化意识，则是刻在铁棺上的死咒。只有击碎铁棺和死咒，中国文化精神才可能走出死境绝地。
自由，是中国文化复兴之魂。这不仅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的宗旨应当成为精神原则，而且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自始自终保持自由的基本品质，即精神形态的多样性。
中国文化复兴的范畴内，任何精神形态都有生存权，只要他尊重别人的生存权；任何精神形态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否定其它精神形态的生存权，他就首先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权；任何追求成为中国唯一的精神形态的努力，都将被视为自由的死敌，因为，在精神多样性死去的地方，心灵的自由已经首先死去。
中国文化复兴拒绝国教和国学的概念。任何精神形态都只能凭借其真理的美感魅惑人，召唤人，而不得用强权迫使人接受。精神形态与强权结成铁血同盟，实施心灵专制——这种政教合一式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复活，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灭绝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思想如百花盛放、如百鸟齐鸣的精神庆典时代。那个时代不仅涌现出丰饶如海的思想成果，而且确立了精神形态多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建立国学或者某一种精神形态独尊地位的努力，但是，精神形态多样性的文化传统却一直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在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殖民地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那样的铁幕般的绝对心灵专制。
中国文化复兴与复兴精神形态多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是同一首史诗；重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庆典时代，就是重建自由人的文化祖国，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
结语：献祭者的情怀
拯救生命与心灵属于献祭者的事业。拯救文化命运也是如此。而献祭者必须用苦难证明真诚。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一个超凡脱俗的献祭者群体，他们要用苦难命运中的写作，证明对自由和心灵故乡的忠诚。
雷电之火或许可以点燃千年的死灰，文化精神却难于感动在奴性谎言和物欲中腐烂的中国人的心灵。但是，为复兴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大师必须用真理的魅力和诗意之美，感动腐烂的心。
拯救背叛精神的生命，拯救人的心灵，是大悲悯，也是一切宗教的神圣感的源流。复兴中国文化本质上意味着以自由为上帝的精神信仰运动。她所要拯救的是一个有万年历史的文化命运——文化就是心灵。
中国需要自由的拯救，人类却必须拯救自由。因此，只有同时完成自由对中国的拯救和人类精神对自由的拯救这两项历史进程，中国文化复兴才能成为时代的主题。显然，同时完成两个超越时间范畴的命运难题，是真正的艰难之所在。不过，艰难正是希望之源；击碎艰难，希望就会成为现实。但希望到现实之路，要有英雄来引导。因此，献祭者必须同时是英雄。
为重建文化的祖国和心灵的故乡而在终生的寂寞、孤独之中自由写作的诗人和哲人，都有终身苦修的精神圣徒的情怀，都有献祭者的高贵，也都有英雄的人格。他们正在拉开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之幕。或许，他们最终无法感动腐烂的心，但他们生命中燃烧的圣洁的苦难，却必定能给心灵死去之后的黑暗时代，留下关于真理和诗意之美的遗嘱。
百代生命皆如梦幻，万年时间都是虚无；真实的，唯有真理与美的献祭者对自由的苦恋。精神内涵丰饶的命运都会刻下历史的痕迹，这一代中国文化大师在历史中刻出的痕迹，将是献祭者的背影，苦修者的足印和英雄人格的史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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