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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陆许多中国人以当“快乐的猪”为最高理想，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宿命；或者说，这有“文化即命运”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已故作家王晓波先生曾著文论及东西方文化差异，他认为西方重物质而中国重精神。他的观点笔者没有太搞懂，对他的结论颇感迷惑。笔者自忖：是否因为西方人重视物质生活的舒适便利，中国人有“精神胜利”的怪僻，才有如此之推论？但欧美民族自古以来宗教情绪很浓，文化普及，所以有重视内心生活的传统。他们非常执着于普世价值和终极意义，他们认真对待宗教和道德；特别是把诚信作为人格尊严的核心，他们毫不含糊。中国没有宗教——，所谓本土宗教的道教，是一个巫术成分甚多而理论形态发育不良的准宗教，追求“长生不老”以及所谓“神仙术”、“养生术”、“房中术”是道教的主要内容。中国民族深受压迫，文化很低，所以极少内心生活，精神麻木，对子女玉帛的向往，乃是国民的全部心思。“父做高官子状元，绕家千顷尽良田；鱼池花果样样有，娇妻美妾个个贤；雕梁画栋龙凤间，仓库积聚尽金钱；天长地久人不老，富贵荣华万万年。”这首古代打油诗，淋漓尽致地把中国人的现世主义的人生观和盘托出。中国人固然讲道德文章，但多半是停留在口号上，并不认真实行。中国人的人生目的是享受物质，乃是不争之事实。鲁迅曾多次指出中国人只有兽性的欲望而没有“主义”，这是一大国民劣根性，似乎很少有人对此表示质疑。王晓波先生为何张冠李戴呢？笔者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人没有理想、只有欲望的国民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甚至许多外国人也发现中国人是精神跛脚鸭，例如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论中国说：“亲自看见长城所经过的地方，看看险峻的群山，峭壁和深涧，是值得为这庞大的建筑惊叹万分的；但是，北方野蛮人的逼攻并没有被这个人工障碍物所粉碎，因为城墙那边的中国没有另一种和更坚固的防御——即人民本身的精神力量”。并非中国民族生来就是低劣民族，而是严酷的等级和专制制度、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高压统治漫长达几千年，人民本身的精神力量几乎已经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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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古代，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沉溺于“兽性欲望的满足”。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儒家学说的精华乃是人类智慧宝藏。儒学精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精神命脉，它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劳动人民的美好精神品德，因而世代相传，绵绵不绝。
尽管儒家道德的糟粕因为有帝王专制制度的推波助澜而使中华民族蒙受悲剧命运，但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始终没有断脉，除了源于中国人所特有的土地情结，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的求生本能所形成的生命力之外，更在于儒学精华的维系，例如孔孟圣人的一些言论所蕴涵的入世思想、民本思想，为仁思想等等对社会精英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还有儒家“忠义”道德铸就了历代朝野民间仁人志士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生求义的精神，虽然历史上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并献身于社会改革的正直之士并不很多，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悲剧命运，然而他们的身影却能够一代又一代接连不断地出现，他们是民族脊梁。
然而共产党执政以后，全面彻底地毁灭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而以封建传统文化的糟粕强化共产极权政治体制和文化专制，使中华民族精神命脉几近于断根，尤其是毛泽东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简直是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催命符。文革中被共产党处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临死前夕，曾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他说：“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事实正是如此。
例如，人应该有敬畏，从而使自己有所约束，这是人的精神需求之一。在古代儒学体系里，天地君亲师是全民敬畏的对象，但这些却被共产党的“兴无灭资”、“破四旧”等等运动彻底铲除了。在现代社会，信仰、价值、情义、良心、审美、真理、人格、道德，都是约束人心的精神力量，二十世纪的很多中国人都被这些美好的精神所吸引，所感召，然而这一切都被共产党的文革彻底扫荡了。共产党令人民敬畏权势，但这不是精神力量，而是利益所在；是共产党对人民实行镇压和欺骗以保障它的特权利益而产生的恐怖效应。因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正是利益。正由于此，人民对共产党的极权在敬畏的同时，是深恶痛绝和敌视鄙视。
当文革终于成为过去之后，共产党却拒绝向民族、向历史谢罪，而是以不惜代价地发展经济、号召民众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来转移人民对它的罪恶的问责。在经济飞速发展、道德堤坝无形崩溃而社会财富滚滚流向权贵手中的背景下，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特权和官本位观念（即天下万事万物，无不有贵贱等级之分；掌握财富和享受利益的多少，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等级的高低）愈加深入人心、倍加强化炽盛，官权如脱缰之马，腐败不可遏制。于是光怪陆离的消费品奢侈品，五花八门的垃圾文化，种种玩物丧志的生活方式的全面登陆，立刻分散了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结果造成腐败毫无顾忌地泛滥，道德沦丧、人性堕落、信仰崩溃、价值错位。“快乐的猪”应社会潮流而来，历史无法抵挡。可以说，从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是中国人的灵魂在血水里浸泡过一道之后，又被放进碱水里浸泡。中华民族所受的灾难，莫此为甚。
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道德沦丧的人，然而在中国今日社会，尤其是在官场、商场和知识界，寡廉鲜耻的规模和程度，为古人和外国人匪夷所思。生活其中，真不知是世界末日来临，还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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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今日中国人争当“快乐的猪”有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而共产党的统治，党文化的洗脑，更使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遭受雪上加霜的荼毒，可以说这是今日中国人争当“快乐的猪”的政治原因。同时还要看到，如今的共产党允许中国人在物欲领域施展手脚，但是人生更大的空间则被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隔绝，那是四堵高墙，中国人不得逾越。四堵高墙之内，声色犬马，金钱美女，任人拼搏。而自由价值观，民主制度，谁也不得窥探。这四堵高墙还在越垒越高，因为共产党惧怕历史真相大白，害怕人民知道它的历史之后，会对它兴师问罪。共产党要人民遗忘历史。为了钳制言论，封锁信息，它不知投入了多少财力物力。公元四世纪的米兰主教安布罗斯说：“没有比腐蚀心灵、束缚意识更可恶的事了。”但是共产党最热衷于此道，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垄断权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共产党拒绝人民分享权力，为了维持自己垄断权力享受特权利益的地位，它一要防止人民知道它的过去，二要让老百姓继续相信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的鬼话，为此目的，它拼命控制舆论，宣传谎言，垄断公众话语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多数中国人只好面对物质生活“闷声发财”。然而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发财致富”虽然似乎只有一尺之遥、令人垂涎三尺、可就是永远不能得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财富落进权力者的腰包；问题在于不可能有公平竞争，权力是注定的赢家。在物质生活领域里，共产党的禁忌和限制正在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自己正在越来越贪婪。
一方面，已经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共产党出于它的自私动机，在因势利导中国人走进物质主义的泥潭；于是引诱国民追求声色犬马，创造欲海横流的时代，是它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既然民主自由价值观被共产党断然否定，自古以来只有兽性欲望、没有“主义”传统的中国人也乐于认同今日的共产党：一切向钱看，当“快乐的猪”。共产党提出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那就是一面花里胡哨的号召国民做“快乐的猪”的令旗，也着实让许多国民着迷。
现在可以这样概括：在漫长的封建帝王专制统治时代，中国老百姓如鲁迅所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在共产党极权时代，毛泽东视老百姓为砖瓦和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毛之后是鼓励老百姓做“快乐的猪”。中国人从未得到“人”的地位，乃是一以惯之的，而现实是传统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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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人争当“快乐的猪”也有经济原因。九十年代，在付出生态恶化、资源枯竭、腐败蔓延、道德崩溃的高昂代价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TP惊人地增长，社会财富空前积累；同时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社会财富的迅猛激增，为人提供享受物质生活的方式和奢侈品的种类如原子裂变似的不断花样翻新。滚滚红尘，花花世界，吸引人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遂成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当年毛式一穷二白贫困饥饿禁欲的社会主义，使国民对物质的欲求长期压抑在潜意识里，一旦“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开放经济而政治体制改革原地不动，于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故事就又上演了：禁锢在小瓶里沉埋在海底的魔鬼，被渔夫无意中打捞出来又好奇地打开了瓶盖，结果魔鬼一蹿而出，现出庞然大物的原形，再想把它收服，已不可能。
本来生产力大解放经济迅速腾飞使全体国民对物质生活的改善产生强烈渴望，那也无可厚非；然而由于信仰的严重缺失、乌托邦理想的自动瓦解、道德的彻底崩坏和价值的极端错乱，结果经济火爆和社会财富激增导致华夏大地出现人心失控、物欲横流的可怕景象。往昔穷奢极欲的帝王，也未必胜过今日的权贵和富豪。缺乏精神信仰而对财富长期饥渴的中国人，一旦经济奇迹出现而主旋律号召发家致富，有权者怎能不狮子大张口、长鲸吸百川？普通民众怎能不争先恐后地当“快乐的猪”？
财富一旦同愚昧联姻，其对社会的破坏力将是无与伦比的。经济崛起把人民驱赶进争当“快乐的猪”的沟壑，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民族坠入“快乐的猪”的渊薮，它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对此，恐怕最乐观的政治家也会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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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人争当“快乐的猪”也还有现实原因。人口激增，就业艰难，经济失衡，生存压力迫使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全副身心地应付饭碗问题，一旦饭碗有了着落，特权势力和暴富阔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顺理成章的追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快乐的猪”自然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当小有财力或骤然暴富后，他们马上及时行乐，超前消费，无非是声色犬马，子女玉帛。因为共产党给他们创造的时代只能使他们如此。要让他们聆听帕斯卡儿的“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最崇高的欢乐就在于思想”、茨威格的“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这些理念对今日中国青年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海外奇谈。
共产党在消灭了传统道德、禁锢了现代理念之后，对民众、尤其是对青年也提出了一些他们侥幸希望有号召力、有吸引力的精神思想，试图凝聚人心。毛泽东有“老三篇”，邓小平有“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有“三讲”，胡锦涛有“八荣八耻”；然而种种的哗众取宠的精神文明建设，最后都变成苍白而脆弱的宣传。正如学者指出的，这类宣传只不过造就了彻底伪化的道德说教和最野蛮的利己主义同时存在的局面。道德宣传一方面成为党组织、企业与个人的包装，另一方面成为大众鄙夷的对象。人们一方面主张毫不宽容的道德完善，另一方面以彻底的投机精神看待萌芽中的市场交易活动，对契约毫无尊重甚至玩弄社会公正概念。社会的败坏，民族精神的堕落，莫此为甚。
近年来共产党或明或暗地鼓噪民族主义，想以此来收拾人心。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的那些画面，就很能说明问题。然而民族主义是一种粗鄙的东西，可以说它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因为民族主义是竭力使本民族保持优势，在满足自己利益时不考虑、甚至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只会激起另一些人的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十分危险，特别是如果它控制了青年一代的意识。这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和令人丧失理智的情感。在今日中国，民众因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对社会有种种的不满，但没有任何渠道合法表达，因而在潜意识里形成难以排解的郁闷，一旦共产党鼓励和煽动民族主义，以为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用以救世，谁能保证民众的郁闷不借机倾泻而出、造成共产党始料不及的结果？事实上，他们的实用主义已经多次使自己陷于窘境。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灰飞烟灭之后，黔驴技穷的共产党为了控制人民的精神，捡拾民族主义作为旗帜，可见共产党的饥不择食、不惜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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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腐败向深度和广度蔓延，争当“快乐的猪”已然成了中国人的自觉选择。在今日中国，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只要自己日子过得快乐，那么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的种种黑暗丑恶现象，完全可以不必关心，可以视而不见。那些还眷顾社会正义的人，不仅不被尊重，而且遭到耻笑，陷于孤独。人们对强权俯首帖耳，对弱势群体冷若冰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油瓶跌到不扶，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天长日久，人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习非成是了。分明是“快乐的猪”，却自以为是最有体面的人，这真是今日中国人的大悲哀啊！
抛弃了革命幻想的中国人现在都变成了现世主义者，大家在物欲横流的沼泽地里享受着快乐，然而，失去了对社会正义热烈维护的激情，失去了对美好心灵信仰的执着追求，失去了对普世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探究，失去了康德所说的“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他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美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那样的话，人怎么能自以为是高于动物的社会存在？怎么能感受到因为拥有尊严、人格、道义、情操、良知、信念而产生的人的高贵？没有这些，人活着只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即使衣食无虞、日夜纵情声色，充其量也是“快乐的猪”。人活到这地步，生活在一个没有正义、虚假无处不在的社会，人会得到真实的快乐么？
有一部当代小说《沧浪之水》，写出了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变为“猪人”“狗人”的全过程。既写了一些人在变化过程中灵魂的挣扎，和更多的人在变化时的得心应手，也写出了这种“猪狗”化的社会必然性。《沧浪之水》反映了今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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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猪”以没有信仰为特点。哲人说，没有信仰的人，我们只能在他的两眼里看到贪婪、卑怯、谄媚、凶狠。这是确实的，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笔者相信，善良仍埋藏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只是被灰垢深深污染，被党文化扭曲荼毒；要它再度放射美丽光彩，还有待时日——当中国的黎民百姓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时候。
马丁·路德·金有言：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的殷实，也不取决于它的城堡的坚固，或是公共设施的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中国有骄人的经济腾飞，有载人飞船，有原子弹，但是却没有道德，没有“真正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这是中国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真正的尊重的原因。有人说，公共场所最能表现人的素质，在海外许多地方的公共场所，中国人的形象是糟糕的——谁都知道，能去海外考察观光的，乃是中国有档次的人，他们是有资格代表中国人的整体风貌的。说他们的言谈举止有如“快乐的猪”，恐怕并不是辱没中国人。
“快乐的猪”以物质享受为人生的一切，它蔑视精神。而历史昭示，重义轻利固然迂腐，但轻义重利、甚至只求蝇头小利，只能亡国。甘地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一个败坏的社会一旦物质替代了精神，甚至鄙视精神的时候，最大的历史悲剧——哀莫大于心死——也就上演了。那就是“有政治而没有原则，有财富而没有勤奋，有商贸而没有道德，有娱乐而没有良心，有教育而没有品德，有科学而没有人性，有崇拜而没有献身”。这不正是指今日中国的现状么？
今日中国社会，到处是“快乐的猪”，这被宣传为是太平盛世景象。然而，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正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最大的历史悲剧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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