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区（具体地址隐去）有一座国家大型水库，兴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建设水库动员了当地社会全部的力量，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使这个本来就贫困的丘陵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愈加穷途末路。因为经济的滞后，使群众交农业税也成了困难，再加上有些地方官员滥加摊派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拮据。每年政府的第一次征税，老百姓都能很好的缴纳，如果有第二次摊牌也会比较顺利的征收。但是如果有第三次，老百姓不但不会拿钱，而且会用锋利的尖刀伺候收税人员，大规模的群体抗税事件也因此而发生。从顺从的缴税到暴力抗税，从零到爆发，中间没有任何过度，抗争，博弈。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新闻，发生在云南7-19警民冲突事件。事件致使两人死，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车被砸毁。事件的根源在于胶农和企业以及政府之间长期的经济利益纠纷。当地的盛产橡胶，近年来天然橡胶持续走俏国际市场，橡胶的价格不断攀升，但是与胶农签订了购销合同的企业，却不根据橡胶的市场价格调动收购价格。这个状况在当地存在了几年，政府一直在袒护企业一方。民怨持续在底层发酵，终于酿成了7月19号的重大警民冲突。
这中间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民众的利益长期被侵犯，权益一直被压制，但是爆发大的冲突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件，总是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因为这其中存在这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而且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在中国广泛存在，形成了一种生态，一种文化。民众在遭受权益侵害的初期，因为各种原因不容易聚集大规模的民气，在权益被持续侵犯，令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人都变得再也忍无可忍，再也找不到继续沉默的理由的时候，大规模的抗争维权运动才会爆发，这是这一种连锁反应，爆炸效应，也是一种跟风而上的运动。大多数人漠视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往往会泯灭其他有心抗争的人争取权利的信心。只有在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打破沉默，勇敢的站出来之后，事情才会有所改观。
这个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我认为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
得过且过的国人心态。这可以从中国的文化生态中找到原因。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中国有一种文化是对权利的迷信，具体表现为崇上媚权和耻下笑贫。如果权利是被公权力或者是数倍实力于自己的势利所侵犯，在中国对于这种侵犯保持默然态度是非常盛行的，假使有人打破这种默然以己之力去反抗侵犯，这种人会被人视为傻子。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旁观者，更是标准的沉默大多数。在中国对其他人遭受不公正待遇，鲜有人会出来主持公道，声援受害者。每每有人因为自身的权益受侵害时，为引起他人关注，不惜采取极端如跳河自焚等手段。但是这些人对待其他人的权益受害时，也鲜有人出来坚持正义。广泛的漠视和纵容，为广泛的侵犯民众权益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土壤。比如某个地方的黑帮势利长期盘踞，当地居民每每能达成黑势力愿望，再比如某个地方一项非法的税收被长期摊牌，当地政府却能每每顺利收缴。中国人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首先需要国人自己打破自己得过且过的心理状态。
行政权利对维权发起人的压制。 在中国发生的民众维权事件屡屡被行政权力量强行压制，政府为了避免维权事件所引发的负面反弹，为了稳控社会环境，屡屡对维权活动的发起人动用一切手段，迫使其放弃维权活动，这种现象被某些人形象的称为“斩首行动”。在媒体报道不通畅，行政权利不受监督的大环境下，这些维权运动的发起人很难去突破行政力量的压制，如果维权活动的发起人放弃维权，这些维权中流砥柱的撤离，会造成维权活动群龙无首，维权活动最后会难免无疾而终的命运。如果维权运动的发起人不向政府妥协坚持维权，那么很容易被地方的官员动用非法手段使其失去自由。维权活动发起人的失去自由，对普通维权参与者是一种很强烈的威慑。这是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维权活动的参与者难免会作鸟兽散，集体放弃维权。
种种原因造成中国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沉默群体。这个沉默大多数的存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滞作用。试想一个对自己和他人被侵权，而集体保持沉默的民族，怎么能成为一个争取自由公正等公民权利的载体？在一个沉默大多数构成的社会中，公权力的徇私和舞弊会更容易的推行。在没有相当的势利与利益侵犯者去抗衡的基础下，会造成利益持续被肆无忌惮的侵犯。只有民众能集体的打破沉默，集体的依法去维护自己权利，集体的不放弃权利，才能推动权利维护运动的发展，达成一个没有权利被公然侵犯而无法维护的和谐社会。但是民众集体打破沉默的过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人共同努力，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为民众集体放弃沉默而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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