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对自己经过的往事娓娓道来，而我欲将他所述的那段经历付诸文字时，他却犹豫了，他被当年所遭遇的厄运吓怕了，所以，不愿在文字中提及他的真实姓名，那就只好在文中用“老黄”来代替他了。
上次见到老黄已是将近30年前了，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劳改营给他留下了太多的印记。那时的他虽然不足40岁，但却显得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完全失去了当年曾经有过的精气神了，哪里还有帅哥的影子。那不仅仅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更是政治造就的厄运而在脸上留下的伤痕，其实，内心的伤痕是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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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年轻时意气风发，中学时代可谓人生得意，他学习成绩优异，每次期中、期末考试，他的成绩在全年级近300名同学中总是排在前几名。而每次考试来临时其它同学大都忙于复习功课，准备迎考，以便获得一个好的成绩，而他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看小说，那股潇洒劲是大多数同学所没有的。
那是1950年代，苏联被称为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出版的也特别多，他也喜欢读苏联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他读过的苏联文学作品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字，诸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啦，还有《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磨刀石农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童年》、《母亲》等等。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文学社团，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切磋。有一年学校组织作文征文竞赛，他还获得了头等奖，奖品即是一本苏联小说。
他不仅学习成绩好，思想也挺“进步”。他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家住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农村。大概因为他“根正苗红”吧，一直深得学校党组织的重视，中学时代一直在班上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次晚饭后他正在校园中走动，突然碰到喝得醉醺醺的学校党支部书记，那位面红耳赤的书记突然问他：“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他嗫嚅着说：“我自己条件不够。”而党支部书记却语气坚定地说：“你赶快把申请书写好交来！”
他对那位学校党支部书记一直印象不好，那位书记是从农村调来的泥腿子，原来大概是一位乡的党委书记吧。调到这所县城的百年老校的中学之后，他就从原先的党委书记变成了党支部书记，这令他颇不开心，好像被贬了一样。然而，他认为自己就是学校的太上皇，校长及学校的所有人员都应处于它的管辖之下。而学校的事情可没有农村那么简单，很多事情他根本不懂，但仍要不懂装懂，好像学校的所有事都必须由他做主。平时到处发号施令，表现得特别张狂，不光经常训斥学生，训斥老师也是家常便饭，而在学校大会上作起报告来往往牛头不对马嘴，闹出很多笑话。
然而，面对党支部书记要他写入党申请书的“命令”，他不得不认真对待，何况争取入党正是争取进步的表示。于是，他很快交上了入党申请书。没过多久，他的申请即被批准，即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学校中极少数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入党后他倒也真心实意地准备接受党的指挥，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从那时起在他的内心深处确实也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虽然他并不清楚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只是懵懵懂懂听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个无比美妙的社会，到那时社会上的各种人都能够“各取所需”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剥削压迫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考入大学后，接受了更多的思想灌输，报纸上在进行专题讨论，题目就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压倒性的意见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准再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要更加关心政治斗争的事。当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来时他甚至没有经过自己思想的考虑就投入到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去了，跟着高喊反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口号，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而有些右派分子就是他的老师，他还庆幸自己与右派老师划清了界限。反右斗争结束时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受到系里党总支的表扬。那时他真是春风得意。
他记得1958年大跃进来临时，全国一片轰轰烈烈，欣欣向荣的景象。8月里农村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没有多久即在毛主席的号召以及党中央决议的指引下，全国农村迅速实现了公社化。其后农村又以生产队为单位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中国在老毛的指挥下急行军式地向共产主义迈进了。而当秋收来临时，全国更是一片欢腾，各个省都有高产卫星放出。一次他在本省的党报上看到一幅照片，一群孩子坐在农田里即将收割的稻穗上，喜气洋洋地对着摄影镜头在欢笑。既然稻穗那么密集，那当然意味着那块田地的稻谷亩产将要放出高产卫星了。不久，亩产3000斤、亩产5000斤、亩产1万斤，甚至亩产10万斤的高产卫星一个个都放出来了。他当时有些怀疑，但又觉得都是党报报道的，而且一些科学家，甚至包括钱学森都给出科学的解释，说是有可能达到那么高的亩产量，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他也就将信将疑地相信那些高产卫星了。
后来又出现了全国“超英赶美”的热浪，第一个重头戏就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老毛号召全国人民在那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把全国的钢产量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于是，那年9月他也和全校同学一样不再上课，而是积极相应党的号召，迅速奔赴山区去挖铁矿了。什么铁矿呀，就是裸露在半山腰的厚约十几公分的铁矿层斜插在山崖上，同学们到了驻地就抡起铁镐、榔头从山峦上挖出铁矿石来。与此同时，他看到农村中的农民也不再从事正常的农田营生了，也被动员来大炼钢铁。到了深秋时节，他看到田间成熟的秋庄稼无人收割，白白烂在田地里，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很心疼，但他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
转眼到了1959年，形势可就没那么乐观了，听说党内出了不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那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揭露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但他搞不清楚，究竟谁是对的？
到了59年的下学期形势更为紧张，原来在学生食堂吃饭是交了一个月的伙食费而敞开肚皮吃的，每天下课后同学们奔向食堂，凑够十个人就可围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了，没有定量限制。然而，到了59年下学期开学后每个饭桌送来固定的一盆饭，由大家分着吃了，开始时女同学还少吃些，饭量大的男同学就可以多吃些。但由于肉食越来越少，大家肚子里的油水也就越来越少，女同学也要吃够自己的份量了，那些饭量大的男同学就只有勒紧裤腰带了。总之，全国再也没有58年那种气势了。这又使他感到困惑，为什么吃饭变得那么困难？
而从全国来看，形势更为惨烈，到了59年底居民只能凭肉票来买猪肉了。而到了1960年整个国家可谓一片萧瑟了，那一年他毕业留校任教，成了老师。面对那样的形势他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他搞不清为什么先前的大好形势会急转之下？到了1961年整个国家更是一片暗淡，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证购买了，而肉、糖之类更是断绝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居民口粮定量开始减少，从原来的每月30斤减少为每月23斤，加之肉、蛋类等副食品的短缺，好像每天都吃不饱似的。而且，各种小道消息越传越神，不少地方的农村有人饿死了。这难道是真的吗？仅仅两年前农村实行大食堂，农民敞开肚皮吃饭，现在却出现农民食草根、树皮的惨状，更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真的不可思议呀。
他开始也没有会想到自己家乡农村会有人饿死，更不会想到自己农村的家里人也会没有饭吃，几次写信回家，家里人也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直到那年寒假他回到家乡，才知道父亲、母亲已于年前由于饥饿得了浮肿病，最后离开了人世。他痛不欲生，哭干了眼泪也无法再见到自己的父母。
寒假结束他回到学校时再也没有往日的政治热情，常常是呆在宿舍里默默想着一些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为什么城市居民的口粮标准大幅减少？为什么农民会没有粮食果腹？粮食都到哪里去了？他想起了前年全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炼钢铁，而在大炼钢铁时他看到由于农民也去大炼钢铁而使秋庄稼烂在田里。他又想起了全国农村公社化后毛主席大赞生产队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而导致的海吃海喝以及对粮食的极度浪费，等等。但四川省是个农业大省，保证农民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何况几千年来由李冰父子带领民众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旱涝保收，民众不知饥馑，这里成了誉满天下的天府之国。为什么四川省会有人饿死？他想不通这些问题，仿佛觉得党的政策出了问题。继而，想到反右派后那些被定为右派的老师生活的惨状，他更怀疑党的政策了。但这些只是他自己的想法，并未和别人交流。
转眼间到了1963年，那时整个社会好像正从饥荒中慢慢恢复过来，人们不时还会去回忆那些惨淡的日月。每个周六仍是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时间，他发现大家的发言好像不似以前那样谨小慎微了，虽然过度激烈的言词不多，但大家再也不是人云亦云了。有一次学习中大家谈到四川农村饿死人的事，从开始时的谨小慎微逐渐激烈起来。有位祖籍安徽的老师谈到他的家乡在困难时期全村人口减少了70％，另一位老师谈到在困难时期四川省在农村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进而调往中央，导致农民吃饭都成了问题。而城市人口则减少定量，弄得民众饥饿难忍。有的地方农民饿得没法，只好以观音土充饥，也有不少地方饿死了人。这使得他想到了自己父母被饿死的惨象，他突然在学习会上说，“李井泉（即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是个混蛋，拿四川的粮食送到北京，那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晋升（即李井泉后来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书记）”。就是因为他这句“李井泉是个混蛋”的言辞给他带来了大大的麻烦。
后来不知那个人向学校党委打了小报告，把那次学习会上的情况汇报上去了。接下来是系的党总支书记找他谈话，总支书记说，“有的人说农村饿死人，那是造谣污蔑，国家的困难是天灾人祸造成的。天灾就是因为59年天旱，粮食减产；人祸就是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了极大困难。而你的发言超出了范围，李井泉是党的书记，你谩骂他就是反党”。他当然不同意书记的说法，他说59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干旱，粮食少了，是因为大炼钢铁导致农民无法去收割庄稼，造成了粮食减产；而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则是错误的政策，弄得大家敞开肚皮吃饭，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李井泉调出粮食是不顾四川农民的死活，去讨好中央。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那么激烈反驳总支书记的话，正是因为他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以及和总支书记的谈话使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学校党委很快召开了全校的批判大会。他低着头站在大会主席台一侧，听着几位发言者义正严词地批判他的“反革命言论”。一个人站在主席台上不时声嘶力竭地带领大家喊口号。他当时还觉得可笑，没想到大会一结束他就被跳上主席台的两位警察带走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随后不久他即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被送往劳改营强制劳动改造。
那时他还是一个未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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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老黄从劳改营出来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了，那时他虽然年龄不足40岁，但已是两鬓白发，形容枯槁。他常说岁月不堪回首。后来他回到他的家乡去了，他当然不可能再回到他原来任教的那所大学了。
我想，他就是因为说了一句“李井泉是个混蛋”的话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实从他个人的角度所针对的事实就是他的父母在困难时期被活活饿死。其实，仔细想一想，在那场天灾人祸中，李井泉只是个小角色，而全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有的资料说是4000多万人，具体是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而当年四川上报的饿死人数就少报了200多万人），完全是毛泽东搞的“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所造成的，因此，老毛才是那场巨大人祸的罪魁祸首！但是老黄还没有胆量敢骂“毛泽东是个混蛋”！如果骂了，那就不仅仅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就不仅仅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而是立刻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已不是什么秘密，仅仅在文革期间不就发生过无数起嘛。
若干年来，人们常仿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标题为文，纷纷冒出了《XXXX是怎样炼成的》，本人亦落俗套，在电脑上码出了这篇文字。我在想，老黄是以事实，且以并非激烈的言辞沦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想想看，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几十年间，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话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写了几篇文字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XX分子”？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字狱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现在而今眼目下的现实，不是尚有不少人仅以言辞或文字就成了“XX分子”了嘛，他们有的被关押，有的被判刑。中国《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何时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
这仍然是个谜。
2006－9草就
2008－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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