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长安大街在木樨地通过一条叫“三里河”的小河，并分出一条向北去大路叫三里河路，上面有一座一百多米长的公路桥。1989年6月3日深夜，这座桥已经不再是为沟通与和解而设，它是一座通向炼狱的桥。这是世上最长、最血腥的桥。但静静的三里河不是冥界的“忘川”，它是一条分辨人兽善恶的界河，永远铭记这场发生在和平年代的大惨剧。
第一章 木樨地的周末
（一）
八十年代的夏天，有两个地方是北京老百姓的“避暑胜地”，一个是市中心的什刹海，一个是长安街以西的玉渊潭。骑车从市中心出发，沿着长安街往西骑，到了木樨地，远远就可以看见一座高大雄伟的苏式建筑物，在它尖顶上有一颗暗红的五角星，这就是军事博物馆。过了军博，右拐就是玉渊潭。印象中，那一带是白花花的柏油路，街两边是浓浓的绿荫，这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地方。黄昏时，街边的人行道上总有拿救生圈的小孩、穿连衣裙的女人和打赤膊的男人沿街溜达着。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军事知识非常着迷，常去参观军事博物馆，通常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又是一个初夏的星期天下午，我又一次乘坐地铁去木樨地，那一站又一站如雷贯耳的名字过去了，万寿路 - 公主坟 - 军事博物馆 - 木樨地 - 南礼士路 - 复兴门……我想到1989年的那个初夏，一班地铁也隆隆驶向木樨地。当车上的播音员平静地报出木樨地的三个字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木樨地、木樨地——这三个字开始在我脑海里轰鸣。我顶着强劲的穿堂风，一级一级地拾阶而上，来到地铁站口，望着眼前阳光灿烂的大街，竟然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
木樨地原来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苜蓿，最早叫苜蓿地，后来觉得不雅，改叫木樨地，它位于横跨京城长安街上，向东去是复兴门，向西去是军事博物馆。西长安大街在木樨地通过一条叫“三里河”的小河，并分出一条向北去大路叫三里河路，长安街木樨地这一段，街两旁耸立着一栋接一栋的高层住宅楼，在当时的北京还比较少见，北京人称之为“部长楼”，大概是因为在八十年代能够住得上这种现代化大厦的，官衔级别应该都不低。
但当那个可怕的北京之夏远去后，再听到木樨地三个字，它散发的已不再是桂花的芳香，而是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那木樨地三个字仿佛是用血写的。至今我一看到六四的纪录片或是图片，就能甚至能记起起那个初夏夜晚的空气味道，暖融融地，是一种铁腥味和月季香混合的复杂味道，很粘稠的感觉，那就是木樨地的味道。
六四之后，我曾去位于木樨地的军事博物馆参观过一次当局举办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展览。在这里，我看不到多少杀戮、血腥的迹象，到处都是戒严部队的英雄事迹。但在展厅的一角，从一扇不易察觉的小玻璃窗上，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弹孔，这是整个展览馆里最具讽刺意味，也是最为真实，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编外展品。
（二）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媒体上并没有呈现出任何一丝的恐慌与不安。
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国内版，篇幅最多的内容是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所以头版就有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的花絮报道。该文是以“本报北京6月1日讯”开头的，没有作者署名——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帐篷上挂起‘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大哥哥大姐姐与你共欢乐’等标语。帐篷之间，三五成群的少先队员和跟着家长来的小朋友随处可见。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帐篷前。大学生们在一些小朋友们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写作品。一个小女孩高高兴兴接过天津大学一位学生赠送的气球和别的礼品，孩子的父亲请这位学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留念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洪（经济学家曾经担任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一篇声明。署名并签署日期为1989年5月31日的声明说：
香港《文汇报》5月25日登载的若干人大常委会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我今天才看到。对此，我事前毫不知情，阅后深为诧异。我于5月9日至20日率团赴日本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不在国内，无论在国外，或出国前后，知道现在，我从没有在任 何“签名信”上签过名。对这种冒名惑众的做法，极为愤慨。特此声明。
这个声明在这个时候见报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马洪没有签名，并不代表其他常委没有签名。这实际上就是在为戒严、清场的合法性制造舆论，一些明哲保身的人闻风而动，纷纷出来与民运和良知撇清关系。按照1982年制定并通过的戒严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规定，有无必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个自治区、省和直辖市实施戒严，必须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后，再由国家主席宣布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由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总理发布戒严令。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整个北京市都处于戒严状态，因为戒严令发布以来，示威者受到戒严部队攻击、伤害的情况绝不仅仅局限于戒严部队所划定的“部分地区”，而是在整个北京市（包括郊区）。但1989年5月20日颁布的戒严令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通过并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的，而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李先念，可见，1989年在北京实施的戒严连他们自己制定的基本党纪程序都没履行，邓小平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绕过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非法决定、宣布并实施戒严。
按照1982年制定并通过的戒严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但当时就连中共自己的喉舌都没说学生是在搞动乱，北京连小偷都罢偷了，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菜肉一样不缺，一样没涨，学生安静地坐在广场上，还帮助北京警察维持街上的交通秩序，就连一两个稍有越轨的“同志”都被他们大义灭亲扭送去了公安局，哪来的严重内乱？你宪法不是赋予了中国公民游行、示威、集会的基本人权吗？除了天安门一带，北京大多数地方秩序井然，持续如此之久还能保持如此克制的游行、集会、静坐，世上哪有过？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不仅每天上学放学，乘电车坐地铁，吃喝拉撒睡一样没受影响，而且还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和精神愉悦。反正从4月15日学潮乍起到6月3日军队强行进城之前，是个正常的人都看不出北京有任何内乱或者即将发生内乱的迹象，更遑论“严重”了。至于其中所声称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军队“屠城”后，被义愤的北京老百姓所包围，连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都成问题，还会考虑他们屠杀对象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他们就是来杀人、破坏的，所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更是扯淡。
两周前的五月二十日凌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戒严令声称：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但北京老百姓不这么想，他们并不认为在广场上静坐的大学生危及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倒是兵临城下的十几万野战军，在时时刻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毕竟谁也不愿意整天生活在刺刀下。你邓小平不是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凭什么你一句话就剥夺了首都几百万公民出门遛弯、上街购物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难道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不属于中国人民？
（三）
在长街以西，风暴来临前并非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兆。六月三日，北京市的公共交通全部中断，全城的地铁停运。从凌晨开始，一队徒手军人试图强行从东进入广场，打破了北京原有的和平状态，学生和市民纷纷上街阻挡军人。大伙都有一个预感，今晚军队会有大动作。
而一天前，一次看似普通的交通意外暴露了军队的主攻方向。6月2日凌晨，一辆军用三菱越野车由于车速过快，在木樨地撞倒了两位骑自行车的人，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后来新华社还专门出来澄清说：
6月2日晚10时中央电视台建国40周年摄制组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车号31WJ-1525的三菱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行驶至木樨地以东时发生重大车祸，造成过路群众三人死亡一人受伤。（《人民日报》）
这有可能真的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意外，但在当时的气氛下，老百姓往戒严部队那里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起事故或许就是天意，引起了学生和民众的警觉，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戒严部队肯定要从这里打进来。那个坏了大事的司机很快就被交警带走，不知所终。但人们在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木樨地是保卫天安门的桥头堡，必须在这里严防死守。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普遍相信，这次军事行动又会像戒严令刚宣后的头几天那样，军队被挡在城外，最后在学生和市民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由原路退回，双方皆大欢喜。我从当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过这一幕：北京的老百姓给解放军官兵送来了汽水、冰棍和黄瓜，一些人还争先恐后地与撤退中的军人握手，军人面带微笑，有的人眼中噙着感动的泪水，军民关系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解放军进京时的情景。
一个叫林思云的外地人在回招待所的路上，亲眼目睹了6月3日下午木樨地的状况，他回忆道：
我到达木樨地大约是下午5点多钟，这时看到一群人围著一辆面包车。过去一看，见几个学生站在面包车的车顶上，举著从面包车里拿出的许多冲锋枪等武器，向市民们发表演讲。学生说已有很多军人穿便衣进入天安门广场了，这辆军车是向那些便衣军人运武器的。这时大家都感到气氛有些紧张，一些学生和市民开始把几辆停在木樨地的114路无轨电车推到连结长安街的三里河桥上，试图以此来阻断长安街的交通。（《亲历“六四”》）
不仅北京人在紧张地等着军队到来，稍早一点，38军少将政委王福义也在紧张地等着一个可怕的决定，他在事后的回忆中也特别提到了6月3日下午5点这个关键的时间。
也许与心情有关，6月3日下午5点，北京西郊的空气格外滞闷。作战室里，我们集团军几位领导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张副军长归来。1小时前，他应召匆匆去军区开会，受领任务。……电话铃急促响起。为争取时间，张副军长在军区受领任务后，当即要通电话向我转达。军区命令以×个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成4路纵队乘车东进。”《戒严一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历史剧变往往就是由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巧合促成的。
而与此同时，一个叫左印生大校副军长已经率领另一只部队出发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吸引注意力，把更多的民众骗到到城南，减轻西长安街清场主力（38军）的压力。他事后回忆道：6月3日，17时整，他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获准端上刺刀，对空鸣枪，但他们只是一只佯攻部队，并未接到开枪杀人令，他们于午夜1时25抵达广场。（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戒严主力38军是在6月3日下午5点收到清场令的，而一些佯攻部队和非主力的清场部队已经出发了。由此可见，军队根本不是去平息什么暴乱，摆明就是冲着广场上和平静坐的学生去的，因为直到他们接到暴力清场令为止，北京城内也没发生过他们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没有一辆车辆被烧，没有一个军人被人打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颁布的戒严法规定：戒严是“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但当时北京并没有出现上述任何一条状况，更没有打、砸、抢、烧等刑事破坏活动，可见，即便是站在政府的角度，颁布戒严令也是底气不足的。连当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也不敢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只说今晚戒严部队要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最后的暴乱到底是由谁挑起的？又被谁作为镇压的口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韩国在起诉光州屠杀的时候，给当年的独裁总统全斗焕定性为叛乱罪，这一点，中国是能够借鉴的。
晚上六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北京电视台开始不停地播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措辞犹如黑社会，临了还放出一句狠话：“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这种流氓式的恐吓并未吓倒所有的北京市民，这要搁外地，大军压境肯定没几个敢动的。但北京人经历过红卫兵冲进中南海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及西单民主墙事件，可以说北京人是从小被吓大的，偏就不认这个怂。整个八十年代，北京人的公民意识和人权意识要普遍强于外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出门、上街的自由和权力，你李鹏一句话说剥夺就剥夺了？“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我们就不信你们敢对同胞使用原子弹；“一切后果自负”？难道南京大屠杀也要由抵抗者负责！北京人压根就没想到人民子弟兵会向首都人民开枪。
所以说，当晚即便北京人不向戒严部队扔一块石头，甚至连口号都不喊一句，屁都不放一个，但只要你敢上街，哪怕仅仅试图用血肉之躯阻拦全副武装的军人、坦克和装甲车，一样是要被镇压的，当催泪弹和棍棒不能驱散人群时，军队必定会对人开枪，因为西长安街的戒严部队接到的是死命令，必须赶在六月四日天亮以前完成清场作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他们就得上军事法庭受审。
十八点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新闻联播》一开始就播出了这条消息，北京电视台一个晚上都在重复播放这个通告，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工具，进行了连续不断数小时的广播。
大概在晚上八点钟左右，我一打开电视就听到了这个恐怖的《紧急通告》：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对北京人而言，戒严一词本来就已经很新鲜了，这个词只从抗战影片中日本鬼子的嘴里听说过，而现在这番危言耸听的说辞更加令我感到陌生和不解，那充满戏剧性的台词仿佛是在告诫北京市民，洪水猛兽或外星人的战舰即将侵袭这座城市。其中最可怕的一句是：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好一个“一切手段”，按照这句话的语法逻辑推断，不知道“一切手段”是否应该包括在必要时候，先让我们的首长及其家属撤离，然后对北京实施一次核打击。
对于这个《紧急通告》，北京老百姓中有害怕的，也有人不以为然，有了两周前成功阻拦军车的经验之后，许多北京人不相信“人民子弟兵”像《紧急通告》中所渲染的这般可怕。大伙心说要是解放军真是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担忧，就不会对学生施暴；你不是怕乱吗？镇压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是不会危及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北京很安全，要我们留在家里，不让我们上街，没这个必要。当晚正值周末，人们闲得无聊，没听到这个通告还不要紧，多数北京老百姓正是听了这个通告之后才纷纷走出家门，上街看热闹的。之后，北大、人大、北师大、清华、北航等院校“自治会”校园广播一个劲地呼吁学生、市民携带棍棒等抗暴、自卫器械赶往北京市区各路口和天安门广场支援。
晚饭后，家住人大的蒋捷连也从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这个十八岁的中学生最终挣脱了母亲的劝阻、拉扯，他和一名人大附中的同学一道骑车向木樨地赶来。
当时没人想到上街看热闹都会有生命危险，一些同情学生的北京人开始在全市的各个路口聚集。木樨地至复兴门一带人山人海，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大学生和他们的同情者们试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清场戒严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多年后，家住复兴门外大街二十二号楼的黄穗生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回忆道：
晚饭后从楼上望下去，复兴门外大街和两侧人行道，合起来虽有数十米宽，却因万头攒动，看不出是一条街了。（《六四解放军杀人目击记》）
（下一章：《旷世惨剧缓缓拉开序幕》）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燃烧的记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征文活动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