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用兵 止戈为武
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人，本来臣属于宋朝。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人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大举进犯西北边境。在边关战火纷飞之际，范仲淹于宝元三年（1040年）被恢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西安市），后来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当时夏竦当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举荐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做他的副手。之前曾一度被罢黜的吕夷简重新担任宰相，仁宗安抚范仲淹，让他不要对吕夷简过去的所做所为怀恨在心。范仲淹顿首拜谢说："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我对吕夷简并没有私人的恩怨之心"。此时延州（今陕西肤施县）的大部份堡砦（音寨，守卫用的栅栏、营垒）已经失守，范仲淹自行请命上前线平定边境，被任命为户部郎中兼延州知州。按宋朝当时的军制：总管可以领兵一万人，钤辖可以领兵五千人，都监可以领兵五千人，若遇敌侵犯，官阶低的军官先领兵应战。范仲俺对这种制度的看法是："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他检阅延州的军队，挑选精壮共得一万八千人，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临战之时根据敌军多寡，轮流调遣各部出阵抗敌。当时的西北边塞，由于承平日久，很多堡砦已经废弃，范仲淹采用种世衡的策略，在青涧筑城作为扼阻敌军的要冲，又大兴营兵屯田的规模，保证边境两边的百姓能够相互通商。他看到百姓长途运送军粮非常劳苦，拣选左近有水的地方用兵力耕种，春夏时候军队就到那里去就食。百姓长途运送送军粮，本身也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来维持体力，约占所运军粮的百分之三十，用范仲淹的办法还可以节省这部份的粮食。布置既定，上书报告中央，朝廷下诏赐一个新名号，称之为康定军。
对于如何平定西北边境，朝中众臣拿不出可行的策略，各路将领的看法也不一致。韩琦主张利用北宋军队数量的优势，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施反击，主帅夏竦支持副帅韩琦的意见。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说服仁宗。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琦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以反攻时机尚未成熟为理由，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用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现在太过于谨慎了，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当仁宗下诏要各路人马进兵时，范仲淹上书说："正月塞外非常寒冷，我军会暴露在寒风之中。不如等开春之后再深入敌境，到时敌军马瘦人饥，容易制服。何况现在的边境的防御工事正在修复之中，军队已经训练得纪律严明，我军的气势已经足以危慑敌军。鄜州（今陕西鄜县）和延州非常接近灵州（今甘肃灵武县）和夏州（今甘肃宁夏县），是西羌（种族名，居今甘肃伏县一带）必经之地。我军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请让我先以恩信来招抚，如果仓促用兵，会在双方之间制造仇恨，我担心以后的军事冲突会绵延无期。如果我的策略无效，再举兵夺取绥（今陕西绥德县）、宥（今陕西靖边县宋州），占据要害，以屯兵营田为持久之计，则茶山、横山一带的百姓，必然会举族来归附大宋，这是开拓疆土、抵贼御寇的上上之策。"仁宗完全采纳了范仲淹的策略。范仲淹又修葺承平、永平等旧砦，流亡的百姓返回了一部份。又排定堡障名号，复通斥堠（封土为坛，以记里数，且设堠吏以报告紧急情况），修筑了十二个堡砦，从此之后，羌、汉百姓纷纷来归附。
元昊放回被俘的宋将高延德，让他向范仲淹传达讲和之意，范仲淹写信给元昊，劝他不要穷兵黩武。适逢任福率领的宋军在好水川惨败，元昊趾高气扬，给范仲淹的回信出语不逊。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把元昊的回信焚毁，元昊以此为由就出兵进犯。朝中群臣认为范仲淹不应该与元昊通书，更不应该当着来使的面把元昊的回信焚毁，宋庠上书要仁宗把范仲淹斩首以谢夏人。幸而仁宗皇帝并不是很糊涂，他把范仲淹降职为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随后又派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县治），升为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元昊最初反叛时，密秘引诱已经归附宋朝的羌人参与其叛乱，而环、庆地区的六百多个酋长也与西夏军约定愿做向导，最后事情败露。范仲淹看到羌人反复无常，赴任后立即上书，请仁宗下诏书犒赏各部羌人，调查登记其人马，为各部羌人订立约法："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仇恨已经讲和，又私自报仇的一方，罚羊一百只、马二匹，已经把仇人杀死的斩首；二、债务纠纷必须上告官府审理，私自捆绑人索债的，罚羊五十只、马一匹；三、敌军进犯边界时，有追随敌军不回本族的，每户罚羊二只，质押其部族首领；四、敌军大举进犯时，男女老幼必须进入本地堡砦接受官军保护，食物由官府供给，如果没有进入堡砦，对违令者罚羊二只，如果全族都不进入堡砦，质押其部族首领。"朝廷完全采用了范仲淹的建议，诏书下达后，各部羌人都愿意接受约法，从此之后归顺大宋，不再参与叛乱。
庆州西北的马铺砦，正当后桥川口，处于西夏军的心腹地带。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范仲淹决定在马铺砦建城，考虑到西夏军必定会来争夺，他密遣长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率部先占据地盘，他在后面率领大军跟随。各部将领并不清楚要行军到何地，行军至柔远（今甘肃华池县）时，范仲淹发出号令就地构筑防御堡垒。工具和材料早已准备好，只用十天时间，便在西夏军队的眼皮下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交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等西夏军队发现范仲淹的战略意图后，宋军已经以大顺城为中心，与城外的军队遥相呼应，形成里应外合的坚固战略体系。大顺城建成后，西夏不敢进犯白豹城和金汤城，自此之后进犯环庆地区的贼寇越来越少。明珠、灭臧两个部族有劲兵数万人，范仲淹听闻驻泾原的宋军要去突袭讨伐，上书说："通往这两个部族的道路险峻，不能进兵强攻，前段时间高继嵩已经丧师。这两族人在和平时期都怀反叛之心，现在去讨伐，必定会与西夏军里应外和，往南进犯原州，往西骚扰镇戎，往东侵犯环州，边境的战患会接连不断。如果在北边的细腰、胡芦等有众多水源的地方修建堡障，切断西夏军的道路，则这两个部族就会安定，而环州至镇戎的道路通也会畅通无阻，这一段边境就可以无忧了。"范仲淹的提议被采纳，随后修建了细腰、胡芦等堡砦。
葛怀敏部败于定川，西夏军一路侵掠至潘原，关中震惊，很多百姓躲避到深山之中。范仲淹率领六千人由邠（今陕西邠县）、泾（今甘肃泾川县）进兵救援，直到听说西夏军已经全部出塞才领兵返回。最初，朝廷得知定川兵败时，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说："如果范仲淹进兵救援，我就不用担心了。"数日之后，范仲淹已经进兵救援的奏折送到，仁宗大喜说："我早就知道范仲淹是可用的大材。"随后提升范仲淹任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坚辞不敢受命新职，仁宗不许辞请。
当时已经任命文彦博做泾原的经略，仁宗认为泾原是制约西夏的要冲之地，想要范仲淹与文彦博对换防地，派王怀德去告知范仲淹。范仲淹上书说："泾原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恐怕我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这一重任。最好是我与韩琦共同担任泾原的经略，韩琦兼管秦凤地区的防卫，我兼管环庆地区的防卫。如果泾原有军情，我与韩琦率领秦凤、环庆的部队掎角而进；如果秦凤、环庆有军情，韩琦也可以率泾原的部队来支援。我会与韩琦共同练兵选将，逐渐收复横山，以此切断西夏军的臂膀，不需要用多少年就可以平定乱局了。请下诏任命庞籍兼领环庆，形成首尾连贯之势，秦州委任给文彦博来负责，庆州任用滕宗谅来总管，可以命孙沔负责集州，渭州的防卫派一个武臣就足够了。"仁宗采用了范仲淹的策略，重新设置了陕西路的安抚使、经略使和招讨使，分别由范仲淹、韩琦、庞籍来担任，范仲淹与韩琦驻防在泾州，派文彦博防卫秦州，滕宗谅防卫庆州，张亢防卫渭州。范仲淹在边塞当任将领，号令明白，爱护士卒，对于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心接待收留，数年之间，远近悦服。羌人都称范仲淹"小范老子"，又叫"龙图老子"，范仲淹曾经做过龙图阁直学士，他们都说"小范老子胸中有几十万甲兵哩！"慑于范仲淹的威势，西夏军不敢随意进犯边境，所以欧阳修才有"万马无声听号令，八方无事谏书稀"之作。
庆历三年（1043），西夏元昊不得已请和，朝廷召范仲淹进京拜枢密副使。当时的宰相王举正懦弱又缺乏办事能力，谏官欧阳修等人向仁宗进言，说范仲淹有相材，请请罢免王举正，用范仲淹做宰相，仁宗于是又重新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相）。范仲淹坚决辞让，说平定边境的大业尚未成功，他只想与韩琦一起镇守边塞，仁宗只好又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当时朝中众臣的看法并不切合实际，他们认为已经与元昊讲和，边塞不会再有大的麻烦。仁宗再三考虑之后，认为西北的边患已经问题不大，执意要范仲淹辅佐内阁。范仲淹未及成行，又被重新任命为参知政事，负责主持"庆历新政"。
人类为了争夺生存资源，为了争夺权势，为了复仇，自古至今战乱一直没有间断过，这是深植于人性之中的贪婪、怨愤和愚痴所造成的悲剧。当时，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又相对比较恶劣，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比不上宋朝境内的人。掠夺宋朝境内的土地和财富，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个强大到无法自制的诱惑，这就是他们屡次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原因。战火一旦弥漫开来，无论是交战双方军人的大量伤亡，还是普通百姓所遭受洗劫、掠夺和屠杀，都是人世间深重无比的苦难。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孟子所说的君子，就是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君子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其存心，君子时时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仁爱心者爱一切人；有礼敬心者敬一切人。君子平等地爱一切人，敬一切人，不受国家、种族、阶级、地域等等观念的限制。一个真正的儒者，如果有机会掌管军队，唯一要做的就是消弭战祸，而不是制造战争。要能够真正消弭战祸，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兵，一方面不能违背爱人敬人的本怀，另一方面又要能够达到消弭战祸的效果。范仲淹在治理西北边患期间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儒者用兵最经典的案例之一。他知道以暴制暴不仅仅是有违儒者的本怀，而且是根本达不到消弭战祸的目标。韩琦企图以消灭西夏军事实力来平定边境的策略，是典型的以暴制暴，当然不会得到范仲淹的认同。范仲淹虽然不能主导整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但他可以在自己的能力和权限范围内，扎扎实实地按照圣贤的标准来做。他采取的措施是：一、整顿军队、修复和扩充防御工事，以此增强军事实力，强化武力威慑，让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真正能够得到保护；二、扩大营兵屯田的规模，减轻百姓的负担，减缩国家在军事上的财政开支，以此巩固国本，达到长治久安；三、安抚边境各少数民族，给他们以实惠，为他们制定法律并提供公权力的保护，真心为他们谋福利，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在大宋的治下可以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范仲淹的做法堪称大手笔，从表面上看并不起眼的几条措施，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范仲淹实际参与治理边患，前后也就是三年时间，夏元昊就不得不向宋廷请和。对于范仲淹的做法，并不能简单地用"防御战略"来概括。《宋史》中并没有范仲淹发动了什么战争、杀了多少敌人和宋军损失了多少人马的记载，但却取得了发动战争所不能取得的成果，这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
对于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的关系，孔子的教导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是中国文化中正统的王道思想，只有以德相待，外邦人、外族人才会真正心悦诚服。如果纯粹靠武力来征服，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来对待外邦人和外族人，压制的力量越强，反抗的力量必然也会越强，造成的结果只会是冤冤相报，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绵延不绝，永无宁日。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惨烈人祸才刚刚过去了五十多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兄弟相煎"式的仇杀一直在上演，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还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人类的物质文明确实是进步了，但如果就此认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在不断进步，这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王道政治是这个世界难以企及的理想，虽然由于人类自身的劣根性而难以实现，王道理想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的明灯。
范仲淹抵抗敌军的策略，始终坚持"有征无战"。他冒着杀头之罪通书西夏首领元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生之民，皆为赤子"，"锋刃之交，相伤必众"，"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这是何等的圣贤胸怀。"一将成功万骨枯"，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外古今战争中英雄人物的共同注脚。然而范仲淹恰在这场抗敌西夏的战争中，不仅关爱自己将士的生命，同时又关心敌方将士的生命，这是对王道理想的追求。范仲淹说，"大军一动万民所系，岂能轻举"，这是仁德之心的自然表露。
敦尚风节 培育人才
天圣四年(1026年)，范母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大中祥符七年，西元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居住。当时的南京留守官晏殊，已经久闻范仲淹的德行与学识，他邀请范仲淹协助戚同文主持应天府书院的教学。范仲淹广泛通透五经，对《易经》和《春秋》的造诣尤其精深。来应天府书院跟范仲淹学习的人非常多，他给学生讲解从来没有疲倦的时侯。他推己及人，不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常把自己的收入拿出来接济各地来求学的穷困学生。每有学生来访他必定以礼相待，淡定自若的仪态让学生肃然起敬而又倍感亲切。范仲淹教授学生的作风，首先是重视培养人的品格，"敦尚风节"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根本；同时要关心天下事，要以天下为己任，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宋史》记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晏殊特别赞赏范仲淹的言行，认为他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大器"。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坏，国家的人才培养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天圣五年，晏殊任宰相，开始提倡在全国各地兴建学校，应天府书院的教育方针成为各地办学的参照标准。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礼记·学记》）这是中国自上古承传下来的教育思想。"王者"并不是单纯指掌管国家大权的帝王，任何能够引领时代的人物都可称为"王者"，例如孔子就有"素王"之称。要让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人民安居乐业，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与学习。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人的品格，让人们能够互敬互爱，减轻和免除因争权夺利所导致的相互争斗，相互残害。人的品格培养涉及到每一个人，要靠一批学有所成的人才通过言传身教来带动整个社会。这样的人才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发现和培养人才，是以居仁由义自我期许的儒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时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富弼，是由范仲淹一手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宋初一代儒宗的胡瑗（安定先生）、孙明复（泰山先生）、张载（横渠先生），也都是他所培养出来的大儒。
当富弼还在做学生的时候，考试没有通过，就要回家去了。范仲淹知道了还有一次考试的机会，就亲自去追他回来，因此富弼"遂举茂才异等"，犹如现代国家特别考试录取的人选。这就是范仲淹爱护青年学子，极力造就人才的行为。有一天，宰相晏殊想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一个好女婿，就来问范仲淹，在他所教的学生中，有哪个人最好，范仲淹推荐了富弼。范仲淹看中的人晏殊自然也能看中，晏殊最后选择了富弼做女婿。后来富弼果然不负所望，成为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时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年八十而卒。"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名句，就是他自己写在屏风上的一生守则。
范仲淹协助戚同文主持应天府书院的教学期间，有一个孙秀才来到书院，要求资助他到外地游学的费用，范仲淹从自己的薪俸中拿出一千文送给。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了，又要求再资助他一千文。范仲淹非常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要到处游学，长期奔波于道路呢？孙秀才听了之后，很痛苦地说："我的母亲已经年迈，我没有什么资财来奉养她，如果每天有一百文钱的收入，孝养母亲的生活费就够了。"范仲淹便说："我看你的言辞和气度，并不是一个以乞讨为生的人。你这两年来风尘扑扑到处奔波，所得的收入能有多少？而你的学业却被白白地荒废了！我现在给你一个在书院就读的名额，每个月可以得到三千文的补助，你能安心学习吗？"孙秀才听了之后大喜，顿首拜谢。范仲淹指导孙秀才研读《春秋》，孙秀才非常好学，不分昼夜勤奋苦读。第二年，范仲淹离开了南京赴京城就职，从此和孙秀才分别了。十年以后，范冲淹听闻泰山有一个"孙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学生，道德高迈，学识过人，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他就和富弼协助石介，共同向皇帝推荐。却想不到在朝廷上见面的"泰山先生"，就是当年向他要游学费用的孙秀才。《宋史》记载，孫復，字明復，晋州平阳人（山西），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没有考取进士），退居泰山。后来因石介（徂徕先生）的推荐，经范仲淹、富弼的进言，才名显朝廷，擢为国子监直讲，年六十六卒，学者尊称为"泰山先生"。
景佑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任知州。苏州是他的祖籍所在之地，他想建造一座私宅以备将来叶落归根，买下一了块叫做"南园"的地。风水先生告诉他："这是一块风水宝地，谁占用此宝地，将来会不断的出公卿贵人！"范仲淹听了说："既然这块风水宝地如此之好，那倒不如在这里办学校，让它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岂不比我家多出几个公卿贵人更好吗？"他就在这里修建起了苏州府学，这是苏州第一所官办学府。苏州府学建成后，他聘请品格和学识都非常出众的胡瑗为师，主管苏州府学的教学。胡瑗订立的学规周全而细密，进入苏州府学就读的学生有好几大日如来名，有很多人不遵守学规。范仲淹对此非常担忧，他把自己的长子范纯佑送去上学，要范纯佑认真遵守学规，为同学作出表率。范纯佑在所有的学生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入学以后，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矩，没有任何一条疏忽遗漏。在范纯佑的影响之下，所有的学生都认真遵守学规，没有人再敢触犯规矩，学校的风气大为改观。苏州府学后来成了当时闻名的学校，在当时和后世都出了不少人才。帮助范仲淹开创苏州府学的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省通州县）人。史载他七岁能写文章，十三岁读通"五经"。胡瑗家境贫困，在家里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前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共同学习。他在泰山苦读了十年，生活节俭，学习勤奋，常常彻夜通读而不睡觉。胡瑗学成之後，以经学教授于吴中一带。范仲淹聘他到苏州任教，非常敬重他的人品，也很爱惜他的才学。范仲淹后来又向仁宗推荐胡瑗，以白衣（没有功名的普通人）做仁宗的顾问。胡瑗最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来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掌管国家最高学府。胡瑗活了六十七岁，他的学生有好几千人，从政者也不少，影响宋初文人政府的风范很大。
至于范仲淹和张横渠先生的故事，就又不同了。据史料记载：张载，字子厚，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张载的父亲张迪，宋仁宗时任殿中丞，在涪州（今四川涪陵）做知州，在任上去世。父亲去世后，张载的兄弟姊妹们都很小，没有能力回归故乡开封，就侨居在凤翔郡横渠镇（今陕西眉县东）。张载虽然是个孤儿，可是从小自立自强，志向远大，尤其喜欢谈兵。宝元三年（1040年），西夏大举进犯边境。张载时年十八岁，立志为国家建功立业，想组建一支志原军，准备收复洮西（甘肃境内）被占领的国土。当时范仲淹正在陕西管理军政，整顿边防。张载上书求见范仲淹，陈述自己的战略构想和作战计划，请求范仲淹给予接纳和支持。范仲淹接见了张载，他看出张载胸怀壮阔，气度不凡，是难得的人才，就对他说："儒者自有研习圣贤学问之乐，何必要参与军队作战呢？"并顺手拿了一本《中庸》给他。范仲淹的意思是让他好好读书，先打下扎实的基础，将来自然会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张载天资过人，一点就透，听了范仲淹的话之后就决定不投军，立刻回家用功读书。张载在求学期间与二程夫子交往，相互之间切磋学问。他后来考取进士，在朝廷做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放弃官职专门从事教育，为社会培养人才。张载以精深的学养开启了关中的风气，成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平常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名言，与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成为北宋以后中华文化学者立志的典范，流传千古，永为后世学人所景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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