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金海涛先生曾在《自由圣火》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张五常是个马屁精》（见2007年2月11日《自由圣火》）。我想金先生之所以称他为马屁精，那是因为他虽名为什么经济学家，但却抛开经济学家应有的良心，罔顾事实，面对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世界顶峰，即愈来愈拉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大批职工名为下岗、实为失业的严峻社会现实，竟然说什么中国根本不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及下岗、失业等问题！这就是明明白白地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对中共极度献媚的嘴脸，仰中共之鼻息，为中共的错误政治政策开脱。因此，说他是个马屁精实在是个准确的表达与定位。
然而，这位张大马屁精拍马屁的层次似乎在逐步升级，已经不再限于一般地拍，而是朝着更高级的层次上拍了。这不，就在上月于北京顺义举行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好像这个论坛是北京天则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发起的，笔者实在弄不明白是茅先生邀请了马屁精，还是马屁精不请自到地去那个论坛上去卖狗皮膏药），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替中共唱赞歌，似乎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说中国市场化的30年，而是语无伦次地极力吹捧中国经济制度。只不过这次在北京论坛上一个多小时的胡吹与他此前在芝加哥10几分钟的胡吹如出一辙，都是他所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文章的翻版。然而，大概在北京更要显示一番吧，那里虽称不上是首善之区，却是老共的最高机构所在地呀，故而，他的胡吹也就语出惊人了，竟然说出了什么“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这等胡话来！
既然论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那么，这个“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就该是经济制度了。那么，作为一个一向狂傲的经济学家，他何以得出这么个惊天地动鬼神的结论来呢？总要有得出此结论的理论和真实的数据资料吧。据他透露，他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了，他有自己的治学方法，他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也就是说，他得出的结论不是靠什么理论，也不是借鉴别人精心研究的成果，而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既然如此，那就难免胡思乱想了，得出的结论也就多半是胡吹八扯了。然而，再胡吹八扯总还要有些基本的，据以得出结论的数据、资料吧。那么，这些数据和资料又是来自何方？据他说他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农转工”问题，他说“农转工”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当然这个结论也是谬误的，既然历史上没有，那么，近代的产业工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农转工”这个问题上他的资料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他所雇用的“河南阿姨”。比如，他发现中国社会在最近若干年中有个重要现象就是“农转工”，他说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转了多少？据他推断（注意：是他的推断，而不是真实的调查数据），推断的结果是转了70％。为了证实此数据，就打电话给“河南阿姨”――一个“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的河南阿姨，那个阿姨说有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农村；而第二个信息来源是在贵州遇到的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数的结果不只75％，应该是80％！鬼知道他所遇到的是真专家，还是冒牌的骗子！
这太荒诞了吧。恐怕世上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是利用这种办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吧，一个“从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的阿姨当然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局部的，比如某个村庄的某个数据，但她能给你比较全面的，准确的数据么？一个“专家”靠数人头的办法提供数据，大概是最原始的方法了，然而，专家也有老眼昏花的时候，他的数人头的方法恐怕比专业的调查队差远了吧，他提供的数据能够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精准数据吗？
既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又没有可靠数据的支持，那么，得出的结论，尤其是什么“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的结论就只能是屁话了。
从他的文章看，好像他把所谓改革前与改革后做了对比，他说“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好像以前的制度不好，推高了交易成本，阻碍了经济发展。那么，改革后的制度就好么？贪污腐败横行，官商勾结无处不在，黑社会横行霸道，拉关系，走后门依然如故，为了GDP可以不顾一切，老百姓的教育、医疗毫无保障，等等，等等，弄得百姓，尤其是草根阶层苦不堪言，这就是张五常所钟情的制度么？
我们还是少说这些“国际笑话”，而是来看看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既然是“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那么，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百姓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百姓了。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在这个制度下，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官员整日为了GDP而奋斗。地方的GDP上去了，政绩就出来了，何况在操弄GDP的过程中不乏官商勾结，故而，只要挥舞着GDP大棒就可以升官发财；而中央的GDP上去了，高层官员就有资本宣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无比优越了，就可以用以巩固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地位了。因此，在这个制度下，为了GDP，可以不顾一切；为了GDP，可以随意破坏资源；为了GDP，可以无视环境污染，造就了不少癌症村；为了GDP，可以不顾人的生命，等等，等等。最近暴露出来的毒奶粉事件、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已经让满世界震惊了，而去年的黑砖窑事件以及每年发生的无数起矿难，导致无辜百姓命丧黄泉。这就是这个制度下经济运行所必然伴随的恶果，何以谈得上是“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他谈到所谓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县域经济”，他认为县际竞争的兴起产生了“中国奇迹”。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他说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即在现实中国，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县级官员可以非常独立地使用。“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一个县的领导完全无视国家的法令、法规而任意胡来，这完全是独立王国式的经济管辖，也是产生官商勾结的土壤，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赞赏这种制度，认为这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难道这也是他“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县际竞争的结果恰恰造成了当地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环境的极度污染，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制侵占、变卖，百姓的住房被强制拆迁，结果就是导致百姓的低权利生存状态。故而，伴随着如此的“中国奇迹”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光参加这次论坛的其他经济学家无法同意张五常的这种论断，身处中国社会的一般老百姓更不会认可这种似是而非的“中国奇迹”的胡言。
实际上在张五常的这次讲话中仍然无视事实，说中国的腐败没有那么严重；说中国农民从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可以看出他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为中共拍马匹。
应该注意的是在那次论坛中，都是经济学家在谈论市场化30年的所谓改革问题，主旨大约是围绕经济问题。表面上，张五常也是谈的经济体制，或曰经济制度问题，当然人们都知道经济制度是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实际上，人们从他的发言中明显感到他在谈经济制度时也是在谈政治问题，他不止一次谈及什么“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什么“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等等。那么，试问：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这个一直生活在香港的家伙为什么口口声声去赞美中共所主导的、根本不去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制度？
据一位记者报道，就在那次论坛上，当张五常的演讲一结束，立即引起会议现场的“喧哗与骚动”，人们不会被他的名头所震慑，对他的那些不是出于经济学家的认真研究结论，而是拍马屁的论断很难表示赞同。在会议中无论是声名显赫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还是少壮派经济学家，无论体制内的御用学者，还是体制外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对他提及一些问题，包括农转工的规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中国官场腐败严重程度以及所谓层层承包体系等一系列问题，都难于同意他的一派胡言。
其实，作为经历过30年所谓改革开放的中国民众而言，谁人没有深刻的体会，一次次的贪污腐败大案的曝光，一次次的草菅人命的矿难，以及黑砖窑、山西尾矿库溃坝、三鹿奶粉等等血的教训逼着人们取思考中国社会的制度问题。正如参加论坛的吴敬琏先生在会议上所说，中国的问题已主要不是经济学上的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这已经是对张五常所说的“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这一论断的一记最为响亮的耳光。
20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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