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仲维光兄发表文章，谈及西方和中国极权主义政权之关系说。提纲携领，正中要义；只是缺少分析现今看似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也就是说，西方所谓公正和自由贸易，乃至其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利益，如何进入低端市场，且与中国等极权经济、权贵经济、无人权经济，沆瀣一气，共谋其利——这当然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和当代内容，细节。
二、三百年来，这样的经济格局、经济方式（其实含政治、外交方式），作用并且正在作用于我们这个世界。各色人等，都在其中扮演一种模棱两可的角色。这些人物全部在中国这面镜子里原形毕现——从清末以来以夷制夷的市场分割论，到大一统的改革开放，西方人利益至上的经济原则始终不变——而中国政权，始终在这个出卖国人尊严和能源环境的苟且开放里，和西方资本，合谋共治。短视的，不自由的和极端狭隘的金钱交易，完全遮盖了他们并非真实的人权叫嚷，形成一种一面拥抱北京，一面偏袒反北京人士的古怪姿态（见布什接见异议人士）。这种西方政治的两面性，自有其源。他们的政治文化传统里，专制和利益说的一度结合，使得民主，这个产生在忒休斯（希腊历史、神话中人）治下的体制和希腊对于异族和波斯的抵抗和侵略，自成一体。他们从来就很少分开过。历史演进到中世纪以后，殖民主义开始成为西方政治扩张和经济掠夺的开端。这个调试，大致在他们经历了希特勒的反西方文明的进程以后，才行施行。
批判的武器，开始转变成为武器的批判——炮舰政策，开始转变成为经济全球化，等等。于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化内核中，分裂出来一种朦胧不辨的政治经济因素，且开始作用于西方诸国。这个因素的文化内涵，就是他们对待西方亲体－亲子系统以外的非血缘关注（这里当然是指向俄罗斯和苏联）。这个关注，首先是他们一度信任苏联体制的"新民主"性——加上他们一度信任希特勒的"新自由"性——后来就发展到他们关注，甚至认可毛的"大民主"（很多西方学界败类直到今天仍持此看法）。其二，西方民主进程和民主终结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其表现为，他们在民主政治后面，偷偷注入的利益主义的手段和目的——这个利益主义，在苏联倒台和东欧解体的时候，被历史终结论，这个新黑格尔主义暂时遮蔽了。其三，现在他们面对中国"崛起"，却完全失去了他们在民主政治层面的应有判断。帝国主义＋民主，对内不对外的说法，正在成为后阿伦特主义的现实（见仲文）。但是，罗莎.卢森堡和阿伦特本人关于极权主义的经济定义，却并未过时——虽然，她们同样（尤其是阿论特）也一度朦胧于苏联的现实——而卢森堡，却要修正而非放弃马克思。
于是，西方和中国面目未定论，基本上主宰了西方利益集团，成为他们和中共共谋的深层此因由。其中美国学界中人，甚至把当代中国经济比喻成为"最高，最快，最强"（见VOA某日采访——这个电台的中文部，很有些张某人主持德国之声之色彩！）这并不是痴人说梦，而是梦幻和实利，在现实里的丑陋表达。美国之音的声音之所以和人民日报遥相呼应，正好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他们历史上民主和专制传统两相互补（消解）之状况——他们可以如尼克松，基辛格，戴高乐乃至施罗德，希拉克，萨科奇一样对毛泽东，卡扎非等独夫民贼充满喜爱和幻想，也可以产生他们赞扬苏维埃制度的很多学人和记者，如，李普曼，拉铁摩尔，甚至汤因比等。对于苏联的喜爱，是他们对于他们历史上专制主义大腕喜爱的继续。可是，他们的浅薄在于，他们的拿破仑，俾斯麦和梅特涅，并不是要直接消灭民主，而是对此虚以委蛇，解构于之——也就是认可民主却玩弄和掌控之——他们表面上并不惧怕民主，也是因为他们颇具文化内涵，贵族内涵，君王内涵——不像列宁主义用所谓"格鲁吉亚人的暴力支点"，来颠覆俄罗斯传统，消灭文化，改造世界。（至于俄罗斯人，他们在反对杀皇和迎来暴力方面，前后掣肘，难于圆说。没有任何一位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什尼琴说过，要在俄国实行民主政治。他们的自由，或许就是在反对沙皇以后，再度怀念之，平反之和纪念之，足以成为政治上的二律悖反。没有人讲的清楚，何以老索尔会终于赞扬和支持普京这个KGB。）
而毛氏中国，则更是消灭文化胜于消灭民主。他们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来政治传统的灭亡者。于是，简而言之，中国毛化的结果一是荼毒文化，再是消灭社会。一切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一切关于中国儒学、儒家的讨论，在共产党存在的时日，都是毫无意义之举——换言之，中国回复到起码是专制空间之中，儒家复活和复辟，才是课题的重新开始。这些问题，我们在引述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候已有说明，于此不赘。
（我们甚至可以倒退到屈原的论述和诗歌里，发现所有现实弊端的揭示和批判，见其《七谏•沉江》
惟往古之得失兮，览私微之所伤。
尧、舜圣而慈仁兮，後世称而弗忘。
齐桓失於专任兮，夷吾忠而名彰。
晋献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
纣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吕望。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垄。
贤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
明法令而修理兮，兰芷幽而有芳。
苦众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
不顾地以贪名兮，心怫郁而内伤。
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
正臣端其操行兮，反离谤而见攘。
世俗更而变化兮，伯夷饿於首阳。
独廉洁而不容兮，叔齐久而逾明。
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
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
秋草荣其将实兮，微霜下而夜降。
商风肃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长。
众并谐以妒贤兮，孤圣特而易伤。
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
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
世从俗而变化兮，随风靡而成行。
信直退而毁败兮，虚伪进而得当。
追悔过之无及兮，岂尽忠而有功。
废制度而不用兮，务行私而去公。
终不变而死节兮，惜年齿之未央。
将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发蒙。
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沉江。
原悉心之所闻兮，遭值君之不聪。
不开寤而难道兮，不别横之与纵。
听奸臣之浮说兮，绝国家之久长。
灭规矩而不用兮，背绳墨之正方。
离忧患而乃寤兮，若纵火於秋蓬。
业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论乎祸凶。
彼离畔而朋党兮，独行之士其何望？
日渐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变容。
众轻积而折轴兮，原咎杂而累重。
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
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
更不要说是比干和海瑞的痛谏死呈了——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见《海瑞死谏嘉靖奏疏》）
——中国传统里的君王限制论，如次——"1，'议'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劝郑国执政子产，不再立乡校，以避免议论政治，莫谈国是，子产否。形成准舆论自由和准议会精神于本来就有百家争鸣传统之中国。
2，封驳制度——封还皇帝诏命，是汉武帝时期丞相职权之内事情，君主不可干涉。这种制度规定，君主发出命令，得经过审查。
3，'守法'制度。含成文法和不成文法。这里很像西方关于遵守自然法和约法的那种规定。道德和刑律起到双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道统和正统尽废，道德本源尽被驱赶，那么，遵守法度的根据，就可以不复存在——相反，道德成为守法遵纪的前提——对于道德以外的犯罪，就会惩治而得道，得法。
4，'抬谏'制度——即为言官制度的坚守。言官可以批龙鳞，捋虎须；君受言改过，赞为美德。这个制度中，往往有死谏者的殉难，诤臣里的坚守；也有某种王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面范例——只是这个抬谏制度，多对所谓圣君起作用，对昏君，不起作用。不可不记。
5，'敬天法祖'。就是政治、宗教分立的雏形。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就是典型范例。（神秀见武则天情形，即是。）（参见鄙文《浅议君王限制论》）。
这种君王权限论，在毛时代，完全死掉。
退而求其次，不要说蒋时代有胡适，有傅大炮，毛时代，却也产生了彭德怀，也算是死谏之臣——可是，眼下这个时代，官场里谁是比干？谁是海瑞？谁是彭德怀？一锅酱子，一群爬虫而已！
其中缘由，中国历史上何以产生清官，谏臣和以身试法者，也是应该追讨和反思的！
正如历史学家文革殉难者吴晗所谓，我们近人不可无辜斥责古人；钱穆先生也早就说过，我们不可把今人之误，推诿于祖宗！）
这样看来，苏维埃革命其实迥异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英、法革命的复辟恰恰是他们成全革命的一种以退为进之策。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却完全成了反革命（在革命是踢开那扇腐朽之门的意义上）——他们的或者我们的革命，毛革命，恰恰成为反革命和成就腐朽之门的开端。于是，中国革命，成为消灭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开始——就像西方全球化正在偏离到一种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国家利益"原则上去——他们也正好背叛了民主。这些利益主义者的公道，就是施行一种形为自由，实为不自由（如，对待中国劳工之奴役）的贸易经济法则——他们产生所谓价值的源泉，就是期待中国市场的奴隶状态，永远维持下去，他们根本不想让中国施行人权和政治革命——这样一来，中国劳动和能源成本，如果成为洛杉矶和底特律，汉城和台湾的成本，他们的低端市场，不就尽数完蛋了吗？故此，两张皮的对华政策，正在和必将继续成为美国下届老人或者黑人总管的对华政策——这些政客，必将踏上中共的红地毯，几乎勿庸置疑。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前景。所以，对华政策中维护西方文化的专制主义老宝贝，殖民主义的老宝贝，成为西方人遮蔽和消解政治全球化的一种隐含原则——是其"潜规则"——要知道，他们的民主，并不是没有潜规则的！
我们前此所谓"批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西方和中国传统之弊端，而非要毁弃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民主——换言之，对待西方的专制和对待中国的专制，其优，其弊，都是考验我们当代之人，何以对待极权的一种借镜。我们如果把西方的民主，完全看成其经济正确，一统于政治正确，我们就是不懂历史，不懂政治——如果我们看待中国传统，就是封建，黑暗，吃人，而枉顾当代极权主义之批判专制，恰恰是要消灭文化，我们就更加是极端错误。所以，承蒙维光指出，在考证中国文化空间，政治、经济空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伟大文化，加以思考和辨析，以区隔中国封建或者封建之解构，不同于毛氏极权和后极权之政权。这个事情，一直以来，被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加以模糊，以至于在革命道理的驱使下，使得五四以来一场场毁灭文化，引进革命——反革命的政治操作，日胜一日，简直到达无以复加的荒诞和残暴。
于是，"中国当代无大师"的缺憾和世界当代无伟人的缺憾，合围一体，成就了这个怪诞的世界，惟利是图和无文化的世界。
于是，美国最为庸俗的文化和共产党最为无耻的文化，集合一体，造就了拜物艺术添加文化膺品的可怜现状。商品市场的拜物教和极权主义的消费观和谐相处，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于福特文革勒的绥靖和斯大林对于萧斯塔克维奇的容忍。希特勒时代的人们，在聆听贝多芬和瓦格纳，斯大林时代的人们，在聆听柴可夫斯基和姆拉文斯基，但是，国人却只能听到那些垃圾京唱和红海样的污风浊浪，腥风血雨。这也是除去极权和专制不同以后，极权和极权的不同。一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文化，就在这样的数典忘祖的文化灭绝中，锄根却代，无脉可续。真是暴殄天物，自毁生息。
所以，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系，还有深入文章可作——换言之就是，当下欧美绥靖主义对华政策其实是对苏政策的重复——这个民主、经济两层皮的历史和现实观念，导致当今世界民主世界观的巨大漏洞。在此首鼠两端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崛起"，"中国特色"，正在成为后纳粹时代的国际政治特征，并且必将最后引来世界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决战。中国之"中心论"是否可以得逞，取决于欧美各国是否能够警醒21世纪极权主义之中国价值观的推演和扩张。如果世界的主流不能及时改变这个后极权、后纳粹主义的扩张，世界最后决战，西、中最后决战，将会成为古代希腊和波斯命运决战的再演。胜负将是非常险恶和不可预测的。对于人类何以会产生三种以上的几种文明轴心，民主是不是已经到了十全十美，可以左右世界格局之地步，这个民主和这个利益关隘如何突破，如何演化，都是当今世界的有识之士可以习之而辨的事情。古代希腊人都是党派拥护者；没有政治立场，就没有选票——他们的历史学家是这样记录的——他们的习惯也是晨逢友人，关注时局，言必政治。所以，我们现在的思考，恰恰是如何看待西方人对于东方人，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在这个几乎一切成为双面论的时代，中国好，还是不好，成为世界死，还是活的另一种提问。
其间，中国政治经济的前途，取决于N种因素:西方绥靖主义不变，中共由此坐大——中共因为西方经济的危机而崩盘——中国本身矛盾穿体，自作孽，不可活——偶然因素，不胜提防，如，台湾问题等，导致失序（台湾：去了一个坏蛋，来了一个笨蛋）——最后，西方采纳有限的非全球化经济政策，采纳某种普世价值国策，对应低端市场，不计短视利益，等等。这些因素，也许都会产生作用。但是，西方主流的绥靖主义，如果坚持不变，中国低人权，无人权经济，将会在枉顾人性的基础，枉顾生态的政治操纵下，畸形崛起，蓬勃发迹——以至于一切21世纪，一旦"中国世纪"的说法，在某种层面上变成现实，那么，西方就会沦落为整体的张伯伦，必将被迫面对一种新的东、西之争。这个前途，由于这个世纪缺少真正的政治伟人而会提前到来（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产生罗斯福和邱吉尔，只能产生萨科奇或者俄国傀儡总统）。
于是，我们最后的提问，还是莎翁的提问——对于世界上的所有人们——
死，还是活——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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