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梁山，反贪官不反皇帝。夫皇帝者，专制制度下特权之集大成者。贪官腐官是表，皇权专制是里；贪官腐官是流，皇权专制是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是只顾及枝节，不触及根本。帝制时代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麻醉了普天之下的臣民，臣民臣服效忠于皇帝，不能有半点违逆异动，是谓"愚忠"。愚忠皇帝，则愚忠皇权专制，而帝制时代的权力滥用、贪腐横行，乃是皇权专制体制的合理衍生品。所以梁山义聚的恢弘，乃因一个"反"字，而梁山义聚的最后覆灭，也因一个"反"字。没有决绝的大智慧，没有洞穿骨髓的审视力，造反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决绝意义上的退让与妥协，到头来只能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后极权时代脱胎于皇权专制，只不过从君权神授过渡到一党独裁，专制的骨子还是没有变的，甚至变本加厉，专制更加组织化，从一个人的力量扩大到一帮党羽的力量，纠合错综，难以摧毁！权力滥用、贪腐横行在后极权时代则是家常便饭，足以抹黑、毁坏掉执政党的"光辉"形象，而往往舆论钳制、新闻封锁的专制国度，又会自圆其说、自欺欺人地从不据实统计地鼓吹"我们的革命队伍、我们党只有极少数一小撮意志薄弱者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主流（任何时候）仍然是好的。"
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反抗局部比反抗整体更易，反抗具体的个别现实比动摇根基更易。胡文海也罢，杨佳也罢，杨槐枣也罢，其实都是对局部现实的对抗，社会根基依然如故。这就牵涉到一个弱势个体在灾难深重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安身立命的命题，犬儒主义者一味地选择臣服愚忠，做龟缩状忍辱含垢地在时代的惊风骇浪中沉默、沉默、再沉默，兴许能躲过个体的大劫而做着延寿千年的美梦。"竹林七贤"派于现实本质看得真真切切，却也仅止于谈玄论道、装疯卖傻以求远身避祸的个人超度，他们从心志到行为的"不合作"成为后世学人的佳话美谈，当然也成了他们 "明哲保身"的清流范例，同样为犬儒派所效尤。
时至当代，有两种观点一直争论不休。一是暴力抗争派，或曰"决绝主义者"，毛是其典范，毛本人就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是"和平演变"派，主张政治改良，避免流血牺牲，降低政治变革的民众成本，"八九天安门事件"便是其政治理念的具体演习。历史的真实最终告诉我们：毛赢了，八九天安门绝食抗争输了。
政治改良是现代社会一个时髦的词汇，不费一枪一炮、一兵一卒就可完成政治形态的轻松过渡，当然这是政治变革者们和统治者治下的国民皆大欢喜的路径，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路径的选择。官逼民反，历代的统治集团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也就在杨佳上演大乱仇杀的惊恐镜头之二日前，即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爆发了万人群起火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恶性事件。这一把火，不仅烧掉了统治阶层的执政窝点，也终于点燃惊醒了在执政窝点一贯浑浑噩噩穷凶极恶的核心统治者们的神经末梢。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如是说："从这起事件来看，由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石宗源终于反思了，反思得恰到好处。作为一党之省委书记，真正令人折服叫绝的不是其反思本身，乃是其出语的诚恳和大胆，反思的问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往往是执政者讳莫如深的。
杨佳在接受审讯时，口供自己的犯案动机："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这就是杨佳的逻辑，一个视人格尊严高于一切的"新青年"的思维方式。如果人格尊严能且只能通过暴力赎回，他可以忽略自我生命的肉身代价，而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暴政铁蹄下的一代国民，如果不做犬儒，也无意于掺和"竹林派"半醉半醒的等闲度日，侠士风度和侠士气节便是必然的选择。如果说犬儒文化是中国帝制时代伊始的主流文化形态，那么侠士便是点缀其间的灿烂星辰，侠士传统也是犬儒传统在中国专制文化传承中与之彼此挤压互相映衬的合理补充，亦不可小觑。历代农民起义的反反复复，朝廷内部宫廷政变的倒戈相向，藩镇势力的地方割据……都是对犬儒传统的消解背叛。从七侠五义的记述，到水浒文化的流布，演为今日人人争相观览、进入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武侠小说、武侠影视，侠士精神侠士气节事实上已成为国人从庸俗压抑、屈辱无奈的现实生活中挣扎出来赖以滋飨慰藉其扭曲心灵的精神大餐，借"武侠"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耳。
西人把中国美誉为"武侠"之国。中国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可谓世界之最，西人只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同样地，中国"功夫"，那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绝活，亦可忝列大中华之"国粹"，西人叹为观止。只是这"武侠"与"功夫"的策源地极其荒谬、令人费解地同样成了滋生培植"犬儒"文化的最佳土壤。犬儒的前提是专制，而有着两千年专制历史的华夏土壤，在历史演进到"民主自由"已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21世纪，这严重板结碱化、只会结出"恶之花"的土壤依然故我，换汤不换药地铺排堆砌在世界东方那个古老而又神秘国度13亿人口的心灵之底。专制借尸还魂地盘踞神州，"犬儒"也就如影随形地潜伏于治下的国民精神，文化的根子还是没有变的。岂止没有变，专制愈烈，文化愈倒退！故有西方汉学家云：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文化，文人也都死光了。
并非惊人之语！肉体的存活是要以丧失精神的廉耻为代价的。犬儒主义其实就是专制治下肉体存活的最佳捷径。梁山聚义是逼上梁山，犬儒般蝇营狗苟亦是逼上梁山，前者为精神气节，后者为肉身苟且。
同一种土壤，不一样的抉择。时下网络上亦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杨佳刺戳的其实是一种符号化的象征，他直接用生命的代价，间接地替我们每一个习惯于忍气吞声的中国百姓警告了那帮为非作歹的专制极权者。每个人都会在他身上真切地看到真实的自己，是他做了我们想做而一直不敢做的惊人之举。当社会不安全感和公权伤害带给个人以屈辱无助，且这种屈辱无助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兰博"式的杨佳之别无选择：他寻求的其实只是做人的尊严。如果社会不公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实，屈辱地活着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有时个人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妙哉斯言！网民的观点比之于官方豢养的学者专家，果真精辟而大胆。就此观点而言，余亦藉此文末尾套用中国式会议及那臭名昭著的新华社文稿之样式，振臂一呼，亦权作送别行将走上断头台的"烈士"发自真挚肺腑的祭奠花环：向当代"刺客"杨佳先生致以革命的崇高的敬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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