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里，我最佩服的是梁漱溟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梁漱溟先生自谓“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在那个人性沦丧，文化灭绝的年代里，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当众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极权者的附庸和帮凶，梁漱溟先生特立独行的光辉人格，尤其显得可贵。一个人的品格，往往是在危难的时候，才显示出来。梁漱溟先生用他的人生，诠释了他的学术思想。
我有书架上有两套最爱读的书。一套是三联版的《陈寅恪文集》，另一套是山东出版社的《梁漱溟文集》。我的阅读，一面学习着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一面追随着他们的生平。梁漱溟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在种种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中，表现的风骨，更增加了我对两位先生的敬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前夜的1965年，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迫害正在升级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发了一篇大义凛然的《发愿文》。梁漱溟先生写道：“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在最考验一个人的风骨的关头，梁漱溟先生总是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具有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曾经说过：“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往，吾往矣。”而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正是实践着孟子的真精神。再举个例子，1974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批林批孔的阶段，梁漱溟先生本来可以保持沉默，明哲保身。当政协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时候，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梁漱溟先生以高洁的风骨，表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尊严。
与陈寅恪先生一样，梁漱溟先生也是个真诚的人。两位学术大师的真诚精神，甚至比他们的学术思想还要珍贵得多。明朝大哲王阳明先生倡导知行合一，他也一生实践着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曾经说：“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我曾经写文比较过陈寅恪先生与流氓加小丑的郭沫若；也曾经有人写文比较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先生与冯友兰的不同品格，文章最后的结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惟有梁漱溟先生一个人保持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反观今天的所谓新儒家的小丑们，不是打着全民读经、《论语》进课本的旗号，招摇撞骗地敛财；就是搞什么官方主导的国祭，立孔教为国教，用封建专制来为极权专制寻求思想传统的合法性。面对梁漱溟先生的高洁和风骨，这些趋炎附势又贪财爱权的家伙，难得不应该羞愧和自责吗？在上世纪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强权的入侵，中国文化岌岌可危的关头，梁漱溟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维护并发展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阅读梁漱溟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就能得知，中国传统那种“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精神，是与现代自由民主的人权思想并行不悖的。但是今天的那些打着“新儒家”旗号的小丑们，却是以反民主、反科学、反人权的姿态出现，成为了极权专制的帮凶，用所谓的“读经、祭孔”之类的封建思想来奴化二十一世纪的少年。
梁漱溟先生的真诚，不仅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表现在他对自由民主的不懈追求上，也表现在他以一个真儒家和佛教大德的胸怀，对于受苦受难者的无限同情。梁漱溟先生说过：“人类不是渺小，而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梁漱溟先生用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知行合一的精神，为我们今天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作出了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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