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受难性主题：史诗对先知的诱惑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普希金
就人性在历史中的普遍性意义而言，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类史诗性作品总是在描摹形象万千的个人化的个别生活时，指向那具有普遍性的终极探索。在日常生活里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在面对极权专制压迫的时代里个人之于历史仅仅是些抽象化的单向度的人，而在更严峻的每个人只剩下一个代号的纳粹法西斯的劳改营或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劳改营中，个人甚至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存在，他每天能够活下去只有具体的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生存本能，在这种状态下具有人性和超越性的人类被符号化地转换成为了异化的工具，异化的人即使在历史中也只有屈服于那个异己的暴力与谎言之下。早在种种历史性矛盾酝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很多抱持先锋主义的人主张历史对于新时代的人已经没有意义，个性化的个别人与支离破碎的个别事物将以未来主义的面目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然而索尔仁尼琴最终以他的《古拉格群岛》向人们证实，即便是在被极权专制所压迫所扭曲的那个人间炼狱中，人依旧被迫承担起其历史的全部重负，索尔仁尼琴的生平与他的创作实践都在一再证实：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他的历史，就象磨难与痛苦中的约伯，人必须要在历史中履行自己的命运。
在被命运肆意玩弄的历史中，有着受难英雄主体性的自由与历史命运必然性间的尖锐冲突，处于历史潮流中的人的命运不断被改变，正如约伯的无法衡量的痛苦一样，在某个时刻上帝将走进人的历史，将人类存在的虚无性转换成面目全非的一个回忆。索尔仁尼琴曾经在《古拉格群岛》里详细描述过自己为了在劳改营疯狂的环境下保留记忆，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在时间维度下的记忆及其变形构成了人类生存性的史诗框架的基本结构，在《古拉格群岛》第五部苦役刑之第五章《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中，索尔仁尼琴描述了在特种劳改营的环境下一个人如何以写诗和背诵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记忆。索尔仁尼琴将自己与柯罗连科作了对比：在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异议者柯罗连科同样在监狱里从事写作，索尔仁尼琴写道：“他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
索尔仁尼琴接着用对比加插述的方式又写下了自己在劳改营里的写作环境：“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留存记忆是一件艰苦的工作，索尔仁尼琴真正感觉到了古代史诗传唱者的那种惊人的记忆力，因为劳改营的苦役生活，索尔仁尼琴重新体验了远古史诗游吟者所曾经经历的一切，正如他在劳改营的苦役生活里思索人生的意义，探寻上帝的存在时，所重新体验到旧约里的受难者约伯所曾经体味过的一切那样。
在远古史诗吟颂者依靠乐器伴奏传唱史诗的年代里，一个优秀的史诗传唱者能够背诵下成千上万行的诗句，在劳改与监狱的单调生活中，大脑也一天又一天变得麻木冷漠，索尔仁尼琴开始试着用古代史诗吟唱者的方式来记叙下他的那些诗歌，他是这样做的：“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索尔仁尼琴接着发明了火柴记事，索尔仁尼琴写道：“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在劳改营的真实生活，让索尔仁尼琴体味了人类悲剧性命运的存在，他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几乎没有希望的处境中，甚至发明并重演了中国东方人的那个结绳纪事，“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冬天，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历史性的命运对于欲以史诗的力量复现人生意义的存在性个人而言呈现出矛盾与对立，受难史诗中的主人公如约伯或索尔仁尼琴一方面把自身的命运当作了与之抗争与之搏斗的对立面，用火柴或面包制成的念珠去记忆下这一切，就是要以语言或文字的力量超越这个命运的磨难，而在另一方面，受难史诗的主人公如约伯或索尔仁尼琴又将自己这磨难与挣扎的历史当作了和解的对象，在被奴役被无情残杀的痛苦面前，索尔仁尼琴与千千万万其他无辜的受难者分享着同样的命运，史诗性的进程变成了历史必然性，而在这必然性面前，与命运或上帝的和解成为了受难者唯一的自由，曾经诅咒过上帝的受难者最终又回到上帝的家园，这一点无论对约伯，还是晚年的索尔仁尼琴都是如此。
史诗性的诱惑以及最终与上帝的和解，既成就了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伟业又成为了他晚年被批评家所诟病的原因所在。索尔仁尼琴的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的史诗巨著《古拉格群岛》最终变成了受难命运的客体化的存在，就象约伯那受难的命运被载入《圣经•旧约》从而成为了上帝的启示之一那样，然而，史诗性的精神在向着自由挺进时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作为个体化存在的受难之人不仅从属于世俗的历史，他在受难的反思中也使得自己从属于上帝的超越性存在，因此，在晚年索尔仁尼琴看来，俄罗斯传统东正教里的上帝构成了他一系列史诗性作品的真实意识，而他的命运，无论是被构陷而无辜逮捕，还是在古拉格群岛那劳改营里的磨难，或者被流放到中亚哈萨克斯坦，再到美国佛尔蒙州郊野的异议流亡者的隐居生涯，这一切在时间长河里被用“面包念珠”凝固下来的经历，只不过意味着对于上帝召唤的实现。生命的磨难或者对于灵魂的试炼，对于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意味着超越了属世的世俗正义与良知之上的性灵的超越性真理的探寻。
十一：罪的和解：信仰作为活的真理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这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引述的俄罗斯女诗人丹尼哑•霍德凯维奇的诗句，因为这首诗丹尼哑•霍德凯维奇被判处了十年刑期，她的罪名是〈俄罗斯刑法典第五十八条第十项：反革命宣传罪〉了解到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性灵的超越性意义，就能更完整地了解作为先知的索尔仁尼琴所要力图用文字表态的究竟是什么，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任何人知道，甚至也不能使自己的子女知道，文学作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精神作为具有超越性的存在与人类肉体作为在时空框架之内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命运抉择，索尔仁尼琴将自己与成千上万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同时代俄罗斯人的命运视为某种命运下的历史必然性，而与此同时，即便在这种磨难与痛苦近乎绝望的生存处境下，受难的个人仍旧具有超越于其动物性存在的超越性的生存意义，在那没有希望没有正义，只是由暴力与谎言所统治的劳改营里，人心变得麻木而冷漠，但却能够在片刻的祈祷中，受难者得以确信自己依旧以最高的真理为存在的目的，属于上帝的真理与爱依旧存活于受难者心中，愈到晚年索尔仁尼琴越发意识到，无论是圣经旧约里约伯的先知时代，还是斯大林主义肆虐的铁幕背后的俄罗斯，还是在以自由世界自居的消费至上的美国，纵观人类的历史与现今处处存在着罪恶，这罪恶感折磨着索尔仁尼琴，并不因为他以流亡者的身份安宁地生活在美国而觉得减轻。
这罪恶感并非简单的就是圣经里的原罪，原罪意味着人类存在的历史性终结，而上帝的末日审判则意味着在这历史性的终结中，将一切真理向那个通过死亡获得了其自身之实现的个体性存在显现其自身。在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劳改营里没有希望地苟活然后无声无息地死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用索尔仁尼琴的原话来说就是：“这是一种在无情的强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和受难的集合体。” 古拉格群岛的生活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恰恰象征着整个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类存在性的无意义，在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过度劳累营养不良的肉体变得轻飘飘，索尔仁尼琴自称“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罪恶感变成了一种对自身的调侃：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正如前一节的引言，普希金曾经写过如下的诗句“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而在劳改营里的索尔仁尼琴及其兄弟们，却“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旷野里衰弱得连诅咒的力量都没有了的约伯，比一个撕裂衣裳的先知更象一个先知，耶稣基督化身为人并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用他的血为人类赎罪，道成肉身的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上帝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其实是在与千千万万的人分享着生命的诞生与死亡的共同命运。
不管披上了多么神圣的外衣，真理却从未不存在于书本或口头的教诲中，只有从滴血的十字架上才显示出活生生的真理，在荒谬如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或是消费主义至上的美国社会，信仰都成为了荒谬而又严肃的事情，爱的法则通过上帝变成人子的受难而昭示给人，而十字架上的人子受难又是上帝以爱的救赎战胜属世的罪恶与仇恨的明证。垂死这个词意味着濒临死亡，它的另一个隐含的词义是慢慢死去，精神真的具有超越于肉体的力量吗？这个问题只能由那些在疾病与饥饿折磨下的濒临死亡的受难者来回答。在赫鲁晓夫执政后的破冰时代，索尔仁尼琴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受到赫鲁晓夫本人的赏识，这部作品成为了对于反人性的斯大林主义的无声的控诉，而同样因为这部作品，索尔仁尼琴迎来了人生的二次受难。在劳改营中活下来的布尔什维克正统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翁们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们哪里有受难者关于历史进程的思考？满篇是口粮啊！菜汤啊！要知道毕竟有比饥饿更难忍得多的痛苦！”索尔仁尼琴对于这类指责嗤之以鼻，在磨难的困境中寻求人心的真理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一种荒谬性的存在，在某个时刻，饥饿胜过一切，受难者的人生的处境是一种肉体与精神被撕裂的二元性的存在。
索尔仁尼琴就象是一个英雄，他在被极权专制所笼罩的荒谬性世界探寻上帝真理之存在的可能性，在古拉格群岛上，他所遇到的是彻底的非人性的恐怖，他用面包念珠当作咒语魔法而背诵着自己那一万二千行的诗句时，他已经意识到自身作为史诗传吟者的命运，在古代祭司阶级还没有确立的时代，史诗传吟者也扮演着先知的角色，而史诗传吟者的人生之存在性，只是为了那一连串的回忆。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作为史诗的《古拉格群岛》正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而追随着托尔斯泰前进的索尔仁尼琴则在超出了生与死的层面上探寻在这个荒谬的古拉格群岛上，人如何能确保自己更深切的超越生存的意义。在活下去一天都意味着痛苦不堪的折磨时，一个人还能认为自己拥有超时空的精神性存在吗？受难者对其整体荒谬性存在的把握可能意味着从切身的苦难感悟人类生存的整体性悲剧。这是一个荒谬得可怕，又可怕的真实的世界，你一旦意识到它，就再也回不到起先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便是受难者用先知的笔触写就的史诗国度——
“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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