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极权法西斯专政全面复辟的巨大危险
纲要
一，奇特的不要经济效益的一届奥运会——中共极权魔影在北京奥运会上全面重现；
二，倒退早就开始——胡锦涛上台后中共极权的重新扩张；
三，以“温水煮青蛙”的手法，为复辟极权法西斯全面专政作准备；
四，没有政治自由作保障的社会自由朝不保夕——“经济发展改变中共”论彻底破产
●奇特的不要经济效益的一届奥运会——中共极权魔影在北京奥运会上全面重现
与七年来的“奥运繁荣”经济展望恰恰相反，临近闭幕的北京奥运会，被办成了一届奇特的不要经济效益的奥运会：为了预防大规模人群聚集引发“颜色革命”，中共居然不惜完全抛开国际信用和市场运作规则，对奥运门票销售实施“专政”，在中共政府的黑手操控下，大量的奥运票被分给党政部门和国营公司发售，这些部门和公司则服从中共中央统一指令，捂票不售，以“维护国家利益”1。
在这种流氓手段的干预下，本届奥运会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包括外国旅游者在内许多观众买不到奥运会比赛的票；另一方面，多场次比赛的观众席空荡荡，许多甚至不到一半：在沈阳举行的一些足球赛，观众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甚至一贯被认为最受欢迎的体操比赛赛场，也出现大面积的空席2。
中共捂票的流氓行为，剥夺了外国奥运迷观看比赛的权利。甚至连运动员的家属都不得其门而入，例如：英国女子游泳金牌得主阿德灵顿（Rebecca Adlington）的父母就抱怨，他们不能买到票看女儿比赛3。门票“紧张”和奥运会赛场空座率奇高的丑恶现象，激怒了多国旅游者和记者，也将声名狼藉的国际奥委会置于新的尴尬境地；为了掩盖捂票丑行，中共慌忙组织“志愿者”冒充观众、填充各赛场空座，但是志愿者特有的整齐划一行为仍然导致假戏穿帮。
中共捂票的流氓行为，自然吓坏了向来见利忘义的国际奥委会，但罗格一伙的钱袋子终究可保无虞，因为国际奥委会毕竟是需要“统战”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共为了封住国际友人的嘴，肯定要通过暗盘，弥补国际奥委会因门票招致的损失。但那些原本期待分享奥运大蛋糕的奥运赞助商们就惨了！
为了防止大规模人群聚集，而以国家权力强行捂票的行为，不仅是地地道道的极权行径，而且是极权国家都很少用的鄙劣龌龊行径！以胡锦涛为首的共产独裁举办者，为了杜绝一丝一毫的“不和谐”（异议）杂音，居然不惜专政到门票销售的环节，其“防微杜渐”的精细程度，令人发指。以国家权力卡死门票发售，这样的的横蛮卑鄙精细专制行为，不仅江泽民主持的一九九〇年北京亚运会时没用过，甚至在一九三六年纳粹奥运会、一九八〇年苏联奥运会上都没有过。一心学朝鲜的胡主席确保“和谐”奥运的手段，恐怕也只有朝鲜统治者才用得出。
捂票行为够下流，但随奥运而来的极权行为远不止捂票一种；随着奥运会的筹备、举办，中共早已悄悄伸长了的无数极权魔爪，这些无法无天的极权魔爪，从各个方位死死地遏制住中国人自由空间。与七年前的承诺完全相反，如今的北京奥运会被中共彻底搞成了一届变本加厉侵犯人权的“盛会”：在严密恐怖的准军事管制下，整个北京成了一座巨大的集中营，整个奥运会成了中共政权展示其为所欲为、无孔不入国家恐怖主义极权的大看台。层层的搜身安检、种种清查、管制、监控、戒严，使得三十年来北京人习惯了的仅有的那点自由空间，在奥运期间忽然间消逝无踪，恍如一夜之间坠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
中共政权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专制权力，通过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向全世界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为了营造“大国崛起形象”，中共穷奢极欲地大兴土木、发了疯地在北京大施“城市改造”，以赶建奢靡豪华的奥运场馆设施，北京因是而成为全国强迫拆迁征地最野蛮的城市，大批北京市民被“改造”得流离失所，许多当年为北京申奥成功而兴奋自豪的老百姓，终于真正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为了确保“和谐奥运”，中共政府扫荡访民、赶走北京的外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收紧签证、管制酒店、旅店、出租屋（限制客源、禁止法轮功、上访者、维、藏等少数民族居住...中共以奥运环保、安全、交通畅通为名，随心所欲的线路禁行、车牌禁行、强令北京工厂奥运期间停工、强令“敏感”地段的商店、集市奥运期间停业、强令维权、反腐等“敏感”网站及敢言媒体奥运期间关闭、停办，对由此造成损失，却不给予补偿...这些管制措施，基本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些这些管制措施的出台，事先不经过听证会、协商会等任何程序，完全是强权的横行霸道。
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专断权力，再次映照出共产极权的狞铮嘴脸，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种“土改”、“镇反”的嗜血本性，仍然隐含期间。中共通过奥运会表现出来的权力的肆行无忌，恍若时光倒流、峥嵘岁月重现，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政权共产极权的性质丝毫未变。
在中共的极权管制下，本届奥运会成了一届“和谐”得恐怖的静悄悄的奥运会：时值旅游旺季，北京的游客却大幅减少、街头冷冷清清，到处是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军警...北京的出租车生意稀少、司机百无聊赖；商场、酒店普遍空空荡荡，一些商场，甚至售货员多过顾客；北京的好些旅行社因为没有客源，干脆关门歇业；老百姓出门则管制重重、搜包、搜身、四处检查...因为奥运会，北京的旅游业、服务业和相关的制造业不仅未能“火一把”，反而大滑坡；那些投资下注、满心期待能够分食“奥运蛋糕”的商家，全都傻了眼，叫苦不迭。北京人在巴望奥运会快点结束。
这种为了一党政治利益完全无视民生的做法，实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罕见，中共胡锦涛中央主办的这届奥运会极权管制之严厉，远远超过了当年江泽民主持的一九九〇年北京亚运会，而那届“国际盛会”召开之时，正值“六四”屠杀血腥味犹在、整个中国人心愤懑的不稳定之时。为了防“颜色革命”、为了构建类朝鲜“和谐社会”，胡锦涛已经不择手段到完全不要经济效益的地步，这与毛泽东完全无视经济效益的“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何其相似、如出一辙！于无声无息之间，历史在悄悄重复，“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共，重现毛共极权魔影。
胡锦涛中央对整个北京城如集中营般的监管、对国际媒体记者“反恐”般的防范、在赴京路上设置重重关卡，这些，简直是朝鲜共产政权的“和谐”手段的翻版。今年六月，奥运火炬进入平壤前，金正日曾命令数万群众徒手清理地面迎接，之后中共立即效法，命令大批北京群众徒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污迹。胡主席学朝鲜速度直快，几乎如影随形，近乎同步。显然是深受朝鲜“启发”，中共借口举办奥运，加大截访力度，更新出台某些“法规”限制外地人进京：奥运前在北京强力推行暂住证、又搞出奥运期间进京火车票购票“实名制”的限制措施...这些复辟脚步的方向，指向朝鲜、指向毛共票证时代。
一切都表明：四年前声称朝鲜、古巴政治上一贯正确，经济上只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的胡锦涛，发出向朝鲜、古巴学习的扬言决不是什么讨好左派元老的“忽悠”，而是不动声色的实实在在行为，是正在进行时！
●倒退早就开始——胡锦涛上台后中共极权的重新扩张
进入“奥运年”的中国，民众的自由在急骤地萎缩、极权在张狂地复辟。事实上，这种原教旨共产极权的复辟并非“奥运年”才开始，也并非借助筹办奥运会才开始，而是自胡锦涛上台伊始，在广泛的社会领域，早就开始行动了。
胡锦涛当上中共总书记后，屁股还没坐热，就迫不及待地接连下发文件、批示，压死堵死江泽民后期刚刚破土而出的的民营出版业苗头，是年，胡锦涛指挥中共，掀起打压影视媒体、图书报纸杂志的高潮，其疯狂程度，远远超过江泽民时期任何一次整肃新闻出版的行动：在胡锦涛的疯狂打压下，《走向共和》、《往时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江泽民时期获准拍摄播出、出版的作品统统被封杀，这些作品还称不上异议作品，其被封杀，仅仅因为较为真实、敢言和稍具思想性；在胡锦涛的野蛮钳制下，章怡和、余杰、曹思源、焦国标等一大批在江泽民时期能够在大陆公开出书发文的作家、思想家、学者统统被封杀，甚至包括李锐、李泽厚等中共党内自由派都被剥夺了在大陆发文出书的权利。
在胡锦涛的“和谐”政策下，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不断被蚕食，六年后的今天已经大幅萎缩。
六年来，在胡锦涛的“新政”治理下，江泽民时期数量众多、且颇为自由的网吧被“和谐”成一座座思想言论监控场所，每一个城市，小的网吧被取缔，为数不多的大型网吧，成了名副其实的思想言论监控中心--又是实名上网制、又是强制安装网警软件系统、又是摄像头监控...其严密程度，比起监狱看守所有过之而无不及，网吧成了不折不扣的思想监狱。江泽民时期，网吧还能够掩护网上异议言论的传播者，而现在，在网吧进行异议活动无异于自投罗网，被抓得最快。六年来，胡锦涛对互联网的封锁一再变本加厉，如今的封锁程度，远远超过了江泽民时期，不仅含有“敏感字”的网上信息被分毫不爽的的阻截，连大一些网络图片，都过不了“流量监控”这一关，不管这些图片是否与政治有关，这种野蛮的“流量监控”阻截手段对网上经贸的阻碍可想而知。为了“净化”网络，胡主席“防微杜渐”到了不顾经济发展的地步。
相当长一段时间，手机短信成为唯一不受中共过滤的信息交流手段，江泽民时期，手机政治笑话短信畅行无阻，以致于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丑闻几乎传遍了全国每一个角落；胡锦涛上台以后，很快采取狠辣措施，严密过滤手机短信，接连抓捕发送“敏感短信”的人；为了钳制手机信息传播，胡锦涛一再酝酿“手机实名制”，如今正在试点，预备奥运会后向全国强制推广4。照胡主席反“颜色革命”的强硬势态，不折腾到只准特定人群使用手机（如同朝鲜社会）的那一天，他是不会罢休的。
江泽民时期，经济利益方面的维权人士和政治领域之外的言论者社会活动者，很少有被抓的，中共很少动用军警对付维权活动。胡锦涛上台以来，把维权群体当作“向共产党发难”的敌对群体来处理，疯狂镇压。胡锦涛在二〇〇五年杀气腾腾地指示罗干说：“（对维权群体）能解决则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坚决采取措施。”在这种暴力构建“和谐社会”，大批经济利益方面的维权人士被打、被抓、甚至被杀，为了制造恐怖，以吓阻日益高涨的维权活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胡锦涛不惜授意张德江出动武警部队和装甲车，血腥屠杀汕尾维权农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汕尾惨案！
江泽民时期，政治领域之外的言论者社会活动者，很少有被抓的；胡锦涛上台以来，专制的“紧套”越受越紧，禁区不断扩大，不仅披露腐败者成了“颠覆”分子，连灾害事故、天气疫情也成了“国家机密”，严禁传播：四川德阳市广汉中学教师刘绍坤，仅因为在网上披露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图片，就被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于今年七月三十一被抓去劳教一年；上网传播地震警讯的人更被扣以“传播谣言”罪，抓了一批；黄琦只不过到地震灾区跑了一趟，依靠国际援助资金向灾民发放一批救援物资，就被定性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被操家洗劫，再次身陷大牢...在胡锦涛的不断“紧套”下，社会敢言之风急剧已经急剧消散，老百姓已不如几年前那样敢于谈论政治，而向来作为政治气候晴雨表的知识分子更加趋于低调，最近，连鲍彤、焦国标、贺卫方等敢言异议人士都主动封嘴了。照这种趋势，胡正日同志不把全国折腾到“路人相示以目”、“趋席避谈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地步，是不会罢休的。
胡锦涛上台以来，二十多来处于收缩和僵滞状态的中共专制党权重新四面扩张，国家权力越来越粗暴地干涉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娱乐，这种现象在“十七大”后更为明显：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府以抑制物价上涨为名，居然捡回三十年前计划经济的老把式，规定：食用油、粮食、能源及系列“重要”消费品涨价要事先申报国家发改委批准，“擅自涨价者”严惩不贷。这是赤裸裸地以行政权力干涉市场规则、赤裸裸地复辟计划经济管制！它暴露出中共国的所谓“市场经济”的虚假性：中共国的“市场经济”，是“恩准”的市场经济、是法律无法保障，当权者可以随意干涉、操控、“收放自如”的权力经济。
事实上，中共中央今年的这种动用国家权力“平抑”物价的行为，比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对物价的的管制更为恶劣；因为当年的公有制生产经营单位一切由国家（中共政府）包，产品由国家（中共中央政府或各级政府）定价，但是国家（中共政府）同时也承担了因为定价不合理给生产者经营者造成的亏缺。生产者经营者无须考虑成本，也就不用考虑商品的定价，只需要遵照国家（中共政府）定价出货、售货就行了，反正低于成本的定价造成的亏损国家（中共政府）承担；而如今，中国政府已不再负担商业、企业的的经营风险，生产者经营者都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就连国企也普遍被要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他们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否则就无法生存，在近年来燃油、原材料等成本价格大涨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提高商品价格，否则注定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却一方面动用强权，强行禁止涨价；另一方面，对因物价管制给生产者经营者带来的损失，中共却不予任何补偿。
同样，以奥运“安保”、“环保”为名，中共强行管制旅游、限制北京酒店、旅店住宿、限制出租房房客、强行关闭北京及其周边工厂...而对于因强行管制给旅行社、酒店、旅店、房东、工厂等造成的损失，却不予任何补偿。
这种为所欲为的强权行径，已经远远脱离了一个国家政权常态，而完全是强盗绑匪掠食者的行径！近年来，中共政权正以这种为所欲为的“严管”和愈演愈烈的强暴拆迁，全面回归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种邪教土匪政权本性。
除了以“宏观调控”（包括“平抑物价”）和举办奥运会为名义的种种行为，中共政权专制权力的重新扩张，还表现在商家经营自由、民众生活自由的重新粗暴干涉上：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府以“环保”为名，突然下令自六月一日起全国塑料袋实行收费供应、禁止一次性免费塑料袋，随后又作出补充规定：禁止商店自行提供非塑料的包装购物袋，商店要提供非塑料的包装购物袋，必须从指定“可靠”厂家购买，并做好严格购销记录。这种使用强权管制某种商品购销的做法，完全是二十多年前计划经济的手法！这种管制真的是为了“环保”吗？六月一日以后的实践表明：一次性免费塑料袋是老百姓的日用品，需求量很大，由于迄今没有替代产品，禁令下达后，塑料袋消耗依旧，仅仅是徒然增加了塑料袋的消费成本、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已，“环保”成效子虚乌有。“环保”效果是虚，塑料袋禁令的真正的效果在于专制权力的扩张--通过这一“环保”举措，中共政府重新开启了动用强权干涉商家经营自由的大门。
强权管制物价、强权管制商品购销...这些“铁腕”举措标注，着中共政权的专制权力在不动声色地重新扩张，中国人久别二十多年的的计划经济僵尸，在胡、温手里复活了，而计划经济，正是极权的经济基础。
在逐渐复辟计划经济的同时，中共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自由也急骤收紧。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政府越来越频繁地干涉文化、娱乐和民众的生活自由。不仅对音像、游戏出版物和制品的管控比江泽民时期大大收紧，而且对动画片、卡通制品和卡拉ok歌舞厅都要“紧套”：在胡锦涛的指示下，中共政府严限动画片、卡通制品的进口和播出，现在大陆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一律不准播出进口动画片、而必须播放“革命战争片”等“主旋律”影视作品，这种专横霸道的管制，是一九七八年以后从未有过的。二〇〇六年下半年开始，所有卡拉ok厅的歌曲目录清单，都要经过审批，歌目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主旋律”歌曲；二〇〇七年开始，全国所有的民间团体，包括与政治完全无涉的“钓鱼协会”、“桥牌协会”、“花鸟协会”、老年健身协会等等，都要重新审批...这些严酷的管制措施，“六四”屠杀之后都没有过。
十七大后，随着胡锦涛最高权力的巩固，中共极权的扩张更加肆行无忌，今年年初，中共突然莫名其妙地封杀华人影星汤唯，却不给任何理由，这比无疑八十年代中共以“靡靡之音”、“精神污染”为理由封杀邓丽君更加卑鄙恶劣，因为当时中共好歹给出了“邓丽君歌曲危害青少年”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胡锦涛等瞒报地震的祸首，为遮人耳目、骗取人心，急忙装模做样地指定了三天的“全国哀悼日”，并且以“哀悼日”为名，强制关停全国的网络电脑游戏网站、全国禁止公共场所的麻将、歌舞等娱乐活动，哀悼日期间，各地居然频出警方查禁处罚民众打麻将的案件。这种粗暴干涉老百姓的做法，“六四”后十九年来是没有过的。
正是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的三天中，中共一手制造了赤裸裸践踏人权和法治的“高千惠事件”。沈阳女青年高千蕙（张雅），因为“哀悼日”期间玩不成网络电脑游戏，竟迁怒于四川灾民，在网上公开辱骂受灾同胞，这本来属于一个道德败坏的问题，但却在胡锦涛的特别指示下，受到与程序和法律丝毫不着边际的“出奇料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无须任何法律程序，高千蕙（张雅）被迅速逮捕、迅速秘密判处二十年徒刑！
高千蕙（张雅）完全成了中共头子胡锦涛作秀骗取人心的人治祭品！党魁的一纸批示，赤裸裸地践踏一切法律和程序，这在华国锋下台后的三十年来，十分罕见，这实际上比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指示更无法无天，因为当年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还忙不迭地通过人大弄出一个“反邪教法”；如今，胡锦涛抓人、关人无须任何法律、不给任何解释，这种更加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和不动声色的“专政”手法，与斯大林“克格勃”式的专政手法如出一辙！“高千惠事件”，体现了中共胡锦涛中央，正在悄然恢复毛共时代抛开一切法律程序随意行事权。
●以“温水煮青蛙”的手法，为复辟极权法西斯全面专政作准备
不要小看以上中共对自由的片片蚕食，在胡锦涛的指挥下，中共政权正以“温水煮青蛙”的手法，从老百姓那里重新收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经济松绑而来有限自由，最终完全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种在社会一切领域为所欲为的极权。北京奥运会的半军事化管制，则是这一险恶图谋的集中流露，奥运期间的大规模军管”反恐“演练和种种无法无天的极权管制措施，远远超出了“安保”的需要，显然，借助奥运的掩护，中共在紧锣密鼓地为全面复辟极权法西斯专政作准备，如今奥运会已经曲终人散，但奥运期间的许多严管措施--如居京暂住证、旅店和房屋出租管制、对媒体言论尺度的收紧等，却悄悄保持了下来，奥运期间试点的手机实名制，也将向全国推广...这些，都印证了中共重回全面极权专政的趋向。奥运会，不仅未能改善中国人权的推手，反而被中共用作全面复辟极权专政的绝佳掩体，这，无疑给了萨马兰奇、布什等迷信奥运会可以“改变中共”的捧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宏观调控、平抑物价、举办奥运、安保、环保...正是以这些振振有理的借口，中共一件一件地重新收回“改革开放”松绑带给民众的有限自由，而又引不起关注和反弹，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重新集权方式，其低调和阴狠，带有鲜明的胡锦涛个性烙印。这种倒退因为遮人耳目和不动声色，往往令受害者麻痹大意、甚至浑然不觉，然而，一旦明显的痛苦来临，一切都将晚矣，水已沸腾，青蛙（受害者）想制止或摆脱加害，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所谓“温水煮青蛙”效应，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软刀子杀人不觉死”。
种种迹象表明：三十年来中共国堵死政治改革的片面发展之路，已近走到尽头，面对日益迫近的巨大经济、社会危机，中共走投无路之下，企图以类五十年代那种疯狂地极权法西斯专政手段捱过危机，这就是六年来中共胡锦涛政权一步步收紧控制的根本原因和目的。奥运后，为了吓阻维权民众和异议人士的抗争，胡锦涛中央很可能仿效斯大林的手法，动用全国政治警察系统，对国内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来一次全国大清洗，“抓一批”、管一批、甚至杀一批，最近盛传中共将于今年十月份，以”非比寻常的强硬手段“，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四种人展开全国镇压，这决非空穴来风，奥运之后，异议人士生存环境，空前险恶！对于中共胡锦涛中央以“温水煮青蛙”的手法复辟斯大林式的极权专政，体制内外的反专制精英人士，决不可等闲视之！海内外一切反专制反迫害群体，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没有政治自由作保障的社会自由朝不保夕——“经济发展改变中共”论彻底破产
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国全方位的大倒退，无情地宣告了“经济发展改变中共”论的破产。“六四”后十九来，由于权贵私有化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广泛社会领域的松绑，令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知识精英一度非常乐观地断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的自由已经“不可逆转”，可如今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在中共胡锦涛一伙的疯狂倒行逆施下，有什么自由是不可逆转的呢？试问：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仍在持续当中的人权大倒退呢？
无情的事实凸显出一个真理：没有政治自由，其他的自由都是没有保障的，是浮冰上的自由、朝不保夕的自由，一种由当权者恩准的、可以随时收回去的自由。三十年来，因为一直没有政治自由，中共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因经济松绑而获得的有限自由，正是这种浮冰上的自由、朝不保夕的自由，一种由当权者恩准的、可以随时收回去的自由。
什么是政治自由呢？自由，来自于权力制衡；政治自由，就是对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的制衡；而制衡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的现今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
为什么政治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因为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缺乏限制或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专制权力或极权，足以摧垮一切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即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生存的空间，专制权力或极权甚至能颠覆整个社会秩序和框架，如纳粹的种族计划、苏俄和中共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正是深知缺乏限制或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人和社会的巨大改变力量，马克思坚决反对其他道路、竭力鼓吹以暴力“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即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权力无边的极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再动用手中的极权厉行大规模“国家”抢劫（即社会主义改造）、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一种全面有别于“旧社会”的共产“新社会”。
为了一个虚幻的的目标不惜大规模谋财害命伤天害理，马克思“专政”的道路在道德上无疑是极端邪恶的，在可行性上却是正确的，因为迄今为止，其他建立共产社会的道路都走不通，所有存在过的共产国家，无一不通过暴力革命和专政建成，前东欧共产卫星国虽然基本上由苏联占领军扶持建成，外国军队的入侵“改造”仍然是一种变相的暴力革命，前东欧共产卫星国社会的“公有化改造”仍然是在通过专政暴力或苏军的武力胁迫下完成的。
看来，马克思内心清楚得很：离开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共产主义不过是痴人说梦，甚至连尝试都不可能；难怪马克思如此崇拜国家强权，他始终以无比蔑视的姿态，嘲讽和抨击那些主张走温和道路的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国家强权的无政府主义共产领袖巴枯宁，更被马克思终生视为头号大敌。
正是专制权力和极权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巨大的改变力量，所以一个国家，一旦处于专制权力或极权的统治下、只要政权的专制或极权性质不变，没有什么自由是“不可逆转”的。
三百多年前，在满洲征服者政权的强弓硬弩和屠刀下，汉族传承了五千多年的衣饰传统显得如此脆弱和和不堪一击，在“留头不留发”的专制强权逼迫下，汉人峨冠博带、方巾舟履不出二十年消失净尽，全按满人式样改作了半秃头、猪尾巴、短衣窄袖大洒鞋、长衫套马褂...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利用魏玛共和国不成熟民主制的漏洞，攫取了独裁权力，进而篡改共和国宪法，谋得了纳粹党的一党专制地位；希特勒等人动用窃取的国家强权，不到两年就彻底埋葬了魏玛共和国十五年取得的自由民主成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朝鲜因共产经济破产，饿殍累累，被迫放松管制：允许私人做小生意、仿效中共国试点实行承包制，随着私有经济的萌芽，极权管制一度松动、私人拥有手机、电话逐渐增多，尤其在中朝边境区域...但近年来，朝鲜因为中共国胡锦涛政权的大力援助而缓解了危机，朝鲜独裁者金正日立即下令停止经济改革、重新严厉限制私人做生意（如今只允许老年妇女做买卖）、重新严禁老百姓安装私人电话、拥有手机。在金太阳极权的重新暴晒下，朝鲜的那点可怜的自由化萌芽，如同盛夏天明后戈壁滩的几滴露水，转眼就蒸发得干干净净。
而中共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民随经济松绑而获得的有限自由，正随着中共胡锦涛中央六年来的倒退片片剥落，这，在北京奥运会的管制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三十年来中国人获取的有限自由正被专制强权逆转，中共权力，正重新回归毛共时代的极权；在邓小平、江泽民“右倾”了十多年后，中共专制权力的钟摆，随着胡锦涛的上台，而大幅向“左”摆去，被摆得晕头转向的，是可怜的中国老百姓。
正因为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对自由具有如此巨大的毁伤力量，因此只有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国家权力），自由才有保障；迄今为止最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的制度是三权分立。中共国三十年来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自由之所以被重新逆转，就是因为三十年来中共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始终不受制约：至今，中共国仍然是三权不分，立法、行政、司法统统归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组织凌驾于宪法和一切法律至上，具有任意行事权；而中共的党权，则按照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实为领袖独裁制）的组织原则，操纵在以党魁为首的一小撮寡头手上——现今中共国的一切权力，操纵在以胡锦涛为首的九名“中共政治局常委”手里，这一小撮人不受监督、不受弹劾、不受追究...所谓“刑不上中南海”，他们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一切法律和程序之上；至今，中共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某个党具有无上权力（领导一切）的伪宪法...中共国国家政权这些一党专制的性质，三十年来不仅丝毫未变，胡锦涛上台以来还有所加强。
刘晓波、陈永苗、杨小凯等许多国内外知识精英迷醉于经济松绑带来的“恩赐”自由，盲目乐观地认为经济私有化将改变中共政权的性质，这是大错。事实证明：经济私有化并不能自动带来政治自由，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片面的经济私有化会形成新的与市场结合的权贵及其附庸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对政治自由化构成更顽固的阻碍，这，已经中共国和前东欧共产国家不同的变革及结果所验证：
前东欧共产国家先结束共产政权，再进行经济私有化变革，结果短短的数年后，普遍成功地走上了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的正规，俄罗斯的市场经济经济虽然陷入权贵寡头化、政治上也向独裁反弹，但好歹远没有胡锦涛治下的中共国那样专制黑暗，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也远比中共国的“市场经济”健康得多，发展也好得多。
中共国在顽固维持共产专制不变的情况下推行片面经济私有化变革，结果政治专制依旧、经济私有化变革变革异变成了权贵掠夺运动，积累危如累卵的社会仇恨、导致国民经济全盘殖民化，整个国家沦为“国际奶牛”；因为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发展难以为继，现在处于全面经济危机的的边缘；而且，由于没有政治保障，中共国经济私有化变革很不彻底，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的经济基础免遭瓦解，现在胡锦涛、张德江坚决拒绝土地私有化改革和国企的进一步私有化。
在共产体制下，要争取政治自由，代价最小、最稳妥的方式莫过于共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转变，党内产生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但如今的中共，已经决无这种可能：通过对苏联解体邪悟，中共从反面汲取了教训，认识到政治改革会导致一党专制瓦解，从此杜绝任何政治改革的苗头，这就是“右倾”如邓小平这样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宁愿隔代钦点斯大林主义左棍胡锦涛接班，也容不得赵紫阳、杨尚昆的真正原因。
因此，在现今的中共国，要争取政治自由，更需要决心意志；由于共产国家对内具有很强的镇压能量，因此，中国现在要想获得政治自由，特别需要体制内觉悟者的决心意志和勇气。
中国人决不能象新加坡人那样满足于恩赐的经济自由、陶醉于经济动物的状态，中国人应该争取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而且弹丸之地、并且有着优越的国际港口地理位置的新加坡不同，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以仿新加坡的模式维持长久的经济繁荣。
私有经济早已发达的新加坡人，如果没有决心和意志争取到政治自由，而长期维持现今这样的被李家王朝专政的局面，即使经济长期繁荣，新加坡将注定作为人类文明社会中的一个畸形的爬行动物、一个卑琐的异类，匍匐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也是一样，而且，因为经济繁荣的无法持续，中国所扮演的这个异类丑角，只有比新加坡悲惨得多。
曾节明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晚
注1、2、3：大纪元8月18日讯，记者李天宇编译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题：《奥运会比赛观众席为何空荡荡 谜底揭晓》，原题《中国奥运铁幕开始裂开（China's iron Olympic grip starts to slip）》；
注4：2008年八月四日人民网新闻，题《手机实名制北京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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