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中午2点28分，距离正式上班还有两分钟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面对电脑屏幕还没有写完的这个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的时候，觉得有些头晕。这段时间以来，本来经常就觉得头有些轻微的晕，这次的头晕以为还是自己身体的原因，可能是颈椎的毛病引起的，所以没有在意。两分钟之后，打开门，准备去签到上班的时候，听到同事们在说，两分钟前发生过地震，我才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头晕，而是所有在大楼里的人都头晕。
不久，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大地震的消息传来了，是个噩耗。汶川县一个只有万余人的叫映秀的小镇，只有2000多人生还，可见这个噩耗噩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汶川和映秀这样的地名，但不断传来的噩耗却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加深对这些地点的印象，它们紧密地跟不幸连接在一起，成为痛苦和不幸最残烈的代名词。
5月12日中午2点28分，我在福州市的一幢办公大楼里头晕，而祖国的中部的映秀小镇却只有2000多人带着血迹从地震废墟中爬起来。这是两个地点，形成两种经历。
重新面对面前论及中国文化的文章，对于文化的地域性就有了之前所没有的那种痛切感。人类是世界的，任何民族特色或者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将人类的本质进行完全的割裂，失去亲人和失去同胞的痛苦的时候，眼泪全都是从眼眶中涌流出来。因为人的本质是不分文化特色，也不分民族意识，更不以地域自然环境来区分。只有遭遇是分区域的，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民族会有不同遭遇。比如，5月12日中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县的人跟我就存在不同的遭遇，我头晕，而他们却遭受着地震灾难。
因此，地域或者民族文化，就无法跟那里的人们的遭遇和生活感受以及民族传统割裂，民族文化紧密地包含了那里的人民的历史与现实遭遇，那里人民的生活感受和他们的所深受的民族传统的影响。
遭遇是所发生的，有的是自然因素的，而有的是人文因素的，它跟事件相连。这些事件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因素的，都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挑战或者是响应。那么生活感受却是日常体验，之所以这种体验也会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那是因为这样的日常体验时常受到地域特征和民族习俗的影响，地域特征和民族习俗的烙印会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体验中的一部分。再就是民族传统，传统就是在历史中延续的民族习俗和民族固有的没有被时代所改变的民族文化特性，这一部分也鲜明地在特定民族和特定地区形成特定的文化特色。所有这些地域和或者民族的文化特色都是非本质的一种文化面貌，是文化的外在表现。
易中天教授在《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的书中所描述的种种中国文化现象都只是文化的面貌，或者说是文化的外在表现。这些文化面貌和外在表现，有的是人类本质的外在响应，是本质以文化特色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特色反映文化本质，文化面貌体现文化本质；而有的是非本质的，只有特色，而没有本质内涵。比如，中国人吃中国餐，有特色，但没有本质内涵。比如中国人用方块汉字，而西方人用拼音文字，也只是文字不同而已，中国的汉字与西方文字的区别并没有改变人类语言文字的本质，都是为了表达和沟通，意义仍是文字的本质，无论方块汉字，还是西方拼音文字。再比如，中国人见面鞠躬作揖（恐怕这只是中国的古人是这样的，现代人见面也握手和拥抱），西方人见面握手拥抱，也只是举止不同而已。易教授说，见面鞠躬作揖的中国人就比见面握手拥抱的西方人在性格上“内向”。因为中国人性格内向，所以自己握自己的手；因为西方人性格外向，所以伸出去握别人的手；中国人因为内向，所以吃饭用筷子，向内用力；而西方人因为外向，所以吃饭用叉子，向外用力。这种种说法，都只是易中天教授的生硬联想，硬是把鞠躬作揖、握物拥抱和用筷子吃饭、用叉子吃饭跟人的性格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显然没有人的性格不同的依据，肯定是荒谬的。说所有鞠躬作揖的中国人都是内向的和所有见面握手拥抱的西方人都是外向的，这样的话是靠不住的。也有鞠躬作揖的中国人的性格是外向的，也有见面握手拥抱的西方人的性格是内向的。这就是因为易中天教授在论及民族文化特色的时候，没有区分形式和内在本质，将形式混合本质而造成的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误解。
5月12日中午2点28分，我在办公室觉得头晕，这次可能跟地震有关，但不意味着所有头晕都跟地震有必然联系，不是我每次头晕，世界都有一次大地震发生。
说起这些，其实不是有意要与易教授抬杆，而是想将文化特色的形式表现与文化本质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把形式混合本质，把表现混同内在意义，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我们民族文化的意义。
由于没有正确看法民族文化的特色与文化的本质，易中天教授在文中甚至错误地将人说成“口”。他说：“在中国，‘人’有时就简单地等于‘口’，合起来叫‘人口’。” 意思就是说，生存着的才是人，而不存在的就不是人。是不是人是由存在的物质形式来区分的，只要人的身体活着的才是人，才能算为人，而没有以身体这一物质形式存在着的人，都不能算为人。把这样的人通通算为“人口”，而不探究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如果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如果只有人的外表，而没有人之为人的道德以及思想，此种存在难道不是人性的异化吗？
此种脱离本质的文化观念，说明的是生命意义的沦丧和存在价值的模糊。在意义不明和价值不清的情况下，看待民族文化，看到的只是万千的民族文化特点，而不可能弄清楚它对人类文化的意义，也弄不清楚它对于生活的价值。只能一味地将民族特色跟人类文化的整体面貌割裂开来，以为中国文化是群体意识的文化，以为西方文化就是个体意识的文化。这不仅只是偏面，而且是消解了文化的本质，消解了文化的价值意义。照此而往，易教授说出，中国人的婚姻都是无爱婚姻，中国人的夫妻是无性的夫妻。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经济、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予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式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1]（《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280页。）
这也就是头晕和地震发生的问题，我们有头晕的时候，并非就是大地震来临。在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里，尽管时时有头晕，有不和谐，有不幸福，也存在没有爱情而像牲口一样住在一起的夫妻，但这样的头晕看作是整个中国家庭的悲剧和中国夫妻的不幸，那不仅只是言过其实，而是不分形式和本质。婚姻的本质并非就是两情相悦，夫妻的幸福并非就等于性生活和谐。也有从两情相悦走向家庭分裂，甚至相互仇恨的；也有从和谐的性生活走向乱性而致使夫妻两散的。要想看明这一切，还得回归到生命的本质和存在的价值上来看，分清生命与身体，分清灵魂与肉体，分清生活与生存，分清精神与物质，分清永恒与有限的生命过程。
感性的两情相悦，夫妻性生活和谐，只是人类存在中的感性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的感性经验。人类追求美好的感性生活，中国人也希冀美好的夫妻关系，但这一切有赖于人的精神基础和道德良知。两情相悦并非就是幸福婚姻的可靠基础，夫妻性生活和谐并非是维系夫妻相爱的唯一纽带。
只有美好的道德，才有美好的生活，堕落的道德只能有一时的快感，不可能有永远的幸福。
且听苏格拉底是怎么说的，他说：
我可以把他比作这样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提出一般的主张，说心灵是苏格拉底一切行动的原因，可是等到后来，要提出具体的原因来说明我的某些行动了，却接着说，我坐在这里，是因为我的身体是由骨肉构成的；他还会说，骨头嘛，是硬的，一切一切的，肌肉嘛，是有弹性的，包在骨头上，外面又有一层皮包着；肌肉收缩或放松，就把骨头顺着关节拉起来，所以我能够弯曲四肢：这就是我之所以弯着身子坐在这里的原因——他所要说的话就是这。他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说明我同你谈话的原因，把它归之于声音、空气和听觉。他可以提出一万种诸如此类的原因，却忘了那真正的原因；即雅典人认定惩罚我比较好，因此我认定留在这里服刑比较好，比较正当。因为我想，我这团骨肉是可以早就跑到麦加拉或波埃底亚去了的，有人为证，的确如此！[2]因为它认为这样对它最好；可是我不为所动，却选择了比较好的、比较高尚的一面，宁愿守国法服刑，不肯开溜跑掉。这一切中间，的确有一种严重的混淆，没有分清原因和条件。诚然，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可是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有骨肉等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有很多人在暗中摸索着，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错，总是叫错名字。这样，就有人认为天是一个漩涡，绕着地转，使地固定不动；又有人认为地撑着天，是一个扁平的槽。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这些东西安排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正是一种要把它们安排得最好的力量；他们不在事物中找出一种神力，却希望另外找出一个支撑世界的阿特拉斯[3]，比这种神力更强大、更不朽、更能包罗万象。他们丝毫不想“好”这种担当一切、包罗一切的力量。[4]
苏格拉底的这段话，又长又难懂，咋一读，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他开始是在说他的迷惘，对事物存在的原因以及起作用的条件是什么，弄不明白而生的内心困惑。像苏格拉底这样对智慧充满激情和怀有崇高理想的哲学家来说，这样的困惑直接扼住知识的通道，把他探求存在真理的路给堵住了。之前，他说，事物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产生，为什么消灭，这些问题把他迷惑得两眼昏花。这个时候，若是有一个人跳出来，认为自己知道了苏格拉底所不知道的事物存在的原因和起作用的条件，要向苏格拉底解释这些问题。尽管那人装作理解苏格拉底的心灵学说的主张，苏格拉底也不可能接受他的自然主义哲学观，认为事物的存在原因在于物质这一外在形式，认为身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骨肉存在，骨肉之外还包有一层皮等。这人还会将正在进行的苏格拉底与克贝的对话的原因说成是因为声音、空气和听觉，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因素。苏格拉底认为，这种人的观点不可能抓得住他与克贝谈话的真正原因：那是为围绕苏格拉底要不要逃避雅典人对他的死刑惩罚而展开的一场谈话。可是这种人固然连这个也给忘了，只记得什么声音呀，空气呀，听觉呀等因素。
苏格拉底承认，事物的存在有其物质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因素，诚如正因为他自己有骨肉、有身体，他也才能思想哲学问题，才能四处行动和讲演，试图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要是说心灵的行动就得靠骨肉，靠身体，因而骨肉和身体比心灵更重要。由于这样的原因，劝他逃避雅典人惩罚的人才认为保全身体才是正确的选择。苏格拉底才不会赞同这样的说辞，他认为将存在的物质形式和客观因素当作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走错了门，没有分清什么是事物存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使这样的原因产生作用。他说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在暗中摸索，至今还没有找对门，还总是叫错名字。
苏格拉底认为，这些人错就错在没有看到事物存在的那个根本的价值和意义，正是靠着这个根本的价值和意义，才使事物照着现在实际中的模样，存在着。这个价值和意义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好”。苏格拉底认为，既不是因为天是一个漩涡，在绕地转的时候，把地固定不动；也不是因为地是一个扁平的槽，把天撑住。天和地之所以是现在这样子，是因为有一种要把天和地安排得最好的力量，才把这些东西安排成现在这个模样。所以，要探究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的原因，无需另外去寻找一位支撑世界的撑天神，而要去发现这一切事物中的“好”这个的价值和意义，它才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也是事物的本质。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哲学从开始就摆脱自然主义的事物存在的本源观，他跟当时其他持自然本源观的哲学家不同，他认为价值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价值是事物的本质；正如道德是人类的存在基础，是人生命的本质。
易中天教授要是在中国人的婚姻、家庭、友谊以及单位里的人际关系，有关中国人的饮食和服饰观念等等问题上迷了路的话，他也应该照苏格拉底的教诲，从这些事物中寻找那“好”的和“善”的价值，正是这样的“好”和“善”才将这些事物按照“好”和“善”的安排而实现；也就是这样的“好”和“善”才凝聚起力量，来抵制一切破坏和损毁“好”和“善”的价值实现的坏恶势力；还是这样的“好”和“善”才将被坏恶势力所毁灭而成为的废墟中去重塑价值和理想，把希望的曙光引入黑暗。
记住，苏格拉底说，“好”是一种担当一切、包罗一切的力量。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1]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2]原注：曾有人劝苏格拉底越狱逃往异邦。
[3]原注：神话中的撑天神。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63-6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