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世间少有的大饥荒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年各行各业大大小小各种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梦想着：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然而百姓们做的是一场噩梦，中国非旦不可能进入那幻想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人世间的大灾难。
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了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牛马般的被驱赶着，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一些人竟然高喊“宁教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上亿的农民过渡的劳动，营养不良，以至缺食，不是劳累而死，就是饥饿而亡。
1959年的所谓“持续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更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再加上一把盐，使中国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从1959年起全国就出了饥荒，至1960年、1961年达到了最为惨重的程度；饥民们吃糠，吃野菜，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以至人自相食，饿殍遍野。用毛泽东自己的诗句来说，真可称得上“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就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而言，3755.8万人被活活饿死，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年至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至1936年的17年间，因灾荒合计死亡人数为1836万。而1959年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却主要不是因为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这不能不令人震惊与深思。现今许多对“大跃进”与大饥荒的研究学者，许多当年耳闻目睹的当事人，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和回忆之作公诸于世，是一件可喜之事，使人们增加了对那个荒唐而又悲惨年代所发生事件的了解和认识。
当年民间流传的悲惨歌谣，至今还使人难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这些歌谣无一不反映了那个悲惨时代的现实，读来令人辛酸，令人悲痛。
下面摘纪的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典型事例，通过这些足可见当时悲惨状况，全国各地概莫能外。这些是今天的青年们值得一读的，这是中国的现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是永远也不应遗忘的惊世和警世之言。
1、四川省的饿死人情况：
四川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大省，向有“天府之国”的称号，是物产丰富的地方。1958年四川产粮449亿斤，也称得上是个丰收之年。然而该年的粮食浪费严重，“大跃进”、大炼钢铁使1959年～1961年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下降到231亿斤。在毛泽东的错误指挥下，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推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产量，隐瞒实际情况，强行各地按高指标报产量，高征购，大量往外调粮，仅1958年～1961年三年就外调粮157亿斤，居全国之冠。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开展反“瞒产”运动，强行逼粮，终至农民断粮而死亡，百姓饿殍遍野。从1958年至1962年的五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合计812万人，即9个四川人就有一人饿死。仅涪陵地区就先后有200多万人被饿死。而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披露，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四川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2、河南省信阳饿死人事件：
河南也是中国的一个人口大省，大饥荒时期全省被饿死的人在300万以上，是当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尤以信阳地区最为惨重。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向来是重要的粮棉产区，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然而就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由于1958年的荒唐闹剧，造成了其后的大饥荒，成了全国饿死人的典型地区之一。
信阳地区在1958年本来是大丰收的年景，但由于把大量的劳动力强制调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使大约有10%的粮食烂在地里。由于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办食堂，吃饭不用钱，加之粮食的高征购，使农村的粮食大为减少，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旱灾，1959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然而此时以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认为比1958年是大丰收，结果仍按1958年的征购指标16亿斤来征购。征购不到粮食，就开展反“瞒产”运动，出动公安捕人、逼粮。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间，共抓捕了1774人，有36人死于监狱；短期拘留10720人，有657人死在拘留所。由于强行征购，使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被征购去了，农民很快就断粮，出现饥饿死人了。
饥饿情况出现后，地委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地，就指示各县“不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要派出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设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有等死的一条道了。
信阳的各县、各村都有人饿死，甚至出现饥民吃人肉的事件。整个信阳地区有107万余人被饿死。下面是几个当年亲历者的见闻：
李瑞英（原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的妻子，张在当年曾反对地委书记路宪文的造假，同情农民而被打成“右倾”，受到撤职处分）在1961年春时曾带领工作组到西平县农村调查，她说：“到了之后，吓我一跳。只见村里面的破烂，就像过去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些穿破烂衣服的尸体，只见许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着，大家都不敢进去。后来我们到了城关公社，公社书记给我们汇报，说有农民破坏尸体，吃人肉，省公安厅来人调查正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问题了，一夜没睡好”。
余德鸿（当年张树藩的秘书）说：“我于1959年12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臂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经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孜村的青年农民吴晔兴，和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1959年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见证”。
现在，“吴围孜村1959年饿死者纪念碑”已立在村里。碑文中写道：“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若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人人都恐慌起来，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这是多么朴实的文字，多么真实的纪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原来如此。这是毛泽东的罪过，而当年的河南省委书记吴兰圃及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就是直接的罪人.
3、贵州省湄谭饿死人事件：
当年的湄谭县由凤山、余庆和湄谭三县合并而成，全县总人口为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56.57万人。在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中，全县有12万人被饿死，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2938户是全家死绝的，是全国又一起饿死人的典型大事件。
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全都是“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刮共产风等的反复折腾，农民早已疲惫不堪，财力、物力空虚，山穷水尽，到了1959年春，粮食短缺，农民吃饭问题面临绝境了。
1959年全县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了32.6%，但此时的县委却把全县粮食总产量定为8.46亿斤，虚报了5亿多斤。高指标就要高征购，购不上粮食，就施压，开展反“瞒产”运动，终致造成大灾难。
1959年11月，全县召开5级干部会议，布置反“瞒产”运动。县委明确指出，瞒产就是“反革命”。所有到会干部，必须按县里订的指标报产量，不按指标报产量的，不准回家。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等到所报产量与县委事先订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
绥阳公社的党委书记在该县被树为“红旗书记”，运动一开始他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立即派出专车将该公社的干部送回公社。回公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下面堆满杂草、秸杆、糠壳、石头等，然后从国家粮仓中运来粮食盖在上面，让人参观，又让该公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地介绍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亲自在该公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地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开始了全地区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如此折腾的结果，自然是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逼出来被征购，造成农民普遍缺粮，没有饭吃，终致饿死人。1960年1、2月份死人最多，每天有上千人死亡，有的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尸体，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
如此严重的饥荒，不但没有引起县委的重视，相反却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领导者带头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并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能吃的东西全收光，把群众置于死地。有个别群众据理反抗，就遭毒打，在反“瞒产”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群众有1324人，打伤致残者175人。
一些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有的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对此，县里又开展反盗窃运动，展开全县大搜大捕，设劳改队，教养队，非法关押群众达2794人，有200余人被关死，对被抓捕的人大动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以致枪毙、活埋，真乃五花八门，什么残酷的刑法都用上了。
如此这般，湄谭的百姓们真是够惨了，这里成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大饥荒时期，贵州全省有174.6万被饿死。
4、安徽省凤阳县饿死人事件
凤阳县是安徽省一个较大的县，也是历来较为贫困和多灾的一个县。然而从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这里的饥荒就更为严重，是以往的时代从未所见的。
当“大跃进”之风刮到凤阳时，1958年6月14日，县委领导人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万斤的山芋，亩产5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1000斤以上的皮棉”。
这些惊人的“大跃进”数字，在县委的宣传鼓动下，一些公社纷纷提出了更惊人的高产指标，全县1958计划产粮8亿斤。
这样的高指标显然是不能实现的。1958年实际产粮不到两亿斤，而1959年时却把指标提高到12亿斤，这真是一个更为荒唐的数字。
两年来由于“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折腾，粮食连年减产，而县领导却把减产硬说成是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360万斤，除了农民留种子粮、口粮外，只剩1180万斤，却强制实行高征购；特别是1959年，总产量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的标准，也仅够全县的口粮而已，却被征购粮食5974万斤，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民们就没口粮了，开始出现饿死人。
当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时，县委领导又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于是又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数字。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追究责任。如此强制，逼得农民卖了种子粮、口粮。对搞不到粮食的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就召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开展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
这样的大会县里开，然后公社也开，以致大队、小队都开，从早上开到晚上，干部们被斗得无法，被迫承认“瞒产”，却又拿不出粮食，就组织搜查队在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粮。
如此折腾的结果，使大量农民缺粮没有饭吃，能走动的外出逃荒，动不得的只有等死。在这悲惨的饥荒时期，凤阳县有近十万人死于非命。
安徽全省在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在600万人以上，饿死人较多的县如宿松县、濉溪县、涡阳县等被饿死的人几乎占到了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全椒县仅1960年就饿死了约4万余人。
5、江苏省饿死人事件：
大饥荒时期江苏省被饿死了约152万多人，在号称魚米之乡的江南水乡，溧水县就有14000余人被饿死，常熟县则有11300多人被饿死，在武进县的东安公社仅有两万人口，有400多人被饿死。在江北的高邮县，1959年就饿死了16000多人，1960年饿死17000多人，1961年饿死4000多人，三年中共计饿死37000多人中，竟有17000人是儿童，是江苏饿死人最多的一个县之一。
6、广西的饿死人事件：
与全国饿死人较多的省（如四川、河南、安徽、贵州等）相比，大饥荒时期广西被饿死的人相对来说是少些的，大约在90万以上。其中以环江县最为惨重，饿死了三万多人，少数村成了绝村、绝户，并发生吃人肉的现象多起。其次是容县非正常死亡21967人，临桂县15800人，苍梧县26057人，合浦县8600人，德保县6328人，横县4800人，武鸣县2850人，田东县4614人，昭平县8146人，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较多的县。
在“大跃进”中，那一个地区“卫星”放得最多、最大，这个地区的一定是最严重的，广西的环江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环江县既然放了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13万斤，环江县就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成了战功显赫的“英雄”，很快就提拔到柳州地委当书记处书记。他成了“英雄”，这就害苦了人民。因为高产了，就要高征购，而1958年全县实际产量只有1.05亿斤，而上级按高指标下达的征购任务是0.71亿斤，是1957年的4.8倍。农民没有这么多粮食，完不成征购任务，县委就要采取强迫手段要基层干部和农民交粮，如此的结果，造成1959年的春荒，农民断粮，一些地方就有饿死人的事发生了。
到了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又吹到环江县。1959年上级分配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任务3.3亿斤又翻了两番，征购任务达1亿斤。而当年的粮食总产量仅为0.8亿斤，全部上交也完不成1亿斤的征购任务。后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征购任务为0.38亿斤，仍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县委就在全县开展反“瞒产”运动，强制生产队干部多报产量，不报的就斗争、关押，仅县委书记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干部被斗、被逼、关押不给饭吃就有13人死亡。
如此逼粮的结果，农民交完了粮食，没有吃的，少数人被逼就偷仓库里的粮食，县委书记当即宣布，凡是偷粮食的可以开枪击毙，结果有数十人因偷粮被打死。
饥饿难忍，一些不甘心在家等死的人纷纷外逃，对此县委又下令对这些人进行追捕，追赶回来的人被关押，几天几夜不给饭吃，有44人被折磨致死。
环江县的饿死人事件主要是环江县委书记和柳州地委书记直接造成的。为了搜刮到粮食，当年的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就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柳州地区当年就有16万多人被饿死。而全广西的饿死人主要是由韦国清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恶果。
7、全国其他地区的饿死人情况：
上列饿死人事件，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高征购，反“瞒产”等胡作非为之下，造成了农民断粮饥饿，被迫吃野菜、树皮、观音土，终致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柴绀……最后都活活饿死。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
全国其他地区的饿死人事件也是举不胜举的，如：
甘肃省在大饥荒时期有102.3万人被饿死，仅陇中地区就有数十万人饿死。在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当年有一个劳改农场，位于沙漠的边缘，是一个仅能容纳四、五百人左右的小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12月，却把约3000名左右的右派遣送到这里劳改。由于强劳动的折磨和缺粮饥饿，近3年左右的时间，有2000多名右派在这里被劳累致死和饿死，仅剩下不到1000人，是一件饿死人的重大事件。
河北省委在1960年10月决定在全省农村一律按每人一天四两（老称16两制）粮的指标配给粮食，提出的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以弥补食物的不足。而蔚县县委书记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决定再压低农民口粮，只吃三两，结果在实行的头4个月里，就死了2.8%的人口。河北省在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约61万人。
湖南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家乡，被饿死的人竟在240万人以上。在该省溆浦县，有一个人口仅一百多人的小山村，被饿死了一半以上的人，青、壮年几乎全都被饿死。
宁乡县是刘少奇的家乡，1961年4月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路旁梧桐树的树皮被饥民剥光吃掉了，赶紧做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人，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刘少奇的家乡和亲人都有人被饿死，其他地方的人被饿死的就可想而知了。
湖北全省大饥荒时期饿死约67万人，其中松滋县在1959年就死了6300人，1960年又饿死了16000人；宜都县则饿死了1400多人。
青海省由于地广人稀，大饥荒时期也有40万以上的人被饿死。
山东省是人口较多而土地开垦利用率全国最高的一个省，向来是小麦、棉花、大豆、花生的产区，在1958年“大跃进”时，青壮年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利去了，全省播种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又有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耕种，夏收时少收了十几亿斤粮食。8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年劳力开上水利工地，12月达887万人，使1960年春夏农作物大为减产，造成严重的粮荒。
1960年仅产了160亿斤粮食，山东省委却向中央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用强迫手段从农民那里搜刮了70亿斤的征购粮，结果使1600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仅有142.7斤，每天不足4两粮，只能等着饿死。
当年的甘肃省委工交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到甘肃找他，告诉他家乡饿死人的情况，他的父亲也被饿死了，他无粮吃才到甘肃找张北华的。一个高级干部的亲属尚有人会被饿死，其他的普遍农民饿死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大饥荒时期山东省被饿死的人在180万左右。
除了各省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而外，在大城市的郊区情况也相当严重，如天津、沈阳以至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的农民也处在饥饿之中，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天津3.5万人，沈阳为6万人，北京则为3.6万人。
这是世纪的大灾难，是中华民族蒙受的巨大耻辱，也是世界人类的耻辱，此乃毛泽东之大罪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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