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精神的反面：异议者作为广告符号
先知与一般大众的成见为敌。索尔仁尼琴的先辈托尔斯泰在老年近乎激进地宣扬说，现代文明的根基是虚伪的理性，而人类历史本身也充满着原始罪恶，那些打着自由与正义旗号的社会，往往建筑于虚伪的不公正的现实基础之上。托尔斯泰以他伟大的真诚，抗击着文明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虚伪，他也无情地揭露出历史与现代的作为虚假圣物的种种权力符号象征，一如他拒斥在文明层面下的社会关系中的种种虚伪，索尔仁尼琴也与托尔斯泰一样，认识到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人类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便是人于自身的人性挣扎，在这样的挣扎中，精神的磨难获得了出脱于社会与文明的自由，这个自由，同样出脱于以自由民主自诩的那些奉行市场经济万能论的物质主义者的道德偏见。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现代意识中的先知，索尔仁尼琴反叛着无论是来自“左派”还是来自“右派”的一切偏见与话语权的暴力。
索尔仁尼琴厌恶于大部分以自由民主自诩，却沉溺于“如果没有需求，就制造需求”的广告市场营销下的商品消费的那种快餐消费文化的精神低劣状态。虚无性的存在，往往并非根植于虚无，而是物质化生活的过度充盈，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与和解中，异化了的精神与人类生存的基本处境，在自由的状态中相互对立，彼此为敌。在这样的生存境况之下，索尔仁尼琴也发生了更深刻的精神上的困扰与挣扎，他更加体会自己的先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中，他关切着现代文明社会里日益疏离的个体化存在的人的命运，人作为一种必死的不完满的造物，不断超越自身，寻求真理的奥义，然而人却很难洞悉真理，很难成为圆满的实在。人只能向往圆满，却没有力量导向真正的圆满，没有力量把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和美的本源性存在之中，人性内在这种深刻的冲突与挣扎，超越于一般性的政治层面下对于极权专制或者民主自由的考量。在只有上帝才能进行的末日审判的天平上，人性的自由与慈爱、人性的自由与他作为人的使命、人性的自由与他那必然的命运，这所有的种种冲突，需要一种更深刻的植根于生命本源的和解性的力量。
所谓的自由世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在精神方面实在太过平庸，太过物质主义，“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美国的事务就是实务”，被异化为物质化的个人生活在一个广告营销所控制的物质化的世界上，它所施加给人类的道德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解放却意味着一种人性的堕落，从美国生活的物质主义潮流，索尔仁尼琴看到的残酷现实是：人的解放到头来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人性的麻木还有对人的良心的奴役。当耶稣基督再度来到狂欢的人群中间，这些狂欢到疯狂的人们会再度把耶稣基督交到宗教大法官手中，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卫兵绞死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描述了耶稣复临与九十岁的宗教大法官的对话。无论是在专横的极权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是在温情脉脉的说服性的广告营销面前，被异化成单向度的大众，一样会残酷而开心地杀死耶稣基督。索尔仁尼琴从左右两边审视过耶稣基督在一个物质化的充满谎言与仇恨的世界再度复临的问题，他亲近于耶稣基督，却在这亲近中觉察到自己正日益远离他的精神。
五：自由与奴役状态下的奴役与自由
没有人比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的索尔仁尼琴有更痛苦的精神挣扎，也没有人比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的索尔仁尼琴能够更深刻地体认到自己内心所存有的疏离感。异议者索尔仁尼琴自我拒斥于一切之外，无论是东方的铁幕还是西方的自由，他与一切文学圈、宗教团体，政治派别为敌，孤独是他生命的主旋律。清醒地活着，就意味着现实性的存在总是这样令人沮丧，清醒地活着，也注定了幻灭感会时时折磨着人的精神。 这个世界是宗教大法官主宰的世界，现代科技的力量就象那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的神奇魔法，只要能不断推陈出新，不断用广告心理学的方式操纵消费者的偏好，人间的天堂，这个快乐的大苹果乐园就能永久性地持续下去。被流放的异议者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土生的国民性中看到了一种对于自由近乎本能的厌恶和否弃，而普通大众所表现出的这一切与他那遭受极权蹂躏的俄罗斯故乡并没有什么不同。普通人只想着自己物质性的生活，他们不可能如先知那样意识到精神的价值与自由的可贵，而那些自诩为精神文化捍卫者的人士，也出于私利地厌恶自由与真诚的精神创造。如上种种，使得过去的受压迫者往往会摇身一变成为更可怕的压迫者，擅于运用说服性力量的压迫者，他们的温情脉脉和保险推销员式的说服，甚至使得青年一代找不到反抗的借口。就这样，人间的苦难与在苦难中的尊严，被商业化的利益漫画成了一种伪浪漫主义，托尔斯泰本人曾就这种伪浪漫主义者作出过严肃的批判，充满剧痛与血泪的历史，变成了好莱坞商业电影里的浪漫元素，人们不愿意听一个老者沉闷的说教，无论读书或看电影，现代人所寻求的只是娱乐，而不是精神性的自我追寻。就这样，异议者索尔仁尼琴成为了流放者索尔仁尼琴，而流放者索尔仁尼琴最终又变成了被遗忘者索尔仁尼琴。
就象那些身处枷锁中的人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忘却了自己被奴役的地位一样，人也许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企盼着自由企盼着得救，然而，当人真正面对自由那瞬间激烈而夺目的光明时，他可以会因为自由的恐惧而退缩到枷锁的保护中去。获取自由的过程非常艰辛，承载起自由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比较起来，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反倒轻松得多，这种奴役也许只动用巧妙的说服力说能熟悉地按照经过精确计算的方式来操纵他人。人的得救需要人具有独立于世界的不受这时代精神随世界潮流而动的那种精神诉求，然而，人在精神方面的这种诉求也可能成为人的顽疾，对自由的追求或抵达某种“自由”的实境结果却是人的分裂，对索尔仁尼琴而言，自诩为自由世界领军者的美国反面是另一个精神自我异化和物质化的由死神统治的王国，广告营销的商业世界可能使得自由沦丧，使得精神成为消费主义的俘虏。在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心灵中，无论是在后斯大林主义的祖国苏联还是在收留他的异乡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人的奴役与自由始终是一个未完的留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属世的世界与现实景况，对于《圣经•旧约》中那个虔诚信仰上帝的约伯来说，是充满着痛苦的异己的存在，人能够活在下去的唯一希望被寄托在规避现实或干脆否定现实的幻象上，人对于上帝的信望不能给人以得救的道路，精神最深处的得救之路也不存在于战胜这种世界与现实异己性的战斗上，爱的力量或和解变得越发迫切。四福音书印证了爱对于在痛苦与奴役中绝望挣扎者的救赎之路，古拉格群岛上的索尔仁尼琴到佛尔蒙州郊野的索尔仁尼琴，不过是由一个受奴役的地位迁转到了另一个受奴役的地位。一旦现实的那种紧迫的抗争性消解，索尔仁尼琴所切盼的最后得救，也许只存在于他在属人的精神与属灵的精神之间的联合，对于俄罗斯心灵而言，精神性的得救意味着与这个世界疏离，“将上帝的归于上帝，将凯撒的归于凯撒”，个体性的人将朝向比其个体性自身所具有的更富于精神性的存在层面，这就意味着那依旧具有肉体的人，将朝向上帝而生存，向上帝的信仰，上帝的盼望和对上帝之爱中由痛苦与奴役中解脱出来。
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这三位巨匠无一例外地在精神探索与寻求自由的终极道路上回归上帝——托尔斯泰早年以无神论者的姿态过着放荡贵族军官的生活，到晚年否定了自己早年所有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他放弃了实质是作为精神消费品的大部头小说的写作，转而“让俄罗斯农民也能读懂”的短小文章，《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天国在你心中》这类一系列的具有深挚信仰意义的作品今天依旧能打动人心。托尔斯泰的晚年小说《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几乎可以视为现代性的存在主义作品的开山之作。陀斯妥耶夫斯基则在经由一声仪式化的枪决之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死屋手记》是一部切盼的作品，陀斯妥耶夫斯基切盼并深信着，当他离开这非人的流放之地就能在更广大的天地间获得真正的自由； 陀斯妥耶夫斯基果真来到了更自由的彼得堡的天地间，他甚至出国旅行在欧洲更广大的天地间，然而处于自由之境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却被奴役的挣扎更深地捆绑，他的作品《地下室手记》实质上是一种类似先知在启示录中的抗辩，陀斯妥也夫斯基绝望地发现，对于渴求着灵魂自由的人，没有任何一种现实的或理想的社会能够解除人生而便有的恶。对于俄罗斯心灵而言，人活着必有一天将面对上帝，在上帝所提出的拷问人类灵魂的终极性问题上，托尔斯泰关注着死亡与爱，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则关注着生存与罪恶。
六：上帝的第一诫命在古拉格群岛的破灭
索尔仁尼琴面临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的问题，他的第一份答卷《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提示的是在那不为外人所知的铁幕后的故事，在谎言与暴力统治的那片非人之境中，即便真的身处其间的人也由于被谎言和暴力所包围无法认清，甚至根本不去反思自己及周围人的非人状况。人要想活下去，就得给自己找个活下去的理由，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生活的本来面目就该是这样。索尔仁尼琴用《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还有《古拉格群岛》打破了这一切谎言；在《癌症楼》中，索尔仁尼琴用其自身对癌症及其治疗的体验，回答了单独的个人在面临自身之生死时，如何捍卫了“不可摧毁的个人尊严”（语见诺贝尔奖授词）。对于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上帝并不是那个在封闭的教堂里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上帝也不仅仅是在磨难中求生时祝福中的幻象，上帝总是一两化身为人，道成肉身以便在人可能误入歧途的时候再度面向上帝。索尔仁尼琴在国外的十八年间，就象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那个地下人一样生活着，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与侨居美国的流亡者索尔仁尼琴都不能摆脱这种地下处境的生存状态，隐居期间他的自传体小说《小牛撞橡树》表现的正是地下状态的人面对上帝时的存在性。
对于俄罗斯心灵而言，人从精神层面的得救既不取决于某种理想化的社会制度的实现，也不取决于人在其精神层面的所谓自我实现，人的得救之途仅仅意味着一种永不止息的绝望挣扎，世界或许会变得喧嚣然后在喧嚣中衰败，而物质泛滥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重荷会导向另一种精神性的死亡，人类生存景况中的邪恶与毁灭的力量，借用马克思的术语，这种邪恶性与毁灭性往往会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被装扮出一种热情洋溢的善的虚伪形式，人对于上帝的崇拜重新变成对金钱的拜物狂的偶像崇拜，邪恶的诱惑不再来自由《古拉格群岛》上那些手执皮鞭的看守或不穿制服的克格勃秘密警察，而是借助着电视镜头上那些有着迷人微笑的广告推销员，某种商品的推广往往要借助于人类内心潜意识里对于邪恶的特殊迷恋，由此，奴役着人心的便不仅仅是现实处境下的邪恶，还有在餍足社会中那些对于邪恶的姑息与迁就，物质化生活与极权压迫一样，最终造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扭曲，在这广大的天地中，人最终也不能脱出奴役的处境。上述种种，便是作为先知的索尔仁尼琴在民主自由的美国所给出的见证。
在《古拉格群岛》上，索尔仁尼琴所感受到的是极权制度下非正义的暴力与奴役，在苦役犯们看来这是一种足够让人憎恨的外在形式的暴力与奴役，苦役的真实生活还有这种一成不变的非人化生存状态所影响的精神面貌，很容易让人将这种外在的暴力与奴役转弯成绝对的近乎无限的对于一切邪恶的憎恨。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能够战胜奴役与恐惧下的暴力的并非是爱的力量，而是在表面顺服与冷漠背后的仇恨的力量，要战胜暴力与奴役的恐惧，处于古拉格群岛的人们首先需要战胜个人内心的那种对于生与死的恐惧。就象《圣经》中的约伯那样，近乎绝望的人会用拷问自我良心的方式去拷问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果真有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上帝，那对于古拉格群岛上的苦役犯而言，这也是一种近乎于魔鬼的上帝形象。《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对上帝的这种恐惧正是超过俗世的大智慧的开端。在这个残酷的被极权化的魔鬼所统治的世界中，努力保持自己的良知、人性与尊严的人将深刻地体认生与死的恐惧。
苦难和放逐的命运，使得索尔仁尼琴象《圣经•旧约》里的约伯，承载着某种伟大的命运。一切恐惧都有着奴役人的机会， 就如古拉格群岛上的劳改营的生活一样，用营规纪律、看守和告密者编织起一张刻板的一成不变的恐惧之网，单独的个人是如此容易轻易地陷于这种刻板的一成不变的习惯性中，于是恐惧产生了驯服，驯服产生了谎言。死亡是依旧苟活着的人的最大恐惧，不为人知地死在这可怖而麻木的古拉格群岛上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恐惧，也可能演成面临超越时死的恐惧意味着一种人人在劫难逃的可怕奴役状态，受难者面对的是不可缓解的矛盾性，斗争的对象不再是那个外在的非人化的极权制度，而是交织在其自身的对死的恐惧之上。面对放逐的痛苦，索尔仁尼琴所体会的与约伯一样；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人不仅会恐惧于自己的死，也同样恐惧于别人的死，为了活下去人可能会怀着轻松的心境去杀人，而且为了在看守面前好好表现，他甚至会迫不及待地杀更多的人，索尔仁尼琴面对的矛盾挣扎在于上帝的第一诫命——“不可杀人”。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f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