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这个词曾经被当作思想罪名使用，作为一个被中国政治唾弃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标签。要是谁在公开场合表露出自我思想，甚至自我的个人情感，都有可以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受批判甚至折磨，直到你的自我思想，个人情感以及自我意志被彻底改造掉了，连“自我”这样的称谓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才有可能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总之，那时代的社会队伍中，没有个人主义的丝毫踪迹，一切个人主义的踪迹都是罪行，都必须被无情铲除，不仅是个人情感，个人思想，甚至吃饭、穿衣、工作、劳动等等，都不能带有个人主义的痕迹，否则就要被清洗。那时候，吃饭要吃忆苦思甜饭，穿衣要穿绿军装，手里要拿红语录。恐怕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全国人出奇的一致，从内到外，一致成清一色。这在任何一个时代有多难呀，但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它做到了。
这一段历史对我们民族来说，记忆深刻，其影响甚至难以磨灭。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此被严重扭曲过，我们的心灵和思想的个性被清洗过，我们甚至都遗忘了什么才是个人主义，什么才是个性特征。易中天教授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语气还是坚定的，他说“毫无疑问，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 （《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29页）。他的这句话就带有很深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烙印，其一，他说人是社会化的，社会是人的存在的身份，没有社会这个身份，人的面目就模糊不清，个性面目也就模糊一片。其二，他还说到一个词“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是在社会里存在着的东西。“物”这个概念很随意地就被安置在人的头上，这个毫无主体意识，也无主体地位的，是被动存在的、本质不清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对人的存在意义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他把人物化在社会这个只体现群体价值和群体作用的场所，指出存在的被动性质，并且丧失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谈论到这方面，也有人曾经用到一个词，叫“阉割”。
从词语的意义上看，阉割也称“去势”，指出于非医疗目的破坏人或动物的生殖器官，使其丧失生殖功能。在人类历史当中，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基于宗教或社会需要都曾出现阉割这种行为，特别在中世纪的欧洲、中国、印度、中东和非洲也有这样的历史记载。在战后，胜方或会以阉割敌方以象征自己的胜利和夺取对方的力量。而阉人亦成为了社会中一个特别的阶层。对于动物而言，阉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圈养和育肥，其破坏的生殖器官主要是性腺，即睾丸或卵巢。而对人的阉割，主要表现为对男子的阉割，这种行为主要出现在奴隶社会及部分的封建社会，其最初是作为对性犯罪者的惩罚，后来也用于奴隶和战俘。对奴隶和战俘实行阉割主要的目的，在于保证有地位男子对其配偶的绝对占有，由于其目的与阉割动物的目的有所不同，对人类的阉割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对阴茎的破坏及对睾丸的破坏。
阉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甚至形成过一股政治势力，叫阉党，就是皇宫里太监的组织。
由此可知，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在与群体取得思想、生活方式等方面统一和谐一致的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当初太监们才出的，为了进入皇宫，太监们失去了他们的睾丸，而广大的群众失去的是他们的自我和个性。之所以用到“阉割”这样的词来形容这样的丧失，可见它带给人们的伤害是不仅只是政治上的，而且是人格上的，这种伤害是以残酷的方式实现的，如同见刀见血般。
要是认识到丧失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是对人格的伤害，如同受了“阉割”，我们肯定就坐不住了，就不是这样以欣赏、玩味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中这一对人格伤害的文化现象，这样的文化现象不是民族的荣誉，而是民族的疾病。
易教授如果从头至尾在书中谈的这些文化现象，实际上是文化病态的话，那就不能以分析出中国文化不同与西方文化的民族特色这一角落来看待，而应该以反思的态度，冀望文化新的精神光芒，一方面，使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这些病态有一个痛彻的认识，另一方面，使我们对能够给民族文化带来生机、希望以及重新确立生命价值和意义文化精神充满期待。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潘晓以及他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标志性的思想活动。首先是1980年，国家进入一个剧烈的政治变革的前夜，遏制思想开始走向解放思想之初，才有《中国青年》杂志和潘晓文章的发表。潘晓这一篇文章的发表，等于把封闭了的心灵活动，以价值怀疑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第一次向社会价值和政治标准说不。等于说社会价值不行替代个人的生命价值，政治标准不能替代个人的理想目标。虽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个人目标在哪儿，但至少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由掩埋在政治观念的泥土里开始有力的挣扎，试图破土而出，以自我的身份站立起来。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潘晓：《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5期）
文中的这些痛苦和哀怨的文字把一颗思索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内心赤露在了处在变革之前的中国社会面前，社会第一次听见了一个普通得只是一颗螺丝钉的个人的真挚而毫无虚假的声音，如同看到了一个人真实的心跳。因为这声音来的太真实了，真实得谁看了都觉得是自己的心声，是自己梦里梦外，就是没有公开吐露过的无可隐瞒的心迹，因此这个社会在震惊之中，才没能来得及组织有效的力量，将它扑灭掉。这是心灵的倾诉，在这样的倾诉中，看见了活脱脱的自我充满感情和怀有饱满精神体验的形态，站立在社会面前。
因为它太真实了，社会没人能够拒绝它，它就是你，就是他，就是我们大家。当时绝大多数人全都朝着这个自我迎上去，都想把它搂进自己的怀里，跟它一起抱头痛哭。很少有人愿意在他面前再一次躲避自我，缩回到虚假的社会政治群体中。
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们是勇士，历来都以政治为中心的编辑，突然之间被吐露心迹的文字击倒了，政治方寸大乱，他们一致将自己真实的内心贡献给了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民族，把这样的文字当作一个时代的心灵倾诉，礼献给20世纪80年代以及整个民族的未来。
恐怕这些编辑和这篇文章的作者都应该得到此后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感激，这篇文章的发表扭转了我们民族此后的精神方向，这之后的朦胧诗就是沿着这条心灵的道路，探索自我的地位和存在价值。
如果文化无心迹，不体现人的心灵追求，可以将这样的文化视为僵死的，因为在其中，看不到任何心知活动的痕迹，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知性的任何成果。
易中天教授说“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他把人看作是存在的，而不是活动的；他又把人看作是物的，而不是心灵的，那怎么可能会有知性的文化成果在民族传统的土壤里长成呢？既使有的话，那也只是知性干枯、毫无生机的。
苏格拉底说“我告诉你们，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1]金钱只能积累金钱，把一块钱变成两块钱、十块钱甚至更多，但金钱绝不可能产生美德。换过来说，以物质形式的存在物，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里，只能改变其存在形态，不可能改变其物的性质，而生发出精神性的光辉。这么说，人呢？社会中的人这一存在物呢？如果他只是存在物的话，他也只能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会有精神上成就。由此，他怎么能是文化的主体呢？如果文化不以人为主体，那文化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苏格拉底还有一句话，他说：“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他一切好事。”美德不同于金钱，美德不仅可以发扬美德，而且可以带来金钱。美德既可以是人类的财富之源，也是人类精神的基础，一切个人和国家美好事物的根由。美德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基础。可见丧失美德，就是丧失个人和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所以，贫穷是有原因的，其原因不单只是缺乏金钱，更重要的是缺乏美德。没有金钱，若有美德，它也可以招来财富，就像在个人和国家里种下了财富和精神的种子一样。
当然，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享受到他的美德所创造的财富，可我们享受到了。因为美德是人类最重要的心迹。
今天的经济社会，人不能只是赚钱的机器，只是物质的消费者，为经济社会创造不断朝上发展的GDP，更应当看到，人还必须是美德的传递者，在经济生活中实现道德的经济和道德的文化。也就是说，经济必须有美德为本质，发展经济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个人膨胀的物质欲望，而是为了实现人类进步和美好生活。经济以实现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在美德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人类的物质建设。经济生活中，除了相互传递财富和创造财富之外，也借助经济的手段发扬美德，使得经济不是以物质为本质，而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经济。只有经济具有了人文精神，经济以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为本质，人才有可能摆脱“经济动物”这么被动的、为单一的经济目标所奴役的困境，由物质奴隶中得解放，成为自由人。
倘若人类经济没有以道德为本质，唯经济为目标，那将是可怕的灾难。试想，要是野兽拥有人类这样的财富，那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能是今天的模样吗？野兽若是能够利用经济的成果，它只会将人类所取得的每一经济成果都充分地运用在暴力上，最充分地运用于发展它的兽性。那时候，恐怕绝大多数人会沦为少数拥有财富者的奴隶和工具，甚至是这些兽群的食物。正是由于人类的经济是以道德为本质，经济才能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人类才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但还不是所有的好处，还有一些经济成果被用在了许多野蛮的事业上，比如备战和战争，用在可以摧毁人类所有文明的核武器上，那是因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格异化和道德沦丧的悲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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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