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人的所有创造的都是杰作，并非民族的一切文化都是财富。当我们面对民族文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将自己当成野地里一口毫无过滤能力的池塘，什么水都可以接受，不论泉水、雨水还是污水，全都可以倾入它的池中，对之毫无辩识能力，只一味地以为财富加以收纳。虽然我们自身也深受本民族文化的濡染，甚至不可摆脱民族文化在我们身上的象征意义，也不能因此我们就成为毫无主体观念和主体地位的池塘，把流向自身的所有东西都当成宝贝，那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垃圾桶，这样的池塘也很快就会变成一口污塘。
就客观而言，我们跟本民族文化有较多的相似性，我们身上也会有跟本民族文化相映衬的东西，这只能说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而不能说明此种文化优劣的本质。“一个萨莫耶德人[1]，他爱那使他眼睛变得近视的故乡雪原，爱那他蜷缩着在其中度过半生、被熏得乌黑的毡帐，爱那变了质的、在他们四周散发着臭味的鹿油。”[2]这看起来都是理所应当的，虽然他的毡帐是乌黑的，鹿油是变质和发臭的，而雪原令他眼睛近视，但他还是不能离开他的故乡，而是充满感情地在他的故乡扎根。不能因此说明乌黑的毡帐、变质和发臭的鹿油有多么可爱和令人怀念，只是说明他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如果将这样的关系作为认识民族文化本质意义的标准，就完全背离了认知的道路，将认知当作情感来依从，以情感依从来代替文化价值的认知。如果我们的情感已经左右了认知，也就堵了我们的知性之路。很可能我们就顺应着自己的情感要求，将合乎情感的事物判定为正确的和好的，而将不符合情感的事物认为是错误的。
看来情感使人的理智变得昏昏沉沉，有些像春困一样，意识能力特别差，认知水平也特别低。这时候，我们很容易把缰绳送给他人，让人像牵着牛一样牵着我们。我们不仅不觉得屈辱，反而感到舒服，感到安全，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完全可以排除自我意识的分辨和评判，大家只要顺着行就可以了，只要点头称是，举手同意，热烈一点就鼓掌欢呼。大家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没有怀疑，没有诘问，在思想上做到了高度统一和一致。统一就消灭了区别，一致就抹杀了个性。
说来说去，中国文化有个性吗？易中天教授断言：“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个性完全是模糊的，也是看不清，连城市都盖成差不多一样的。在中国的城市走了一圈之后，心明眼亮的人就发现中国城市的建筑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有许多筒子楼，也都有许多进入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玻璃幕外墙的现代高楼。连时尚也都潮流化，文革时候，大家全都是“文革装”，喜欢绿军装；时髦喇叭裤的时候全国大小城市，甚至乡村，大街小巷和村镇小道摆动的全都是喇叭裤又长又阔的裤脚。流行邓丽君歌声的时候，走到全国的任何地方，你都能够听到她的歌。全国人，不仅思想一致，而且趣味也一致，大家喜欢同样的东西。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关心一样的生活问题；追求一样现实目标，甚至有着极为相似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举国上下，有着太多太多的一致。走在大街上，开始的时候甚至只有一个人昂着头望天空，过不了多久，就变成许许多多人围着一起抬头朝天看，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在看什么，除了那第一个之外。其实那第一个望天的人是因为突然流鼻血，才把头抬起来的。他把自己的鼻血处理好了，从抬头望天的那一群人中走出来了，那些人还在那抬着头望天空呢。
这样的一致性，只要稍加引导，很容易形成统一的意见和看法。许多人围在你身边，不一定就是因为你的思想特别正确，特别吸引人，而是因为你站到了这个一致的中心。所以，易中天教授也就特别注重这样的一致性，他把这样的一致性概 了括为一个词“群体意识”。群体意识体现为共同性，也就是无差别性。其实体现为一致性和无差别的“群体意识”是民族知性低下的表现，肯定只有知性能力低下的人才更容易趋同，只有他更愿意与其他许多人形成一致，消灭一切差别，如此也就没有了变化与发展。
因此，体现一致性的所谓“群体意识”并非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而是我们的弱点，这一弱点是致命的，严重制约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本书提出的这九种文化现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每个中国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事情。之所以要这样选择，就因为最“寻常”的，也必然是最“正常”的。文化内核作为一种最具纲领性因而也最具普遍性的东西，当然也只能见之于最具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们太平常、太普遍，因此也就难以直接地从中见出文化内核。这就需要分析，需要解剖，需要溯本追源，即只能通过“破译”才能“解密”。本书运用了那么多的理论和方法：哲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甚至文字学的，就是希望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2页。）
不论易中天教授怎么说，通过前面所引述的他的这段话，至少可以说明他关注的是“寻常”事，是普遍和广泛的事，也是“正常”的事。吃喝穿住行，他全都关注到了。在这样的寻常和普遍事中，也能找到最具普遍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几千年来没有变化。谈饮食，从公元前279年赵、秦两国国君间的“渑池之会”谈到现在的请客吃饭。虽然坐在饭桌上一起吃饭的人不同，可是目的都是一样的，不是为了拉拢对方来实现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战胜对方，因此，吃也是门政治。
易教授的饮食观念很俗常，很大众。他把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基础立在了最一致，最没有差别，甚至千百年不变的寻常生活和社会现象上。这一基础，使他的文化问题成为无可质疑的、没有反对意见的问题。因为，似乎几千年来，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举过手，表示过赞同。“吃很重要”，没有人反对吧？“民以食为天”，也没有人反对吧？“食物为生命之源”，还是没有人反对吧。易中天教授就这么把饮食问题演化为“泛食主义”，把饮食文化泛化为一种社会生活和人的社会关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易教授讲到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而且经常受到这些问题的围困。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明白的不是易中天教授所描述的我们的文化现象里包含有多么复杂的人际，而是需要知道我们要爱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要爱什么，恨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理性目标，我们的理智和思想软弱得像一根原野上的芦苇，怎么能不被狂风吹刮得四处都点头折腰呢？易教授说我们民族的文化内核是群体意识，这个群体意识并不能归结为大家包成团，很团结、很和谐、很友爱；这个群体不是这样表现的，它是一个价值意识模糊，人格意志软弱，顺从性格突出，缺乏主体地位的群体，在思想观念上，等着让人指导。
软弱的芦苇自然就随风倒，风吹哪里，它就倒哪里。无论易教授运用怎样的理论和方法，是哲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还是文字学的，都不可能把这样的风中芦苇扶直扶正，甚至易教授自己和他的那许多理论和方法恐怕也难免被狂风吹得摸不着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主体意识也迷糊起来。
因此，不是一切民族文化都是财富，甚至可能是种流毒，麻痹我们的意识。要想由这样的麻痹中苏醒，首先我们得知道爱的方向，我们不能再去爱桌上的食物，而应当爱正确的观念，就是要爱真理。俄国思想家恰达耶夫说：“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受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3]我们向来很少对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很少想究根问底地弄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心经常被许多“每个中国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事情。”缠住，失去思想的自由。现在，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心灵从这样的纠缠中解开，让它重新获得自由吗？让它获得爱真理的能力吗？
“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这是恰达耶夫关于爱国的名言，他说这话的口气跟苏格拉底有比，简直就是一位现代的苏格拉底。他不会讨好任何人，哪怕对方是他的祖国，他也不会闭上双眼，无视真理地崇拜它，以为所有的民族传统和所有文化都是最优秀的，无可挑剔的。因此，他被沙皇斥为疯子。发表他的尖锐批判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文化传统的《哲学书简》的《望远镜》杂志遭关闭，该刊主编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被判刑。当时的官方派出所谓的“医生”，每天到恰夫耶夫的家里，替他“治病”，恰达耶夫被勒令永远不能写作，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版。俄国人从上到下，不分贵贱、贫富、僧俗、老少，同声地谴责和诅咒这个俄国的叛徒；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在官方的煽动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行暴力惩罚。
恰达耶夫惹恼了俄国几乎所有的大众。真理与祖国产生的矛盾如此尖锐，以至要断送一个热爱真理之人的生活，恨不得将他锁进疯人院。于是，疯人院就多了种关闭思想者的功能，判定他的思想全都是疯话，因此永远不得出版。
对于思想者，这是种待遇，说明他的思想是一道光芒，因为太耀眼了，非得锁闭起来，直到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能够受得了它的光芒。
“我的思想，本不是面向这一世纪的，本不想说给当今的人们听，我本想将它藏在我的意识的深处，遗赠给理解力更强的后代，这一思想虽早已在小圈子里被公开了出来，但是，它若挣脱其锁链，逃出其修道院，冲向大街，在呆若木鸡的民众中间又蹦又跳，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恰达耶夫是这么说的，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危险。因为对普遍民众而言，祖国永远都比真理更加浅显易懂，要让如此现实可感的亲切的祖国置于真理的批判之下，这肯定是有着爱国之激情而缺少理性思想的大众难以接受的，而且因此会犯众怒，而且惹祸上身。这样的感觉跟苏格拉底在街头向雅典民众宣讲他的道德主张的时候是一样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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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在俄罗斯北部的部族。
[2]恰达耶夫：《疯人的辩护》，《哲学书简》，第194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
[3]恰达耶夫：《疯人的辩护》，《哲学书简》，第194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