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
"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这个中央是什么？——和德理达的中心解构或有异同？
文化强权和文学话语权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霸权——但是，这个霸权同时包涵耶稣和民主——取消这个文化霸权，走到何处？走到普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呢？
文学什么时候成为"中央"位置所在？苏格拉底？但丁？耶稣一早被琉善批评，从未间断，直到伏尔泰和艾科——这是中心解构的历史——耶稣就是非耶稣的历史——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
其实文学中心时代已经过去。就像绘画雕刻小说和戏剧本身就是个个时代的产物，不是每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时代只产生膺品。现在，谁是老索以后的巨灵神？在空间上，除去复古和荒诞解构，谁是今日之灵？是西方的电脑三维、N维画图，还是欧洲那些奇怪派别？今天，一个牙医和诗人难道可以分出伯仲？牙医低下，还是诗人高尚？谁更有时代性？观察一个世界和观察一颗牙齿，难道今天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的诗歌比牙医更有意义吗？至于政府和作家关系，至少在中国，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话题。索氏在此的区隔完全失去意义。
等等。
（四），于是，上不上北京这条船，就成为北京情结说。其实，上船人不管说什么，都是表达他们（有限）支持之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道德或者不道德选择，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心脏：美国人心脏，中国人心脏或者还有什么人的心脏——这叫做"帝国主义复杂性"——叫做进入"灰色地带"恶也是善，善也是恶——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反向逻辑是，奥运是北京的特洛伊木马，是叫北京上船，不是叫布希上船。于是，究竟是美国让步，还是北京让步，我们乏于指教老索，故而，只好猜测和断定兼有之。
（五），其实道理非常单纯：只有促使北京改变，政治改变，才会消除这个二律悖反——因为你在雅典举办奥运，就不发生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开否奥运之问题。在一系列如何对待北京政权之性质问题上，国际上的政治学和文学界难道不是同样一塌糊涂吗？故此，索氏认知之深刻性，恰恰于此。他的逻辑不无道理：政治上的人间隔离和疏远，造成文学沟通之必要——而文学上的政治批判（就是古拉格；虽然其领奖词不言这样的逻辑；同样是文学社会责任和文学原则的体现）——又是弥补现今政治原则一塌糊涂的一种高尚表达和神圣实施，只是这个神圣实施，是不是奏效于2000年代，却是难点和疑问！
按照老索，政治失序和政治疏离以后的人类接触，心灵沟通甚至历史重现，复制和还原，都依赖文学艺术或者言：真，善，美——失望的世界之人，含中国人，他们最好，只好到艺术和文学领域去发泄，或者通过阅读和作者产生某种心灵沟通，以得灵魂之解放乎？这个问题其实并非只是索尔什尼琴提出，很多关乎此题目者，都会提出，早至奥古斯丁，晚至中国人的新儒学宣言（1958年——台湾）。这个课题的内涵就是，个人自由的属性乃至规定。这个属性，究竟是来自个人心灵之自由，之解放，还是要等到一个自由的制度建立起来，由所谓民主开启民智，方可达致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成为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争执不休的课题——所以，索氏提出的政治失灵和西方世界之道德崩塌，只有文学艺术方式解救之道——其实，还是在此意义上重复这个话题。换言之，老索之"真相"高于一切的理想主义宣誓，他创造的古拉格这个历史和新知语汇，在在做到了启发一代代知识分子不怕压力，驱逐恐惧，还原真相的努力——但是，真相制造者的原始运作，同样成为问题的另一个出发点。
三，
我们的意思是，当真相在"第三帝国"中被还原的时候，他并不包括希特勒缔造"真相"的初始过程。
那个缔造是什么？就是希特勒顺利通过德国人民制造了一个可以运用暴力和谎言的国家机器。于是，仅仅还原真相，并不等于说出真相的原始制造者和假相的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假相的提出，都是缘于刚一开始制造之的僭主寡头和人民领袖被人民认可，这个认可，在发展的轨道上，就会延续从此一真相，滑向彼一假相之路径。33年和49年都是如此。这个从真相变成假相的含义何在？这个含义就是，世间真假相对论，使得人们莫辨真假。重复而言，我们不能不说，33年的真相，就是德国人真的拥护希特勒。49年的真相，也基本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只有文学可以做到还原，但是这种还原正在逐日失去效应。问题的提法也许是，是文学的要归政治，抑或是政治的要归文学——因为，说到底，政治还原，只能是政治还原——政治还原是什么？就是人们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政权；这个新的政权，否定人们一开始创造的真相；再否定由这个真相导致的假相——就像中国人现在正在企图还原49年，57年，66年和89年——但是，人们只是从艺术和文学的认知上去还原乎？不是，当联合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正在和中共大讲其"国家利益"，且为共谋的前提和情形下，人们也许不能够仅仅从一本小说甚至《古拉格群岛》获取政治还原——如果说，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那么，老索贬"政"褒"学"的说法，也许不能够完全对应政治问题——从而也无法解释文学不能救赎人们灵魂之问题；起码不能够仅仅以文学全能主义，来解释这个现象。
自由，是历史的自由——就像民主，就是历史的民主——民主比耶稣也许年龄还大。所以，历史造就的政治学说及其制度，是自由的保障——这个保障使得民主和耶稣成为自由灵魂的始作俑者和现代保持者。再是，自由的文学和自由的政治之关系，在出现极权主义制度和类似文革，89这样的普遍压制和异化以后，仅仅凭借此制度内的个人反省和自我挣扎，自我文学阅读，也许会出现一些出类拔萃者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人，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人民的思想——这个法则规定，人民总是这个权利链环的一个部分而非截断之的那个部分（见富科）——这样，人民自由思想的可能性，只能是借助于民主制度的到来，以寄托之，改变之，不可相反。这个相反的过程，在历史上不曾出现，不管是在苏联，东欧，还是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情形恰恰说明了这个状况——这个状况就表现在老索这段话的悖论之中——
"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在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所谓阐释机构里，比如京奥这样的机构，就可以枉顾世界共同的阐释机构且做出全然不同的阐释——反对之有，赞成之有，兼而有之之有——人们知道，在北京依托和合并于世界体系、经济体系那个部分时，西方人不再说：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人们或者抱着一种"一个心脏"，"一个梦想"的意志和愿望前往之——很少有人愿意把价值论结合之。于是，这个年份，恶行往往被说成善行，善行往往被说成恶行；抑或故意混淆之。世界的人们，在这个话题上进退失据，左右两难。索氏说，解决之道，是文学。他是这样说的。就像体育是人类共同的属性一样，文学亦然；但是文学，是不是奏效于眼下京奥这个各说各话之议题呢？君特.格拉斯曾经说，德国政治犯在监狱里也是为德国队欢呼的。虽然，他们最后被取缔了收听收音机的权利——这说明，文学并未解救德国人于真相。他们无论读过多少歌德和洪堡，却还是被三六年奥运剥夺了"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之可能性——北京人，就更加不会因为某种文学阅读，而解脱于这个伟大奥运的恩赐和惩罚了！文学，在这个具体事件里，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所有批判者，是在争取一种政治诉求，并非回到或转向于默默无闻的文学。也许人们说，那是一件长远的，潜移默化之事情——我们说，所有历史，正好是由这些事件组成——如果你移步其他，道理亦如此；不是只有文学。
其实不是在不同洲际，不同国家和地域，就是在同一个政权下，人们的不听丧钟，以为其为颂歌，为凯旋。那些刚刚被警察驱赶的拆迁人群，就处在你的眼前——也并不遥远——但是，还是出现了全国甚至全球的悲、喜剧。于是，这个课题又回到无限同情和有限同情，甚至根本就是踏血而欢和悲天悯人之惨象中——我从网站照片上看到，鸟巢外面工地上，民工累极，裸身睡在泥土地上的景象——这难道可以和那些进入黄金厕所之权贵齐身等价吗？是的，如果这两个人擦身而过，他们带来带去的就是既远又近，既陌生又熟悉，既悲恫又欢喜的双重结构。这远远超过老索所言之举例和时空差异——更不要说那些修楼造穴后被赶出北京的无产阶级了！我们说，在此意义上，你给那些躺在泥地上的劳工一本《古拉格》，你估计这些包身工会觉得如获至宝吗？他们读之，通之，自由，权利，工薪，就来之乎？自由，一点点也不会来的——明天，他们还要干十二个钟点或者十六个钟点！他们现在不想看古拉格，只是想睡觉——而后挣钱回家！在其他层次，酒足饭饱进入美国或者北欧性消费场所者，华尔街的与非洲或者亚洲寡头结合的后殖民主义者，联合国或者奥委会的罗格一类混蛋，他们会不会沟通于文学者之间的人文、人情和人类关怀呢？你说，他们会为古拉格情结改弦易辙吗？他们会谴责这个警察奥运和古拉格非常近似吗？那些好莱坞电影，愚蠢的超人和蝙蝠侠，难道和古拉格有一丝一毫的干系吗？中国八0后崇拜的日本动画和韩国情色剧，难道不是占有完全超过古拉格阅读量的少年比例？古拉格像文革一样被迫遗忘，难道仅仅是文学救赎问题吗？诺贝尔奖的越发无聊和堕落，不是正在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戴上桂冠，树名以子！老索厌恶美国文化的真实真正原因在此——但是，他的伟大的古拉格之所以被这个世界冷漠，就像这个世界冷漠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一些傻逼克莱德曼们，正在败坏这门艺术——古拉格仅仅作为新闻现象尚且可以名动一时，但是，这个古拉格情结，却正在被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政治朦胧诗所诋毁——他们竟然不知道中国是敌，是友，不分伯仲的国关颂歌，就是布希揩同他们站在一起的逻辑！——他们认为，索氏仅仅是一个新闻现象和历史现象的承载者；索氏没有中国意义和其他意义——真正的中国意义就是和新式斯大林继续其现实与幻觉中的"雅尔塔"获"波茨坦"分赃！
在此角度，老索送给布希一百本古拉格也枉然！
故此，索氏在他的讲话里指出——
"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是的，这个普遍的政治关怀甚至政治操作和政治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文学的间接性可以取代的。越直接的政治干预，越来得有效——而文学阅读只是政治关怀的一环。或许也很重要。
他说——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其实，作为文学家，的确应该负起这样谴责暴力，还原真相的努力和写作；他正好对比那些趋炎附势和八面玲珑的作家，艺术家和混迹酱缸者——但是对于大众，击穿谎言，制止暴力，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范畴——这个范畴并不是因为文学甚至古拉格之存在而被限制，这个更加庞大的范畴就是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而孰先孰后的选择无疑是要造成政治突破和政治改变。索氏正好是促使这个改变的绝对伟大榜样。他承担了文学和政治双重的批判任务——虽然，他总是说，要回到文学——他把根除暴力，击穿谎言，作用于文学，其实，这个文学诉求具有宽广得多的政治和历史含义。从"逮捕史"开始的文学，其实在他笔下，成为政治史的延续——而政治史的延续，正好说明了他接续现代政治和今日政治之重任，开辟了一条文学政治之路。
一言蔽之，古拉格显示了全部政治历史的含义——和普鲁塔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诉求一样，他成为文学写作中政治核心最为伟大的楷模。至于当索氏直接诉诸政治问题时候，他的说法，就成为一种争议之所在。比如他说——"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
又——"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又——"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
他一针见血说——"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
那么，是让集权去改变民主，还是让民主去改变集权呢？那些贪婪的"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究竟是属于民主政治，还是集权政治呢？
当老索进入政论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
一个伟大者的缺陷是瑕不掩玉的——鹰，有时飞得比鸡要低些，但是鸡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样高——这是我们考量政治、文学关系时对老索的最后所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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