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鸣老师，大家一定会想到2007年那场与学院领导的公开“战争”。张鸣老师的博客另文，从网络开始进而演变成一场媒体大肆渲染的关于大学教育还有职称评选的大讨论。张鸣老师当时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系主任，可他却对媒体说，当代中国大学已经“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张鸣老师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体制的言论，需要清醒的良知，还有发自良知的极大勇气。
1957年出生的张鸣老师，他的研究内容广泛，思想深刻。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有着独特的见解。张鸣老师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最难能可贵的是，张鸣老师，不像某些专业学者那样，除了自己研究领域的那点儿事儿，从来就不敢对社会热点提出自己的东西。张鸣老师的广博、丰富，让他不仅写出了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且以他在博客里对于时政的评论，用直白的文章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张鸣老师直面人生，这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
张鸣老师的这种直面人生的正义感，让他为萧延中老师抱打不平。当年张老师和学院院长李景治的冲突原因之一就是萧老师的职称问题。萧老师对于历史的研究很深入，他的学术成果早被海内外公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曾经引用过萧老师的著作。可惜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萧老师年过50，还是个副教授。张鸣老师的正义感，不仅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也体现在对于他人的人道关怀上。张老师对学生一向挺不错，有张鸣老师的学生回忆说，当年班上有个同学父亲突然去世，家里好像比较困难。张鸣老师马上拿了一万元让他回家。钱的事情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处世态度。言行不一，表里如一，更让人增加了对于张鸣老师的敬重。
我一向喜欢阅读张鸣老师那些睿智的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我也很喜欢阅读张鸣老师的博客。张鸣老师的博客很多，他在新浪、搜狐还有其他地方都开博。阅读张鸣老师的政论和杂文，可以获得很多人生的教益和思想的启发。张鸣老师写博客总是切中时弊，不畏强权的精神压制。张鸣老师的最新博文是2008-07-27 1031的《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在他新浪博客的首页，就有这十多天写就的《民意调查的自信与他信》、《“解放思想”还是要来点实在的》、《鬼界的官僚体系》，《“芙蓉化”与“传声筒化”的专家》等等的时政文评。这些文章总是在第一时间被广大粉丝转帖到各个时政论坛和思想论坛，比如猫眼凯迪就经常读到张鸣老师的好文章。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都已经“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学术作弊成风，教书育人的老师们反而道德沦丧。“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无论是官场、企业界或是学术机构都是如此。张鸣老师就象古代的独行侠客，公开挑战这种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潜规则文化。他用自己在博客里的时政评论，打破了人们的偏见，传播了正义和良知的声音。在明哲保身，处世圆滑的人看来，特立独行的张鸣老师犯了中国文化的大忌，然而张鸣老师坚持良知和正义的态度，必将激励晚辈后学，去追求自由，追求正义，追求真理。
综上所述，我郑重推荐张鸣老师为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政论奖候选人。
推荐人：
刘杰
附录：
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
张鸣
北京市指定奥运期间的游行示威区域，规定想要游行示威表达意见的人，可以申请在几个特定地点游行示威。这些区域中，像日坛公园和紫竹院公园，都处于市区中心地带，有关部门表示，只要通过合法手续得到批准的游行集会示威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地点进行。不像游行集会示威法刚通过那阵，偶然有个游行，还被安排到大老远的郊区去。
在我的记忆里，政府对来自政府以外的集会游行，一向很有戒心，虽然口头上也说允许集会示威，但骨子里却总不一肚皮不情愿，能遏制则遏制，实在遏制不住，就尽可能地缩小其活动的影响力，把游行放到远郊去，就是消除影响的一种高招。在我们很多领导人眼里，我们的社会，不能有一丁点杂音，甚至不能有一点跟主旋律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如果有人表达对政府或者某个官员的不满，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独特看法，出来游行示威，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这些领导对秩序的感觉特别强烈，强烈到了要所有人，整个社会完全协调一致，整齐步调的地步。若有不同意见，也只能通过所谓的正常渠道来表达，即通过组织结构，层层向上反映，能内部消化，尽量内部消化，消化不了，也要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解决。
这种高度协调一致的秩序，在社会的单位体制依旧完整，社会的全能主义控制尚且有效的情况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把人控制在一个个小格子里的管理模式，基本上已经瓦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人们的诉求也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从前没有的社会问题都冒了出来，国家法制化进程与现代化发展不同步，政府机关职能和作风的滞后，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原有的意见表达和解决问题的体制渠道，越来越表现出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窘态。再想维持过去那种协调一致，就算在一个阶段内能办到，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也将会越来越大，直至难以应付。从到处堵窟窿，直到堵不住为止。事实上，作为民主进程的一个方面，允许人们有合法的渠道和地点，示威游行，发出自己的呼声乃至抗议，已经是政府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在任何社会，政府做的再好，民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怨气。民怨必须有个合法的发泄渠道，否则就会在地下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再爆发出来，所造成的破坏，是所有人都不乐意见到的。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几乎每个事件，都照例有防堵压服的过程。自西周以来，古人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更何况，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民主已经是世界的潮流，一味地防堵，不仅无效，而且后果严重。
事实上，即使在古代，那种完全协调一致的秩序，也只能出现在一定的时间段，或者小范围内，而且往往是靠高压强力维持的。人有嘴，除了吃饭，就是要说话的，众口难调，不止是讲烹调，而且也是说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者，即使做的再好，也一样有人说不好，因为不合他的口味。人有话要讲，就得让他讲出来，靠高压，靠防堵，可以得逞于一时，时间一长，就有大麻烦。毛泽东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话很对，人是有理性的，只要允许人们自由讨论，那些不合情理的意见，不会有很多人去迎合。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要有杂音，没有任何杂音的地方，只有坟场。
但愿，北京这样的安排，在奥运开完之后，还能继续下去，成为一种常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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