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种骚乱、维权事件产生的原因
上述诸多事件的存在，是社会不和谐的集中表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危机。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对于我们治理好这个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是有其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的；这些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1、贪腐日深，民怨沸腾：自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个贪腐问题就随之而产生了，并且愈演愈烈，招来民怨的沸腾。
现在的贪官和腐败几乎是无处不有，早已成了系统、上了轨道，任你怎么样反腐倡廉，怎么样的惩治贪腐，腐败官员倒是越反越多，贪污受贿的金额越来越大，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手段也越来越隐蔽和狡诈，这却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贪官们大多出现在科级、县处级，涉案金额也只是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少有超过百万元的，这些都足以令人震惊了。而今的贪官已发展到地厅级、省部级、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了，涉案的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数亿元，都是平常的事了，人们也早已司空见惯，不会感到震惊和奇怪了。
从80年代初惩办的第一个贪官原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起，到其后的卢万里、林福久、马德、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李继舟、李嘉廷、刘长贵、张国光、陈良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正因为这样，现在的民众中有一种自发产生的情绪，对官们是不相信的了。每当在电视画面中或在各种平面媒体中看到一些官们西装革履、装腔作势的露面，或作报告，或发指示，人们往往会嗤之以鼻，发出轻蔑的眼光，口中自然的嘟囔着“又在说空话、假话、套话”，“台上作报告，台下又不知到那里腐败去了”。民众们将道德败坏，贪腐日深，社会不公正等所有各种罪恶统统归咎于官；近年来更有民众们关于“把官们列队枪毙问题有无冤枉”的黑色幽默流传，这种流传虽不准确，但它佐证了“无官不贪”的民间共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些可以看出民不信官已然深矣。
因为现在的一些官们确是太贪、太腐败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或则官商勾结，或则官黑勾结；官官相护，抱成集团，大肆贪污、受贿，大搞圈地运动发土地财，偷逃国家税款，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甚至挪用社保资金，扣发退休人员的养命钱，贪污灾区人民的救灾物资和金钱，手段是无奇不有，五花八门。他们贪得无厌的把钱搞到手后，就包二奶，养情人，建豪宅，赌博，把黑钱洗到国外，把家属和子女转到国外……，可以说是什么坏事、丑事他们都做得出来。
最典型的如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竟敢于飞往澳门豪赌，一次输掉几百万、上千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先后与107个女人有染；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竟玩弄了146个女人，有母女同时被玩弄的，成了最无耻之徒。过去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的入党誓言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贪官们都是共产党员，实在成了绝妙的讽刺。
现实社会中如此多的贪腐官员，民众早就恨之入骨，怨声载道，遇到一点不平之事，能不借题发挥泄露心中之愤恨么？
2、贫富两极分化急剧拉大，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且不说城镇低保户每人每月只有两佰元至三佰元不等的生活费（这点钱在物价飞涨的今天是绝对难以维生的），农村中许多农民大多也只能维持在这个水准或者是较低的水平（他们可自种蔬菜和打柴作燃烧尚可基本维生），就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也包括部分农民工，他们的工资收入每月也只有1千到两千元，也只能解决温饱而已，是绝对谈不上小康的，这可是占了城镇中大多数人口。而失业、下岗人员每人每月也只有400到500元的生活费，有的还要养小孩、老人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是可怜的一族。只有那些政府的一般公务员、白领阶层，他们每月有数千元不等的工资，年终还可能有一笔额外的的补贴或者奖金，如果说达到小康生活的话，也只有这部分人了。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贫民阶层（绝大多数）和少数小康之家，90%以上的人都是如此吧！
然而，在中国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可是中国的富裕阶层，这部分人中除少数的私企老板、大款而外，主要是中高级的官员，他们可是富得流油的人。这些人虽然在全国只占少数，特别是其中有约500个特权家庭，他们可实际上垄断着中国的经济。
这从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连年增加一事即可看出。据学者杨支柱的研究资料统计，改革开放以来，银行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据统计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到了2001年“新增居民储蓄”则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领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了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加了3000亿元也存在了银行。又如2002年的工资总额大约为1.2万亿元，而居民储蓄却增长到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说明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了。因为中国的广大民众实际上除工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只有贪官污史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史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另据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4月初在《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收入的25～85倍。
报告同时披露：全国有7个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过7百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2000万，
上海市：平均800万～2500万，
福建省：平均700万～1600万，
浙江省：平均700万～2000万，
江苏省：平均700万～1800万，
山东省：平均700万～1500万，
辽宁省：平均700万～1400万，
这7个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及平均面积：广东平均3.5幢，面积600～900平方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850平方米；福建平均2.5幢，面积500～600平方米；浙江平均3幢，面积500～650平方米；江苏平均3.5幢，面积600～800平方米；山东平均2.5幢，面积500～700平方米；辽宁平均3幢，面积600～850平方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坚持×项原则”的结果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党官先暴富起来了。
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这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却拥有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80%。2005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金饰品的重量达500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等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以上的人已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的财产。
另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四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这3000名左右高干子女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由以上引用的这些资料，可以充分说明中国的财富绝大部分是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的手里了。他们垄断权力，形成了利益集团。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是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官员没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才能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污起来绝非易事。可是在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命脉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个经济命脉即掌握在官员们手里，上一级的官员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打声招呼，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任要职，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决无这样便利条件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官场，“老子打下来的天下，儿子自然要来接班，财富自然成了囊中之物”。
什么“利为民所求”，“权为民所用”，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特色”，什么“共同富裕”，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是说给老百姓听听而已罢了。只有保持官员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先暴富起来的特权地位才是最为重要的。
如此的贫富悬殊，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充满矛盾，人民又怎么满意，又怎么能和谐呢？
3、其他的有关因素：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引发社会骚乱和各种民众维权事件的出现，除了上列两个主要的原因而外，其他的原因尚有许多。如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社会治安恶化，黄、赌、毒及黑社会性质犯罪猖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黑史恶警当道，欺压百姓，道德危机，诚信危机……，所有这些，民众早就看在眼里，骂在口中，是极为愤恨和不满的，也是各种事件产生的原因。
就以假冒伪劣药品、食品而言，多年以来是屡禁不止。从80年代的福建晋江假药案开始，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假药照样充斥于市场，继续在危害人民。我们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是怎么管理的呢？原来这些最高监管机关的最高领导者就是假冒伪劣药品的始作俑者，他们不但不严格依法监管，而是为了个人的发财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为假冒伪劣药品批文放行，是在执法犯法，视人民生命如儿戏。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郑筱萸及其他手下的一批干部，就是一批腐败分子，他们利用职权，接受请托，为多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求利益，使假冒伪劣药品得以通行泛滥，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人民早就恨透了。
在环境污染方面，现在全国除少数山区外，还能找出一条干净的河流，一块干净的土地么？许多地方（尤以工业发达和矿产业开发的地区）环境污染不堪设想，严重的危及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样的例子在全国也是太多了，人民早就痛恨有加，又无可奈何，环境部门为什么就不严加管理呢？
至于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和伴随的一些恶史、恶警当道，他们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独霸一方，横行乡里，编织冤狱，人民早就深恶痛绝了，对官、警们早就失去信心了。人民有冤无处申，到忍无可忍的程度时就会采取于法不容的激烈行为，给社会带来灾难，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当有人不怕死的时候，奈何以死惧之，是什么后果也不顾了的，这就会发生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的暴力事件。
骚乱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我们这个国家的管治存在危机，管治能力的低下。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如下岗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退伍军人、拆迁居民、退休人员……等等，当他们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侵害，就会因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社会诚信特别是因政府和官员的诚信危机等问题而发泄心中的怨恨，就会走上维权之路或者暴发某种事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逼上梁山”之事。
四、宪政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当前中国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存在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同样存在，但两相比较，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论从数量的多少和严重程度来说，都是远不能和我们相比的，而且性质也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的国家现在也在大力的反腐败，也在惩治贪官；一出了骚乱事件后，也会惩处某些失职的领导干部，惩处一些骚乱的首要分子，然而问题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惩处只是治标不治本而已，没有抓住要害问题，本质问题，所以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本的问题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于宪政的民主。抓住这一根本问题，许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实行宪政民主，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开放党禁、报禁，司法独立，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是当今社会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
中国社会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创共和以来，经过了孙中山和其后蒋介石的时代，虽然他们都在制定宪法，试图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然而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宪政民主的国家不但未建成，反倒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以后，与他在革命时的誓言要建立“民主共和”、“宪政民主”的国家相反，他所建立的却是一个更为独裁专制的国家。毛泽东死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性魔力；但在当今世界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十分落后，这是不容置疑的，是世界公认的。现行政治体制的落后，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
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结束党专制体制，建设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中国的执政党，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权益，应该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改变自己的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是阻碍力量。
当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阻碍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利益集团和旧的思想意识是强大的、根深蒂固的。首先是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他的核心垄断集团，他们操纵着中国的一切，为了一己的私利，他们竭尽全力来反对和抵制中国的宪政民主，竭力要维持现状，并制造了“一旦实现宪政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三亿的中国人都成了这个垄断集团的人质。
在错误思想意识方面，有人把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混同起来了。中共并不等于中国，反对中共的错误领导和错误政策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中共从孙中山时代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合法的政党，现在并没有人反对中共，人们反对的是中共的错误政策，反对的是一党的独裁专制，这并不违反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中共既是一个执政党，难道不允许别人有意见、提意见？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说人家“反对党的领导”，“企图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未免是太幼稚可笑了。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共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了，在党专制体制内，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关于人民民主和公民权利的规定是流于形式、走向空泛化乃至虚伪化了的。宪法实际上成了工具化、御用化。这从1949年9月中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到后来分别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公布的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均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这就形成了一党挟持下的“宪法”和“宪政”只能是假宪法，非但构不成对权利的制约，反倒给党专制的独裁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
正是这种不受制约的党专制体制，造成了对制度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转型的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扭曲。君不见在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时期，党的领袖的极度独裁，党内民主的缺失，使党专制完全演化为个人独裁制。由此形成的恶果，在“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和“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不是十分清楚了吗？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民连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奢侈什么政治权利了。
政治体制要改革，必须实行宪政民主，这是确定无疑的。而要从根本上做到这些，首先要做到的是开放言论，落实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这是最为重要的。作为第一步，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但首先必须先在共产党内部实行民主，由民主选举来产生领导人，杜绝由领导者指定人选的办法。一旦条件成熟了，再进行多党的竞争选举，到那时共产党用他好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也可以继续当选执政。台湾的国民党不是在失去政权8年后由于改变了过去错误的做法，而重新得到了台湾人民的信任重新执政么？国民党的这些举动是值得共产党学习的。从台湾今天的经验可以说明，中国人并非不能实行民主体制，并非不能搞实打实的选举，并非不能搞多党的和平竞争。温家宝总理曾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胡总书记也说“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能力，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求”，“情为民所系”，这些话是十分动听的，也是鼓舞人心的。人民盼望这些讲话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实现。果真如此，中国社会的和谐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和谐本身也是个体制问题，有了一个能保障全体人民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和谐的可能。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谐才是可靠的、真实的。有了和谐，人民有了说话的自由，有了监督的自由，一切贪官污史和社会的不公都将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各种骚乱维权事件就会减少或者隐退了。惟有这样，社会也才能有和谐的可能。
最后，笔者要借用布什总统一段演讲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布什总统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什么时候中国的领导者也站在“笼子里”向民众们讲话，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实现之时。
作于2008年7月中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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