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可以说是和四川省汶川在地震之前一样鲜为人知，它只不过是一个远离人们视线的偏僻小县城。而恰恰是这座偏僻的小县城同样是爆发了和汶川地震同样效应的政治地震，使得它出现在了世界面前。在那几幅燃烧着的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画面下，在那万民同仇敌忾及其愤怒的表情中，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因为少女李素芬之死因不明所带来的群情激愤，而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在多少年来被长期压抑的感情宣泄，造成这种感情的社会根源就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因官场腐败所带来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现象到了已经忍无可忍之时而必须爆发的临界点，而李素芬案件的发生也就必然成了这一总爆发的导火线。
我们先看看贵州省的政治生态。有关云贵高原的贫穷落后在此就不要说了，但是，云南和贵州两省的高官贪污腐败却是在全国出了名的，这也就应了“穷庙富方丈”之说。早在几年前，云南省省长李XX是因为贪污腐化被绳之以法的；而时隔不久，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也紧跟着落马，而刘方仁的贪污受贿却在告诉人民这样一个现实：共产党官员的贪污受贿活动不但是具有非常的两面性，而且是极端的残忍。
“他，是一个‘勤政’的高官，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他又是一个‘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万。”（2003年07月10日08:51:06 新华网 ）
这位“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的“高官”就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你看，贵州省每年用于“氟中毒救治”中的炉灶改造的资金只有区区50万元，而他一次捞的人民的血汗钱就达这个资金的10倍，可以用来作为预算支付炉灶改造10年！
注意，这500万不是刘方仁所捞的钱的总数，它仅仅是一个零头。现在民谣说县干部贪污受贿几十万不奇怪，厅级干部弄它个百把万不稀奇，而省级干部搞个上亿元也不再让人很吃惊。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不过仍然是先有事实才有民谣。但背后的黑幕我们还是无法知晓。我们只能猜测刘所捞的钱，够让贵州的许多人脱贫，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许多仍然有可能氟中毒的可怜的人们从此摆脱病魔的威胁了！
而在刘方仁被揪出以前不久因经济罪案被捕的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所涉嫌的钱就“高达数亿”（见《凤凰周刊》，记者刘擎）。我们不知道这“数亿”是多少，但是，我们有把握认为：如果将刘方仁、刘长贵，以及在此之前的阎建宏、卢万里、郭政民等一大批原贵州身要职的贪官所榨吸，或弄得不知去向的钱加起来，绝对大大的超过三亿，它不仅能全面实施贵州高达1900万人的氟中毒的治理工程，而且有足够的财力对炉灶进行维修，或改善氟中毒地区的经济状况，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贵州，一个让人伤心落泪的省份，一个在外省人眼中贫穷落后的象征。它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是世界的“非洲”，是穷人的“啸聚之地”，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如果我们从1993年的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以及贵州省“第一夫人”阎健宏的“落马”算起，我们会发现，众多高官的堕落已经形成一种“群贪”现象——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原地税局长罗发玉、原新闻出版局长姚康乐等等省厅级干部，在贵州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然存在着一个“贪官司令部”，也从此不难看出，有着这么一个贪官司令部，下面出现任何问题也都必然是正常的了，今天发生在瓮县的群体暴动事件，也正是底层民众在忍无可忍之际向当地腐败官员发起的集体抗议。
由于省级干部都是如此肆无忌惮的贪污成风，作为瓮县的老百姓也必然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盘剥和侵害，在这次时间之后，瓮安县居民陆老太太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她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地打工，她家是贫困户，只能是吃上饭填饱肚子。她还表示，各级贪污腐败官员向企业要干股的索贿受贿风气也是当地爆发群体事件的深层原因之一。如，一个老板建立一个厂的话，局长、县长要拿几份干股，那些贪官不给他们干股，就不给批项目。这样一来，当地的腐败风气就愈演愈烈，老百姓又投诉无门，只有趁机对积压多年以来的怒火进行发泄。
无疑，这位陆老太太的说法廓清了瓮县这次群体事件的历史面目和根本原由。同时，也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老百姓是在无法通过正常官方渠道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才进行群体抗议的。
从中国最近几年以来的各地所发生的群体事件来看，无不都是因为老百姓在当地官员的压榨下走投无路才被迫进行群体抗争的，而且也无不都是以失败为告终的。我们在回忆像汕尾、万州、太石村、临沂等地的群体事件时，在回忆到法轮功和艾滋病患者时，我们就很快的联系到高智晟、郭飞熊、陈光诚、胡佳以及刚刚因为报道四川地震被捕的黄琦等民间维权人士，从他们的相同结局来看，我们很快就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你敢于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说真话，哪怕说出的真话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党的政策法律的，也要遭到地方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迫害和镇压。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纲领是“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说，不论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论出现任何问题，矛盾都不能上交，都要在当地就地消化和解决问题，至于由谁来解决问题和用什么手段解决问题，中央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各地的政府官员也就有恃无恐的任意践踏国家法律和人民利益，凭借着党管军队、党管法律的政治优势，对所有依法维权的群众以及他们的代言人进行随意迫害已经成了各地政府官员共识。这也就形成了全国各地维权运动尽管是方兴未艾而却是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官府和民间都不愿意看到的是，由于老百姓无法通过正常的上访、申诉等行政手段和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也就只有等待偶然的机会去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从刚刚发生在贵州瓮县的这起被当局定为的“打砸抢”事件和上海市的杨佳案件，再上溯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群体事件及其结局，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依法维权的道路已被堵死，剩下的也就是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之际瞎折腾和等待闹事的机会了。
我们不难设想，如果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把他们多年以来受到的种种不公正通过行政或者法律手段解决了，就不会发生仅仅因为一个女孩子死因不明闹出火烧县政府、公安局的事件，而比这更加可悲的是，当局把这一原本是群众对政府官员腐败不满的抗议事件结论为是“黑社会性质”的问题，在撤换了县内的几个领导人后，又大肆抓捕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这样一来，也就把所有的社会矛盾不了了之了，贪污腐化的官员仍然逍遥法外，老百姓的利益还是受不到保护，难道说这种结果及其隐藏的问题不比“瓮安事件”带来的隐患不更加令人担忧吗！
应该说，贵州省也是一个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重镇，如著名民运人士袁红冰早年就在贵州大学法学院工作过，民间维权人士陈西、廖双元、黄燕明等都曾经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作出过牺牲和贡献。我想，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就是在这次“瓮安事件”中，他们仍然积极的投入事件的真相调查之中去，希望能给老百姓一个令人信服的交代，可我们看到的却是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施压和警告，由此可见，由于民主势力的弱小和被禁止，中国的老百姓要想获得真实的情况和听到真实的声音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中国人的维权道路被堵死是在1989年“六四”之后，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提出的“应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倡导被无情的武装暴力粉碎后，中国也就从此陷入了人治的怪圈之中，从党内到党外，从政府到民间也就不再有自由民主的声音，看不见法治的形象，直至发展到全国各地民间面对日益猖獗的腐败不得已的自发起针对当地政府官员违法乱纪的维权活动，发展到因为维权道路艰难和被堵死所导致的一次有一次群体抗争事件。面对现实，我们不能不又一次沉重地感受到1989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失败之可惜，它令人心碎，令人扼腕痛惜！
由于政治制度的弊端和法纪的严重败坏，中国人的心态在日渐扭曲，情感在变化无常，可以预言：只要中国不尽快实行政治改革并还权于民，未来的乱子会愈演愈烈，各种恶性事件会层出不穷。我们又看到，昨天（7月21日）早晨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连续发生两起公交车爆炸案件，造成3人死亡，14人受伤。就在3天前，云南省孟连县又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孟连县逾千名农民上街抗议，抗议当局强行征地，以及强迫他们以低于市价四成出售收成。警方开枪打死两位村民，另有数十人受伤。又，广东惠州博罗县7月17日发生一位湖南籍“搭客仔”（出租摩托车者）遭警方殴打致死，引发数百名湖南农民工抗议。示威民工掀翻警车，怒砸当地治安队办公室。浙江省玉环县7月10日一位民工遭公安殴打，引发数百名民工连续三个晚上袭击当地坎门派出所。。。。。。。。。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群体事件，而且都是针对为政府服务的公安部门的民众集体抗议活动，这些已经足以证明，这个社会并不安定，出事地方的政府并没有“以人为本”，所谓的“安定团结”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中国有两个人所共知的“典故”，而且都是出自贵州，一是“夜郎自大”，二是“黔驴技穷”。网络作家陆文先生经常在文章中戏耍“夜郎国”，我不知道陆文先生所指的这个国家是谁，但我觉得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吧，何况有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他；再者说，我们已经自称“改革开放”30年了，难道这样一个国家还属于“夜郎国”并自以为是、为大并漠视世界文明的国家吗？我想，不应该是。还有，眼看着奥运会就要在在中国召开了，我们更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借此展现大国风采和华夏文明，抛弃与世界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垃圾糟粕，尽快的将中国融入文明一体，才有着奥运会在我们国家召开的意义和效果。否则，仍然采取让各地的腐败政府官员胡作非为并堵塞老百姓的上访道路和民间言路，即使在高压下维持现状，包括维持到奥运会的召开和结束，只要老百姓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民怨、民气还会随时随地爆发，发生在贵州的那个“黔驴技穷”的典故还会在现代各地重演，我们将不情愿地看到那一个个貌似庞然大物的驴子最终被识破本质的小老虎吃掉，也就是说，那些严重脱离群众、自以为大、身无一技、无所事事的腐败官僚者们终将被民心吞噬。
历史在过去和将来都已经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辱，民情不可怠，民言不可堵。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俯下身段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和认真负责的解决问题。否则，如此下去，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历史责任又怎能推卸责任掉呢！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
于徐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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