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的最后余震还在四川人的心中持续，这心灵的震荡引发出我们对这个体制的思考和批判。地震使十万人生灵涂炭，这既是地震之痛，更是体制之痛，是一党极权体制旧制度下的又一次对生命的漠视和埋葬。
预报：旧制度总是以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以国家现实利益牺牲人们现实利益。以奥运的名义牺牲公众的知情权和生存权，正如媒介已披露的好样，这并不只是四川地震局的错或国家地震局的错，这错在最高当局。即使预报了可以挽救数万人的生命，但对他们却没有多少好处，他们宁可选择后者。中南海那帮人并不是不知道大地震爆发的可能，他们只是不预报而已。它对人民和人民生命的漠视说明，中共既不是“三个代表”也不是“利为民所谋”，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利益集团。
抗震救灾：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格局还体现在对余震的预报和“抗震救灾”的处理上，它同样体现出中共政府“执政能力”的缺失和腐败。
总体而言，与七十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中国社会有了不小的进步，人们在余震中可以不必再读毛语录，可以不再斗私批修了。但我以为2008年的这种“进步”主要体现为因社会共同进步所带来的开放大前提，那些以为大地震带来了或肇始了“公民社会”的好人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唐山大地震有预报（预报准不准确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次汶川大地震却没有预报！唐山大地震曾体现出政府各阶层（特别是地方基层）在大灾难面前的一种关怀，这种“关怀”当然带有毛时代的蒙昧特征，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搭上地震棚。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在“人民生活水平已有相当提高”的今天，人们却很难感觉到这样的“关怀”（直接受难的重灾区人民另当别论）。
面临不断的余震，政府的主动精神除了亲临灾区慰问或作秀外，在成都这个地方你感觉不到任何来自政府的有组织的安排或作用，这是一个利益分配格局已定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共的基层政府组织在灾难面前的社会功能基本丧失，尽管在重灾区它还是有所表现。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正是来自全世界和中国的正义力量和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心，来自国际救援队、国内求援队和民间志愿者的踊跃加入，正是他们表现出的无私无畏以及深刻同情心，构成了这次抗震救灾的英雄谱和主旋律。这是人们对这次大地震所应该具备的清醒的分辨和认识。正因为主要是来自全社会的先进的和正义的力量的推动，才使得这次抗震救灾成为中国或中共自1949年后所赢得的最大头彩。
电视直播的好处就是人们可以直面真实：在成都举办官方对国内外记者的“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几个颟顸的尸食素餐的官员面对记者和提问，一副装腔作势拖声遥弋的丑态，照着稿子念都打结巴，更不要说回答提问了，“还有没有余震？”那位地震局的副局面对这样的提问只有又低下头在稿子里寻觅，然后发出了颤抖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对这个问题其实他没有明确的回答。当然因为作秀能力超强的正级官员们现在都到灾区第一线去了，所以留下的这些庸官来作挡箭牌，如果不是大地震，后者根本不会想到会如此直接面对记者。而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又是一次比一次糟糕，“简直给四川人丢脸！”观众中有人这样愤怒的吼起来。
旧制度的政治和行政腐败因为这次大地震而更加清晰的突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一种别有意义的腐败，它与执政者的能力有关。中共一直哀叹自己的“执政能力”（统治能力）的萎缩并不断强化其“执政能力”，但收效甚微。如果人们能够正视和观察，他就总能够看到：旧制度的腐败除了一党专制所带来的政治腐败这个现实，也体现为它的行政体制的腐败，它不能生产和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官员都是非民主的非法产生的，所以他们只需对上级负责而无须对社会负责。
传媒：与现实官场的昏聩腐朽回别的是中共传媒的一如既往的伟光正，要认识真正的中国社会人们只能通过前者。但悲哀的是绝大多数基层老百姓却只知道能过后者来了解什么是抗震救灾，他们对中国和中共的认识也还停留在中共所控制的媒体上。一个社会的非常时期可能会导致或改变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的重新认识，但由于中共对传媒的“倾全党之力”的成功掌控，大地震还是不能真正“改变”中国。
大地震后传媒的有限度的“解放”或松动在三天之内。而就这种松动也仅是外部形式。笔者在电视直播节目目击到，地震后的第一时间川台的某记者难能可贵的迅速奔赴灾区现场，进行电视现场直播。由于这样的史无前例的“突发性事件”造成的短暂的新闻“控制真空”本来可以也应该使人们了解到更多的真实消息，但遗憾的是记者们的“自律”习惯使他们从一开始就直接回避关键问题：
“从绵阳那边来的消息，”“严重吗？”我们听不见绵阳那边来的消息。“一切都好！”记者说。
“从广元那边来的消息，”“严重吗？”我们同样没有听见广元那边来的声音。记者又说：“一切都好！”
——事实上一切都不好。三天后，形式上的松动也没有了，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又开始有了口头的命令和传达（回避书面命令的东西，是宣传部今日进行传媒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方式），一切稿件均须最后审订才能放行。
我们当然通过这次汶川大地震看到了传媒的“某种”进步，如大量的现场直播（包括对温家宝和胡锦涛的现场讲话直播等），如同样作为人民一员的基层记者们勇敢奔赴灾区前线采访并有以身殉职的，如对个别的志愿者的采访报道等等。但随着有关当局开始从地震中逐渐反应过来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后，中宣部对传媒的控制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水准。旧制度对言论和传媒的封锁照旧。
反思：大地震并没有也不会根本改变旧制度。改变旧制度只有“全靠我们自己”。它需要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同时，不管是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也包括中共），面对空前的大悲剧，我们只有从灾难中擦干血迹，总结教训才能告慰亡灵，启迪生者，并开创中国社会的美好的明天。
为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即彻底改变我国行政执法机构处理自然灾害或者重大公共事件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模式！中共在求稳怕乱，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甚至不惜动员国家机器来压制所谓流言，动辄走上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套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诸如汶川地震类似事件只能放大悲剧的可怕后果。
在预警与隐瞒之间我们宁可选择预警，尽管预警可能是不精确的，会因此加大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引起一些人和资本的迁徙等。执政者对流言的胸怀和重视以及处理方式，恰好是其执政能力的体现。老百姓不是专业的科学家，他们只能传播流言和经验，如果要求他们传播的是准确的科学结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谁敢发言，谁有资格发言？政府的责任应是把专家的权威结论变成处理措施并告知社会，但绝不应该把危险隐瞒。
必须建立一套包括地震在内的对重大自然灾害预警级别的公告机制，掌握好其中不确定性分寸尺度，设计好预警的轻重层级，如果对法定具有危机级别鉴定资格机构的发布建议予以隐瞒，该级政府应涉嫌渎职，建立这样的法律法规才使公民有安全感。
彻底改变令人反感的伟光正的宣传模式，改变把每一次自然灾祸都演变为中国人民感谢政府感谢党的颂歌老套路。中共执政者应该意识到你们不是在50年代，不是60文革年代，而是在二十一世纪执政，对民间心理应该具有最起码的把握力。
温家宝曾在雪灾中对受难百姓说是政府应该感谢坚强的人民，在汶川地震中告诉军人们是人民养活了你们，温家宝的话为什么也能获得掌声，因为它多少反映社会公民意识的苏醒，反映“人民已不是过去的人民”。中央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对四川省委书记刘启宝的喊话，“我不想说感谢你，因为那是政府的职责，但是我会说，加油，再加油！”这才应该是标志中共宣传模式的历史转折，它至少表明，历史已经要求我们反思自己五十年代以来这一整套陈旧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套路了。
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高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偏见。当全人类向灾难中的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念已经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之后又大大的跃进了，人权和人道主义是一种全人类的基本立场，被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偏见所丑化的西方文明在汶川这样人类悲剧面前体现出的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价值。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警惕把一场伟大悲壮的人类博爱塑造成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颂，这样既是危险的，也降低和伤害了它更崇高深刻的内涵。
应该有更多的镜头对准英雄，尤其是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些参与完全不是来自于职责和外在压力，面是来自真正人人道主义。这才是完整版的真心英雄，是无私无悔，是大爱和牺牲！中国政府应透过汶川大地震改变对NGO组织的态度，一个公民社会的发育需要多元的非政府组织，限制它的发展势必危害公民社会的发育。NGO 可能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认同政府立场，但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就不可以在汶川的废墟面前把握到时代的心跳和社会进步的潮流吗？
拓展并坚持公开性与新闻自由。汶川地震如此多的腐败项目倒塌，又有数不清的慈善捐款，诱发社会公议滔滔，一个健康社会需要公开性，需要监督和透明度，更需要新闻自由！执政方式和执政思路的改革其实自八十年代已降就喊得震耳欲聋，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汶川大地震应该在这方面产生真正的有意义的推动！
反思运动式捐款和社会逼捐的暴力倾向。一个健康、多元和人道的社会，一个以独立人格、自由人格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可以提倡慈善和有难同当，但我们没有理由逼捐或变向的逼捐，我们没有理由去谴责别人捐多捐少。全国不少政府机关单位以组织形式或运动方式捐款更是一种文革运动的变态模式，本质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目的不同而已。即使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也不可以劫持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不然它只会把社会导向更多的危险，它潜在的集体主义就可能演化成左边的斯大林毛泽东模式和右边的德国纳粹。
彻底反思并切实的清除这些旧制度的遗毒，是此次大地震所具备的真正的积极意义，不然一切灾难又成为过眼云烟，死者长已矣！作为幸存的生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呼喊并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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