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山水塑造的。在历史迷雾中消失的青羌古国曾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如果相信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的“火烧藤甲兵”， 你就不会不觉得诸葛孔明的火功计谋显得何等残忍，令人难以接受了。至今在岷江中游的一处峡谷仍叫平羌峡，它的确可供把“蛮夷”诱入“火烧” ；而岷江支流青衣江雅安河段则叫平羌江，但江面却是较为开阔的，绝对无法“火烧蛮夷”。这至少可证明诸葛南征途中并非“火烧” 一役即把一个山鹰般的族群——青衣氐羌灭得无影无踪的。惟有这种不义的杀戮才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迷团，
我很困惑，既对孟获皆可七擒七纵而令其归心也者，那为何对青衣氐羌非得下此毒招不可呢？
我猜测了不少原因，其实主要原因很简单：实属政策错误，招致氐羌宁死不从。因为，青衣江流域“古为氐羌生息地”，《 禹贡·尚书》所载之“蔡蒙旅平，和夷底绩” ，即记述了同这个民族息息相关的古老传说和土地的归属问题。相传大禹在古蜀治水成功后（包括疏通青衣江飞仙关峡谷），曾返回此江登临蒙山和蔡山（今雅安城东的周公山）“旅平” 祭祀，向上苍祈求保佑生息在“和水”（ 即飞仙关上游天全河）两岸的“羌夷” 从此安居乐业（意即“底绩” ）。
从此，山高水急的青衣江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就成了氐羌的伊甸园。
在公元前两三千年，一大片免于洪患折腾的河谷平原就成了氐羌先民的活动舞台，他们纷纷从最初徙入青衣江流域的原始根据地——今灵鹫山脉以西的宝兴县境（大熊猫的故乡），携带着狩猎器具，涌向了如今的始阳坝子。与古蜀先民涌入成都平原的年代大致同步，青羌先民也跨入了农业社会的门槛。他们在天险飞仙关以西四公里多的平坝中心建都，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邦国，自封“斯榆”， 意即黄金之都，因青衣江流域盛产沙金。而青衣羌国的称谓则为蜀人所封，缘于羌人衣著皆为牦牛皮、毛制成，一片青黑色。江亦因之得名。
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庸、蜀、羌等八族曾助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牧野之战中，青羌善战，锋芒初露。（《华阳国志》）。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青羌与古蜀两国渐渐成了死对头，战场常常推到蜀国领地，杀得难解难分。但终因国力悬殊，青羌难支，节节败退，直至退到最初的原始根据地，以灵鹫山脉为屏障。这就是著名的 “帝攻青衣，雄张獠燹” （《华阳国志》）。从此，已在川西平原稳步进入农耕社会的开明王朝第三代保子帝不仅取得了战争的绝对胜利，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绝对蔑视青衣氐羌，和长江南岸的壮族。这是古蜀文化的悲剧基因：妄自尊大。
岁月悠悠。到了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青羌归顺，设青衣县，称“青衣夷邑国”。 由于“斯榆之君呈请为内臣”（《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青衣江流域就逐渐成为历代一统王朝的西南边关，在夹金山及大相岭外才泛称徼外。悍勇的青羌部队已是一支受命于朝廷的国防力量了。
继在改朝换代的厮杀中，青羌武装力量或支持一方以定巴蜀政局，或凭自身实力保护青衣江流域免于战祸，但他们常常都是被人利用，“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蜀志·刘焉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征西将军马腾“谋袭长安”， 刘焉亦“遣叟兵（青羌兵）五千助之”；兴平十二年，刘焉之子刘璋“复遣别驾从事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 给曹操（《 华阳国志》）；建安十三年，曹操征伐刘表，“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叟兵给军。”一时间，“叟兵” 既是礼物又是战争工具。
到了蜀汉时期，诸葛武侯在北伐曹魏之前，曾率师征讨“羌夷”， 在今雅安城北一带厮杀尤烈，终被“武侯于此平之”（《 广舆记》）。这个悲剧性的结局相对接近历史真象。它可首先澄清罗贯中笔下的“火烧藤甲兵” 纯属笔下生花，并流露出大汉族情结，与史籍《三国志》对此事保持的沉默也是大相径庭的。据《水经注》补记：在东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表求内附”， 顺帝于是改青衣县为汉嘉县，“嘉得此良臣也”， 并由知识渊博的樊敏为相辅佐，日渐开化，决非身著藤甲，半人半兽地被烧被灭。但是，善于攻心收心的智慧化身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收得青羌勇士的归附呢？
龙门山区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在一个优秀族群曾经生息过的伊甸园里——青衣国邑始阳镇及芦阳镇，今无任何遗迹可寻可觅。在编纂江河志时，我曾冒险攀爬过飞仙关、金钹岩和灵关峡的悬崖绝壁，但最终还是没有发现青羌刻下的任何图案或岩画。他们仅仅在农业社会的初级台阶上徘徊了一阵子，在国内战争舞台上叱咤了一阵子，就如流星似地消失了。据诸多史家推测，青羌后裔可能流散于同属藏缅语系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之中了，岷江上游茂县、汶川一带常称藏、羌就是一例。在青衣江主流宝兴河河源区的硗碛藏族仍称黄金为“斯榆”。 他们生息在夹金大雪山下的身影仍然延续着青羌先人的影子，男人魁梧英俊，女人容貌如花，脸上都有雪风画成的高原红。
这个族群为何没有留下任何实物及文字资料呢？我从《吕氏春秋·义赏篇》中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底：“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即是说，青羌武士或其他氐羌部落即使当了战俘，他们从来不怕杀头，只怕肉体与灵魂不得在火中升天，且不忧其家眷及部族的生息繁衍。倘在平时辞世，他们当携所造之物连同精神财富，一并投入烈焰归天。这同古蜀“通天树” 昭示的终极信仰乃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借助于火，一个借助于树。但是，对于古羌的此般义举，当赏或当叹呢？
好在《华阳国志》的片断记载还可为我们修复青羌武士的形象：他们身著青衣，“披发左衽，颈挂铜环”， 手持弓箭，或高举弯刀，厮杀在国内战争舞台上。凡“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他们常常与胜利之神拥抱。至今，我仍然觉得他们还高高地站立在灵鹫山脉上，化作了飞仙关和灵关峡上的如锷山峰，定格在中华文明的源流上。
可断言，这个族群并没有被烧灭。因为这个族群不可能被烧灭。“武侯于此平之” 并不等于被烧之而灭绝之。因为还有分布在龙门山区和川西高山高原区的同系族群接纳他们。大山永远是氐羌族群的大舞台。
从历史学角度看，古代羌族是藏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再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体质学等方面也可看到二者的渊源关系。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可知嘉陵江上游右岸一级支流白龙江的白水河流域正是氐族分布的中心地区（包括河源九寨沟）。唐代以后，这些地区的氐族或“同化于汉人”，或“同化于藏”，成为藏民族的来源之一。
氐羌与藏族都是历史悠久的优秀民族，二者既在历史上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巴蜀氐羌部落原住甘肃南部天水一带。由于公元前十世纪至九世纪间，我国气候发生了一次较大变化，据《竹书纪年》载，西周初年气候比较暖和，但不久即恶化，周孝王时，长江支流汉水在公元前903年和897年两次结冰，之后紧接大旱，致使原住陇南，分布在甘肃、陕西、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氐羌族大举南迁。于是，从涪江源头黄龙寺而下，遂在两岸崇山峻岭中，次第出现了平武县的白马藏族和北川县的氐羌族。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并主编部分河流的江河志时，只注意到了白马藏族，全然不知聚居在北川的氐羌，因为当时还未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同时也未看到有关的宣传资料。未在志书附录中记下这个藏在山中人未识的族群令我心生歉意。好在小巧清洁的北川老城和“拉面西施” 的惊人美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今后前去凭吊这座地震博物馆时，震前与震后的印象对比必将使我沁深如潮，对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产生更大的敬意：在青衣江流域消失的氐羌之民终于在北川复活了，至少可见到同宗同脉的基因。试问，在突然遭受相当于四、五百颗原子弹能量的轰击后，有哪个族群的孩子会涌现如此之多的小英雄！
我觉得，被“5.12” 摇动的龙门山也摇出了一个神秘的有待探讨的历史真象，北川氐羌是不是青衣氐羌的后裔？或者，正是北川氐羌接纳了兵败的青羌，使他们从此隐匿青山而毫不张扬？仅从服饰颜色看，北川羌女之所以以血红为主，是不是既有对火的崇拜，也有对血的纪念？就像川西农民头裹白布是对惨死在匪首张献忠屠刀下的几十万苍生的纪念一样，由岁月牵引着无尽的哀思？……而生息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及理县等地的羌女服装色调仍是以黑色为主，兰色次之，可以“天仙妹妹” 为代表。我曾在青春骚动的门槛上试图向她们靠近过。她们与氐羌确实不尽相同。只有一点才完全相同，都在各自“确认” 自已的生地是大禹的故乡。藏、羌认定是汶川，氐羌认定是北川，小地名叫禹里（即大禹故居）。对于始祖炎帝，他们当然就无生地之争了。
不错，山中与坝上的生灵皆同属炎黄子孙。但，不知是哪一步走错了，不同地理环境的炎黄子孙竟产生了如此之大的歧义，过得优裕的人们竟视弱势一方为“蛮夷”。 例如，在乐山市西北青衣江左岸江边，有一小山叫女儿山，在临江一面的“风洞岬崖” 上，凿有数层大小不等的“獠洞”， 宛若一刀切成的大厦剖面，其下却为江公古堰取水口。穴居人的生息景观与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存。此系“东晋康帝初年（公元344年），李寿纵獠入蜀” 所致，在“乐山县处处有之，有阔数丈，深至数十丈者，皆晋宋獠人所凿。”酿成“獠祸延殆四百年”， 俟至隋朝，方“招慰生獠” 至“与云南接壤之界。”（《嘉定府志》）。这个遗存和侮辱性的文字记载即是凉山彝族昨天的影子。女儿山的“獠洞” 与其上下年代相近的夹江千佛岩和乐山大佛相比，确如野蛮比之于文明。但，这个差距是如何拉开的呢？而唯我独尊的大汉族为何又在“四大发明” 的磨盘上迟迟不前呢？莫非不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吗？我曾在野旷江风之中迷惑不解，反到对女儿山的原始遗存倾注了感情，觉得“生獠” 的那份曾经的粗犷和生猛不仅饱含伟力，而且充满了率真——这正是圆滑自欺的汉文化的软肋。经党文化几十年折腾后，谎言文化更是成了难以矫正的主流文化。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主要也正是谎言和暴力拉开的，其历史积淀甚深。青羌古国的消亡就是证明。
面对北川倒下的废墟和汶川站立的废墟，发人深思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但氐羌和藏、羌山区的相对落后却引起了我的逆向思维，他们普遍的质朴和率真应是汉区的一面镜子，当与青山同在；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宜受到无神论的污染，应像九寨、黄龙的天堂圣水，纯净而崇高。自治应当名符其实。而现实却与之相悖，各地、县第一书记还必须是汉族。
当下的自治不够可笑吗？尚不及“以夷制夷” 的历史水平。
（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