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金色的圣山》是一部探索灵魂的小说，是
目 录
一、 一部罕见的文学探险作品
二、 这里找不到一颗可爱的心，也找不到自己的坟墓
三、 挟英雄主义哲学，求纯洁高贵心灵（上）
四、 挟英雄主义哲学，求纯洁高贵心灵（下）
五、 生当为自由，死亦为鬼雄
六、 珠牡的“太阳的情人”之舞
七、 靠什么来拯救？
一、 一部罕见的文学探险作品
袁红冰先生的长篇小说《金色的圣山》，是一部探索灵魂的小说，这使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园地里一部罕见的文学探险作品。描写探险的作品很多，堪称优秀者，足以列于不朽。但《金色的圣山》却不是一部描写探险的文学作品，她的主题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探险小说高得无可比拟。
为什么说这是一部文学探险作品呢？
灵魂属于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是生命之源。没有信仰的灵魂是孤魂野鬼，信仰则是灵魂的归宿。信仰归根结蒂是心灵的感悟和体验，非理性所能穷究和理解。信仰是生活在现世的有限的个人对未来和无限领域的把握方式，它只能用心灵去感受，而不能通过实验检验和证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学问是科学，其结论可以由不同的个人重复进行，反复验证。而心灵的活动和感受，则属于玄学范畴，具有明显的个别性而缺乏普遍性，不仅不同的个人难以重复同一感受，就是同一个人，也罕能重复同一的感觉和体验。更何况，只有很少数玄学现象外化为众目可见的事实，它本质上是个人的。玄学不仅在科学之外，而且在科学之上，它的玄奥是科学永远也不可企及的。
人类的信仰表现为众多的形式，不断演化上升。包涵着真、善、美的不同信仰，在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希伯来文的原意为“我是”；《新约》中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德经》有言：“道法自然”，“自然”意为“自己就是”，是原生的无需证明的真理；释迦牟尼《佛经》起首的“如是我闻”，意谓“我从‘是’那里得到启示”；“是”就是真理，就是上帝，就是神，是道和佛法之所由生。早在1400年前，隋朝的大思想家王通先生就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首倡，也与当今庸俗化且充斥着霸气的“万法归一”之说不可同日而语。在较低层次上，信仰分化为不同的宗教和派别。层次越低，分化越严重，互相排斥和斗争，甚至激化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地步。如果是一个对信仰的某一形式某一层次有着坚定信心和献身精神的信徒，在他的笔下，一部描写灵魂和信仰的小说，就会成为一部具有排斥异己的传道书。而那些执迷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作者，对于宗教的态度，多为狂妄的批判和信口开河的否定，无不见证着“下士闻道大笑之”；在无神论横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这类肤浅之见从来屡见不鲜。
罗素说：“爱真理和爱某个被宣称为真理的个别学说是大不相同的事。他（洛克）说，爱真理的一个确实的标志是，‘抱任何主张时不怀有超出这主张依据的证明所能保证的自信’。他说，动辄唐突指教人，这种态度表现缺乏爱真理的精神。”（《西方哲学史》下册137页）一些从来没有进入信仰体验的“学者”，对于信仰的批判否定，显然越出了他们能够证明的范围，至少证明了他们不是爱真理的人。如果罗素对于20世纪下半叶人类在天文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突破性成就有所了解和深思，他就不会对宗教采取自负的否定态度。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唯物主义尚不失为一种信仰。古典唯物主义建立在宇宙无限性的认识基础上。当时，没有人能证明宇宙是无限的，但也没有人能证明宇宙是有限的，恰如基督教信徒那时也不能向无神论者证明造物主的存在一样。在这个局限性的范围内，对于不同的信仰，只存在信不信的问题，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这就像是吃饭，对于不同口味的人，只存在爱吃什么，不存在什么“好吃”的问题。
与宇宙无限性相联系的是生命起源问题。唯物主义者断言，生命是自然界偶然产生的。不论生物的结构多么复杂，生物的复杂性都是有限的。而只要宇宙的时空是无限的，那么，经过若干亿亿年不断的偶然碰撞，自然产生出蛋白质就是可能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罢了。
但是20世纪下半叶，天体物理学方面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人们，宇宙起源于一个数学点，也就是起源于“无”。宇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它的寿命是150亿年。20世纪下半叶生物学上的划时代成就，就是弄清了细胞核的双螺旋结构。细胞核的复杂程度堪与宇宙相比。如果依靠偶然性，那么需要“碰撞”1087次，才能“碰撞”出一个细胞核。而宇宙的寿命以秒计算，也超不过1018秒。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偶然碰撞”出生命，根本是不可能的。任何封闭系统，如果没有信息和能量输入，只可能是一个熵值不断增大也就是混乱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自然界不可能自发地创造出秩序。即是简单如砖瓦，谁发现过一块自然界自己生成的砖瓦？然而人类却可以在1秒钟内制造出若干万块砖瓦，就因为人为它输入了制造砖瓦所需的信息和能量。20世纪下半叶的两大科学发现，颠覆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证明”了生命乃至宇宙，都是由一个最高的存在，我们称他“造物主”，设计和创造出来的。至于这个最高存在是谁，则属于信仰的范畴，一般称之为“神”。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达尔文的进化论，迎合了19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需要。他的《物种起源》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于1859年同年发表，摧毁着人类虔诚的信仰。然而历时150多年，不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生物考古领域，进化论没有取得一个支持实例。许多人至今仍然坚持进化论并给它饰以“科学”的光环，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比谬误有时离真理更远。
当唯物主义还是一种信仰的时候，它至少还承认并尊重在人的意志之上的规律。根据全息论，宇宙的规律必然会反映在人类社会，形成“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这些社会规律高于统治者的意志而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在这个范围内，“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道”，基督教的“上帝的旨意”，佛教的“缘起缘灭”一样，对愚昧狂妄的人类特别是统治者，有着内在的约束力。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唯物主义已经堕落为无信仰，成为吞噬人类灵魂和生命的恶兽和魔鬼。袁红冰在他这部小说以及《自由在落日》中，对沦为物性奴隶的人群特别是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鞭挞。
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白帆昔日的女友吴勇，为了让白帆了解北大教师，中国最高学府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状态，特地做了一个带有恶作剧性质的试验：先对几位北大法律系的教师表达请他们作公司法律顾问的意向，并以此为由宴请他们；宴会之后，每位教师都由一位“三陪小姐”陪伴，走进为他们每个人单独租用的卡拉OK歌舞小包间；吴勇事先允诺“三陪小姐”远远高出惯例的服务费，条件是“三陪小姐”事后到吴勇处领取服务费时，必须详细讲述她的“客人”都作了些什么事。“小姐”讲述时白帆也在场。于是在白帆眼中，得到了一幅知识分子堕落人格的写真画像：
“这个叫罗玉才的老家伙最少也有六十五岁了。他是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经常被邀请参加国家立法活动。永远与强权保持一致，依照强权的意志解释法律精神，这似乎是罗玉才的生存原则，他的所谓的学术地位就是靠这种权术性的生存原则支撑起来的。可是，无论如何，他的神情看起来如此严肃而慈祥；眼睛虽然有几分老官僚式的冷酷，但毕竟还敢于同我对视；尤其是他满头白发，什么时候都会显得很美：在阳光下会像银丝一样闪烁，在星光下会像雪原般洁白。吴勇说，他不久前还发表过一篇文章，按照官方宣传的要求，呼吁运用法律手段制裁包括‘三陪小姐’在内的所谓色情行业，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当你的目光还被他美丽的白发吸引时，真难以相信他会把白发如雪的头颅紧贴在‘三陪小姐’的胸脯上，隔着单薄的衣衫吸吮年轻女性的乳头，还拉住小姐的手，塞进他的裤裆，让小姐抚摸他像一团热水浸透的海绵似的生殖器——那一刻，他冷酷的眼睛竟会被黄褐色的泪水浸泡得柔软，他竟会像受了委屈似地伤感地抽泣起来。噢，看来阳痿还不算可悲，可悲在于阳痿了还要阴郁而灼热地向往女人——不敢在阳光下向往……。”
“一双小小的三角眼里燃烧着不洁的欲望，紧贴在颧骨上的皮肤是干枯的黑黄色；没有鼻梁的鼻子实际只是两个丛生着灰白色的肮脏鼻毛的孔洞；紫灰色的厚嘴唇丑得恐怕母猪都不会允许他亲吻自己的屁股——哪怕是温情脉脉地亲吻；他脸上最丑的，还要算他的门齿：如同两枚破裂的大马牙般突出在唇外，而且被烟熏成了灰黄色……这张脸的主人是一个叫朱大亚的、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中年教授。他极力想使人相信，这张丑脸后面有一个忠实于学术纯洁性的灵魂。他曾留学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追求一位洋妇未果，愤而回国，宣扬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精神。事实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维护的是属于自由民主范畴内的某些过去的原则，而中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乃是专制主义的现实。朱大亚之流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为现实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作证，证明这些现象的存在是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从腐烂到骨头的权力，到难于实现公平竞争的经济体制；从利用权力或权力关系攫取大量肮脏财富的暴发户，到把大部分生命都已消耗在国营企业中而在艰难时刻又被国家无情抛弃的失业工人；从由于没有自由工会而丧失基本人权保障的数千万‘打工者’的艰辛，到数亿农民在已经黑手党化的农村基层官僚体制压抑下所经受的苦难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中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理性中都找到了存在合理性的根据。中国新保守主义者有理性，而没有良知；有琐碎的学术，而没有净洁的人性；有知识，而没有崇高。在当局那种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自吹自擂式的政治宣传已经失去道德欺骗能力的情况下，自称新保守主义者的人从学术角度为专制政治雕刻出的现实进行全面辩护，这当然会得到专制集团的奖赏，会被赐予御用文人所能享有的种种社会和学术特权。……我一直不能最终确定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究竟是一群什么人。直觉告诉我，他们没有学术的纯洁性，也没有对思想的真诚，他们对新保守主义选择，只是一种个人利害权衡的结果：小动物的机警的本能和奴性使他们准确地发现，以学术的名义拍专制狗官们的马屁，最容易为自己赢来世俗的荣耀和地位。可是，我又一直不愿意相信这种直觉。这次，朱大亚，这个经典的中国新保守主义者在‘三陪小姐’面前的表现却为我的直觉作证了……他像匹被欲望的火烧灼的骡子，鼻孔不断喷出热气，一只手如同小偷般——那位‘三陪小姐’是这样感觉的——战战兢兢地伸进小姐的内裤，食指仿佛是一根刚用开水烫过的胡萝卜又湿又热，在小姐的阴部揉来揉去。后来，‘三陪小姐’走进与歌舞小包间相连的洗手间，出来时，竟发现朱大亚正用舌尖舔自己的那根食指——那根在小姐阴部揉过的食指，他舔得那样入迷，那样沉醉，那样炽烈，甚至发出‘啧啧’的声响。等意识到小姐在注意自己时，他的反应也是出人意表的——他黑黄的脸上有些发红，干笑着解释到：‘我们学者，或读书人……平时用脑过度，都有一些怪癖，这不足为奇……我这根手指，有点儿那个，你知道……。’噢，这位‘三陪小姐’也是妙人，她看到朱大亚那根被香烟熏成黑灰色的手指感到一阵恶心，于是，她故意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先生，真对不起……我有性病，就是能让人的舌头也烂掉的那种性病，你知道……。’朱大亚呆了半晌，发出一声与‘学者’这一概念很难有联系的愠怒的惨叫，冲进洗手间，歪着脖子，使丑脸向上，将脑袋塞进洗手池，然后，像烈日下的狗一样伸出紫红色的舌头，完全打开水龙头，让喷溅的水流冲刷刚才还品尝过‘美味’的舌尖……以这种鼠窃狗偷般的虚伪、病态的方式表达对性的理解的人，我怎么能相信他对思想会是真诚的，怎么能相信他会以纯洁之心追求学术的崇高……。”
“李明星，是刑法和国际私法的副教授，一个以前我根本无视其存在的庸人。用麻将进行小额赌博；偷看表演性交的录像；坐在讲台后面，读事先写好的几乎从不改变的讲稿；对上司做出恭顺的神情；向给自己送过礼的研究生考生稍稍透露些考试内容；有时为了什么，有时什么也不为而像小女人一样在背后说同事的坏话；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表现出学者的庄严神态，并做一些充斥着‘后现代化’之类先锋名词的空洞发言；为了职称的提升而在夜色中轻轻叩开学术委员的住宅门，送上名贵的滋补品，并向学术委员表示农奴对领主式的人身依附的忠诚；向担任法官的自己的同学或者学生介绍贿赂，以要求他们利用司法权偏袒某些当事人，并从中为自己获取利益——这些就构成了李明星生命的全部内涵，就是他的悲欢的全部根据。这个出身于小县城里的小市民阶层的庸人，有时也会因为自己能在北京大学任教而表现出浅薄的得意，并自称为‘文曲星’。但是，我的确没有想到他还会有十分恶毒的一面，我也确实感到惊诧——庸俗的小老鼠，也会有奴役他人的欲望……他让小姐剥开瓜子，用纤纤细指将瓜子仁送进他的嘴里；他让小姐伏在肩头，尊敬地称他为‘文曲星’老爷；他让小姐以跪姿向他敬酒。最后，命令小姐扶他进洗手间，为他解开生殖器处的裤扣时，遭到了拒绝。而他竟像一只发怒的瘦狗一样狂吼道：‘臭婊子竟敢不买老子的帐。这个区的公安局副局长就是我的学生，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把你拘起来。你干这行是违法的！’……看来，狗官用专制的鞭子驯化的知识奴才，其人格是双重的丑陋，一重是对强权的恭顺，一重是对弱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轻蔑和恶毒。知识奴才是庸人，但我们不能宽恕庸人——在精神上不能……。”
“梁治学，他平常走路时总是以有几许悲凉意味的姿态昂起头颅，好像要通过这种姿态象征专制政治下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悲哀。不过，他严格地把这悲哀限制在象征的范畴内，从不使其外化为对专制政治的思想反抗。他还为自己解嘲说：‘共产党官僚本身就很无聊，再跟他们斗来斗去，我们不是显得更无聊了吗？’——是的，他说得很潇洒。然而，在应该沉重的地方潇洒，难道不是一种虚假吗？在这四个人中，他最接近学者的概念了。然而，学者就不能更勇敢一些吗？就不能更炽烈地表现出对人性、真理和自由的追求吗？……‘三陪小姐’说，这位教授很文雅，他是严格地按照‘三陪’的字面解释——陪酒、陪歌、陪舞来要求小姐的服务的。只是有一次，在跳舞时，他像烧红的石块一样硬的生殖器隔着裤子紧紧贴在小姐软软的小腹上。但瞬间之后，他就使自己脱离了这种接触，而他的脸仿佛受到什么侮辱似地愠怒地胀红了……他能够很文雅地抚摸这种朦胧的、边缘性的性感觉。噢，他的生殖器可真够倒霉的。只怕他也会把正义的冲动永远这样痛苦地囚禁在裤裆里……。”
明儒顾炎武痛心地慨叹：“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这些文人的共同点是无信仰。他们人格的堕落，主要并不是因为知识结构不健全、不真实，尽管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充满了虚伪和残缺；甚至也不是由于精神不够健康和丰富，尽管他们的精神确实是严重病态和贫瘠的。灵魂的濒临死亡，才导致了他们精神的严重病态和贫瘠；精神的严重病态和贫瘠，又决定了他们的知识一定是虚伪和残缺的。
这些御用文人有一种特殊本领，可以把任何现代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学说，经过改造、歪曲和诡辩，使之变得有利于极权专制统治。他们挖空心思地为统治者出谋献策，不断地提出新的足以蛊惑人心的口号和“新观点”。近年来，又提什么制度建设了。好像什么都好，只怪制度有问题。只要制度安排妥当了，所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所谓的“和谐社会”就会出现。然而，适合于高尚心灵的制度，不可能在丧失了灵魂的人群中实行，恰如不可能在蚁穴中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一样。相反，丧失了灵魂的人群只能糟蹋良好的制度，并使它名誉扫地。
70年代末，人们反思“文革”灾难，归结为“无法可依，执法不严”。后来不断制定法律，强调从严执法，似乎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有望了。但当律师们纷纷充当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维权代表，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时，却遭到了当权者公然践踏法律的嘲弄。人们对法治失望之余，“制度建设”的呼声接踵兴起，于今甚嚣尘上，给人以制度才是万能的错觉和幻想。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位中国律师和美国律师交谈，说到中国的官场腐败，美国律师很自信地说：“主要是你们中国的法律不健全，给贪污腐败留下了空子。”中国律师反驳说：“你们美国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美国律师不服。于是中国律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利用美国现行的法律，如何能偷税漏税。这位美国律师听后，立即涨红了脸说：“你怎么能这样考虑问题呢？”如果公民都变着法儿钻法律的空子，再健全的法律也会变成一纸空文。制度也是这样，如果公民们都变着法儿钻制度的空子，都在主观上不愿遵守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会变成一纸空文。上述美国律师为什么听了中国律师的“高论”会脸红呢？因为他难以相信人的心灵会如此堕落，竟会想出如此违背法律的损招儿。面对法律和制度，是千方百计地钻空子违背它，以便为自己谋取可耻的利益，还是自觉遵守它，以求得社会的和谐，其结果会别如天壤。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信仰的有无。信仰不仅是内心的自律，更重要的是，它把个人有限生命的一切考虑和行为，融入无限和永恒之中，使他为了信仰所照亮的真理，不屑于做那些无聊的事情，并且不畏惧任何威胁和凶险。
袁红冰先生创立的英雄主义哲学，对于那些充满正义感和高尚激情的人，是富有吸引力的。但对于诸如罗玉才、朱大亚、李明星、梁治学这一类心灵已经堕落甚至腐烂的“知识分子”，则是毫无作用的。能够拯救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就是有一天信仰的光能射入他们黑暗的心中。而那些地位不如他们“显赫”，生活不如他们优越的大多数人，心灵未必就比他们高尚多少。一旦地位改变，恐怕许多人心灵的迅速腐烂，也不会比他们“差”。
于是心灵的探索就成为现时中国一个最为现实的必要而迫切的课题。袁红冰先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这一主题，尤其是一种探险，因为这一主题的小说尚无成功先例，除红冰外，无人敢于问津。但是袁红冰先生没有退缩。值得庆幸的是，他成功了。《金色的圣山》作为一部非凡的小说，实现了三项超越：对传统的小说形式的超越，对悲剧的超越，对唯物主义哲学从内部的超越。
二、 这里找不到一颗可爱的心，也找不到自己的坟墓
“在这里不仅找不到一颗可爱的心，而且也找不到自己的坟墓！”
这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句。1958年，22岁的我以“极右分子”身份，被送到北京煤矿“劳动考查”，当了两年煤矿掘进工。在心灵荒漠和看不到出路的苦闷中，读到《莱蒙托夫诗选》中这句诗，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一直牢记不忘。其所以不忘，是因为这句诗不仅写出了我当年的切身感受，也是半个多世纪来大多数中国人荒漠心灵之悲惨状况的写照。几乎每个《金色的圣山》中的人物，也都难逃这样的命运。
在中国，打开电视机，就会从广告中看到漂亮的脸蛋。但要寻找一颗可爱的心，则比登天还难。可爱的心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和渴望的，虽然自己的心未必可爱。
珠 牡
珠牡是一个美丽的藏族女子。“她的眼睛显示出康藏女性的特征：眼睛秀长，如同明澈的水波，而眼梢又有一种锐利的妖娆之美。……她的两弯彩虹似的长眉中间，有一颗沙粒大小的痣，那颗痣虽然小，但却艳红欲滴，在洁白的额头上显得十分触目，这使她看起颇似寺庙壁画上那些容颜秀美的天女或菩萨。”但是此刻，在岗仁波钦圣山下，“她那如同高原墨玉色的夜空般给人以坚硬感的眼睛深处，却动荡着无边的迷茫，那迷茫的神情炽烈而又疲倦，炽烈得像被火焰灼伤的梦；疲倦得像干热的风中枯萎的花。……她面容上的唯一修饰，就是将嘴唇涂成青灰色，这样，她那轮廓优美、色泽阴郁的双唇就似乎隐喻着对动人死亡的追求，对美丽凋残的向往。”她出生并生活在北京，是北京民族大学舞蹈系教师，具有藏族的贵族血统。“她的父亲多仁•丹增班觉四十年代曾任西藏政府昌都地区总管。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军队进藏，丹增班觉率藏军抵抗，战败后向共产党投降。也许是出于在共产党残酷的专制政治下求生的本能，几十年中丹增班觉一直对共产党表现出了宠物对主人般的绝对的忠诚，并无数次公开表示反对西藏独立运动，他甚至还放弃了祖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加入了唯物论的共产党。丹增班觉的这一切努力终于使他又成为共产党官僚体系中的新贵族。经过一系列升迁之后，他于十年前被任命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按照共产党的惯例，这个级别相当于副总理的官位，是丹增班觉这样的投诚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了。”但是这样优越的地位和生活环境，却不能使珠牡的心灵感到满足。因为“燃烧在她血液里的属于高贵祖先的古老恋情”，使她从小就对青藏高原热烈神往，从12岁起，每年都要到青藏高原去度过几个月，拜谒岗仁波钦圣山。“来到岗仁波钦圣山前面，生命的神圣感就如同高踞云端的冰峰，以傲视万物的王者气概呈现在她的心中，而生命必须高贵、真实、善良、美丽的信念会于顷刻间化为沛然而降的急雨，为自己那落满尘世灰尘的灵魂沐浴。”
“生命必须高贵、真实、善良、美丽”，是一颗可爱的心的本质。当然还有其他品质，并且会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但是这样一颗可爱的心在内地特别是北京，是很难找到的。“只要她将背影留给圣山离去，只要回到北京，回到那因中国现代思想专制而虚假化、物性化的人性氛围中，生命神圣感便开始像风蚀的山崖一样崩塌，而关于生命必须高贵，必须真、善、美的信念则渐渐变成垂死挣扎中的绝望的悲泣。最后，她的精神会在绝望和崩溃感中进入令人窒息的麻木状态。当麻木到了极致，当麻木再也无法容纳自身的规定时，当麻木骤然破裂时，血淋淋的痛苦就迸溅而出。为了不被那种尖锐的痛苦将理智完全撕碎，为了免于进入精神失常的疯狂状态，她便只有再次走上拜谒圣山的遥远旅途。”
然而对于珠牡，除了西藏的圣山圣水可以升华、濯洗她的心灵，更有一颗可爱的心在吸引着她。拥有这颗可爱的心的幸运青年名叫贝吉多杰，他们在少年时代就已相识。
还是在珠牡七岁时，父亲将一位比她高出一个头的男孩带到她面前，说：“这是贝吉多杰，以后他就在我们家里生活，他比你年长三岁，你应该叫他哥哥。”当时，珠牡觉得，父亲让自己称贝吉多杰为哥哥，原因一定不仅仅是他的岁数大，不过，她红宝石一样纯澈的灵魂中不会存留任何猜疑，于是，她便一心一意将贝吉多杰当作哥哥。在她那时的心目中，“哥哥”这个概念意味着可以给她勇气和力量，并可以无私卫护她的雄鹰之翼。在以后的数年中，珠牡与贝吉多杰之间那飘散少年男女清新气息的纯洁友情，变得越来越亲密了，同贝吉多杰在一起时，珠牡体验到了同冰雪覆盖的岩石在一起的感觉，那是一种又洁白、又坚硬的感觉。十二岁之后，没有原因的慌乱开始时常烦扰她，在那种时刻，她总像受惊的奔鹿一样，冲向贝吉多杰，从后面猛地搂抱住他坚韧的腰，而她如同风中的羽毛般抖动的身体也会立刻平静下来，因为她觉得自己依偎在了辽远、灿烂的宁静之上，而金色的波涛会骤然涌现在她心中，那种莫名其妙的慌乱则会像灰蓝色的冰块，渐渐消融于那深深起伏的金色波涛间。每逢珠牡依偎在贝吉多杰身后时，他都在钢蓝色的沉默中，伸出一只手，轻轻放在珠牡急速颤抖的肩头，轻得仿佛他手掌下是一缕淡蓝色的受伤的风，同时，他会以陡峭的风格挺直身体，迎接挑战似地向远方凝视，那一瞬间，天际的云雾越迷蒙，他深黑的眼睛便会越明亮，越刚毅。
1984年，在胡耀邦的思想宽容政策下，“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摧毁的西藏宗教生活，开始绽出淡淡的绿意，少数寺庙修复，并被允许重新召集僧人。贝吉多杰的母亲1984年春天将他从北京召回，送进拉萨北郊的哲蚌寺，落发为僧。两个月后，珠牡来到拉萨，贝吉多杰领着珠牡来到甘丹寺的废墟间。
贝吉多杰落发为僧，并非他已经看透了、超越了世俗生活后，皈依于佛教信仰，而是遵从母亲益西卓玛的决定。他心中对珠牡的热烈爱情，因为僧俗的阻隔而更加炽烈得要烧毁生命了。寺庙里的清规戒律，不仅是对他爱情的束缚，而且要求他化“色”为“无”，完全弃绝心中的爱情。于是他与珠牡之间发生了决定他们终生命运的一幕。
那天，在日球沉落于天边的群峰间，并将峰巅的白雪映照成艳丽的蓝色时，贝吉多杰才开始缓缓地转回面容，而珠牡觉得他的头颅转动得那样艰难，仿佛他陡峭的脖颈是铁铸成的。终于，她看到了贝吉多杰的眼睛——那双刚刚长久地注视太阳的眼睛，此刻在向她深深地凝注；那双沐浴过炽烈阳光的眼睛里，有黑色炫目的雷电在闪耀，有圣洁而高贵的雄性激情在燃烧。珠牡感到，那黑色雷电般的锐利的目光仿佛劈碎了她的生命，并在她裸露的、战栗的灵魂上雕刻出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就因为那深深的凝注烧灼得她心疼——一种迸溅着绚丽破裂感的疼痛，她本能地向后退缩了一步。那时，她还不懂得，无数女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男人那掠动雷电风格的深深的凝注；还不懂得，她的灵魂此生只有这一次机会被那黑玉般晶莹的雷电刻出美丽的伤痕；还不懂得，让心感到绚丽疼痛的注视，是女性可能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绝对价值，她应当如痴如醉地搂抱那绚丽的疼痛，而不应当退缩。
但是，珠牡当时还是退缩了一步。同时，她听到了贝吉多杰那燃烧的岩石般的声音：“我已经遵照母亲的意愿，在佛前立誓遵守僧人的戒律。但——只要你把心给我，我就立刻脱下僧袍，与你相伴，到藏北无人区深处去开辟我们的命运。哪怕因此而死后下地狱，转生为畜牲，受尽万般苦难，也心甘情愿。如果你拒绝我，从此之后，我就不再让任何女人向我注视。”……
极度的惊慌使珠牡下意识地迅速回顾了一下，她发现，身后甘丹寺的废墟在最后的夕照中变成了金色，像是一个灿烂的残破的梦。当她再次与贝吉多杰对视时，从他的面容上她看到了一种陌生的美丽而又锐利的气质，美丽得令她恐惧；锐利得使她的心流血。——对于还处在性朦胧状态中的少女，峻峭的雄性之美似乎就是一种锐利的恐惧。
“呵，不——！”当一声惊惧而绝望的呼喊在她耳畔掠过时，珠牡才意识到那喊声是她发出的，并立刻被自己的喊声吓坏了，因为，她不知道要拒绝什么，要否定什么，而只是隐隐意识到，那本能的呼喊使某种高贵的精神蒙受了耻辱。那一刻，珠牡乞求原谅地睁大眼睛，望着贝吉多杰，可她却看到，冷漠而敏感的高傲已经覆盖在贝吉多杰的面容上，冷漠得像青铜铸成的阴云；敏感得像受伤的金色阳光。
莫名的极度的恐惧突如其来扼住了珠牡的咽喉，使她处于窒息的痛苦中，她意识到某种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与之同时，她发现贝吉多杰紧握藏刀的右手从深红的僧袍下抽出，接着，藏刀那雪亮的锋刃劈斩在贝吉多杰自己的脸上。在骤然迸溅而起的红宝石色的血雾中，藏刀蓝白色的闪光宛似艳丽的雷电，而那双透过血雾依然直视的男儿的眼睛里，黑色的太阳熄灭了，黑色的火焰凋残了，炽烈的神韵枯萎了。
这一年，贝吉多杰17岁，而珠牡只有14岁。贝吉多杰的性爱意识已日渐热烈，而珠牡的性爱意识还处在朦胧状态。但是男女之爱，仅仅有性爱的吸引是不够的，对于不同的对象，还要有心灵的纯净、精神的丰富和思想的高度。珠牡在与贝吉多杰对视时，“从他的面容上看到了一种陌生的美丽而又锐利的气质，美丽得令她恐惧；锐利得使她的心流血。”对于贝吉多杰，爱情已经超出生命的价值；而对于珠牡，她还不能断定在朦胧的爱情之上还有什么更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因此她对贝吉多杰，更准确地说，对贝吉多杰的爱情表达感到陌生。贝吉多杰的自我毁容超出了珠牡的理解能力。“她不知道是怎样同贝吉多杰分开的，甚至那天之后的近一年的生活，也都只在她记忆中留下朦胧的、灰白的阴影。”当第二年珠牡重返拉萨赶到哲蚌寺时，却终于没有走进寺内，因为她意识到，在同贝吉多杰的关系中，是她错了，可又不知道错在何处。
藏北无人区的草地、荒原、岩石、山峰和雷电，使珠牡感到，只有荒野的自由中才能容纳下一颗纯洁而高贵的心。她问自己：“难道，那属于荒野的自由要用我的心来交换？！”然而荒野的自由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属于荒野的自由不仅有灿烂的时刻，也有阴森昏暗的日子。”自由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是相对于不自由而言的，越是不自由的社会环境，自由的意义才越大。珠牡感到了一种恐惧。
“如果找不到某种比自由更炽烈、更艳丽的激情点燃心中长明的金火焰，我的灵魂又怎么能不在这昏暗中枯萎！噢，这狰狞的昏暗，这使殷红的血迹都变成灰黑色的昏暗……。”郁积在荒野上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使珠牡纷乱的思绪在冰冷的恐惧中战栗。那种恐惧是本能地产生于终极意义上的对生命的绝望感；充塞于天地间的铁锈色的阴云冷酷无情地隐喻着一个比任何精神信念都更坚硬的真理：生命最终只能在这死寂的昏冥中消逝为一声没有回音的长叹。
人的生命来自何处，又归向何处，是信仰的基本问题。珠牡由对生命的绝望感而生的恐惧使她战栗。当信仰缺失时，生命似乎“只能在死寂的昏冥中消逝为一声没有回音的长叹”。而相对于无限的时空来说，再长寿的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瞬间；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彭祖活了800岁，殇子未成年而夭，庄子却说“寿莫过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肉体的生命消逝后，生命究竟是消失于虚寂还是可能融入永恒，既是无神论与信仰的分水岭，也是体现为生命价值的死亡之意义所在。
珠牡手扶身旁那块裸露出地面的刻满经文的岩石慢慢站立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了。她面容苍白而严肃，仰视着空中金色的云壁，而她心中不知为什么耸立起一个峻峭的期待，对某种惊心动魄的瞬间的期待。
一道雷电飞落而下，击中了珠牡身旁那块刻满经文的青铜色岩石。珠牡眼睛里闪耀起非理性的炽烈幻梦，扑向前去，以近乎疯狂的情态紧搂住那块岩石。“在那艳丽的疼痛和灿烂的欢悦重叠之处，珠牡突然明白了，在与贝吉多杰的关系上她错在了哪里。”于是她忘情地低语道：“不必再去圣山寻求启示——明天就找到贝吉多杰，像搂抱被雷电击中的岩石一样搂抱他，然后，同他一起走向无人区——那里不仅有属于荒野的自由，还将有英俊的男儿，我生命的太阳……。”对珠牡来说，荒野的自由没有激情，只有同时属于英俊男儿的荒野的自由才是自由，才是她生命的太阳。珠牡虽然始终没有获得信仰，但她最后与贝吉多杰在自焚中实现了密宗义理中的“双身修法”，达到了阴阳相汇，雌雄相融，净染合一的无二意境。不但找到了一颗可爱的心，也找到了自己的坟墓。
贝 吉 多 杰
人的身体来自父母，心灵却来自更深远的地方：佛教认为灵魂可以转世，基督教信仰认为人的灵魂来自上帝，就是《封神演义》中的哪吒，也仅仅从父母获得骨肉，魂魄却另有来源。贝吉多杰虽然落发为僧，但始终没有摆脱生命来自父母的世俗之见。于是他的身世成为他的高傲心灵洗涮不掉的耻辱。
贝吉多杰的母亲叫益西卓玛，年轻时能歌善舞，是康藏一带有名的美人。还在十七岁时，益西卓玛被珠牡的父亲多仁•丹增班觉引诱，成了他的情人。五九年之后，丹增班觉多次公开发表赞扬北京当局镇压西藏暴动的言论，并因此而受到奖赏，获得了一个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却名声显赫的官位，到北京任职。益西卓玛则由于丹增班觉的言论感到极大的耻辱。绝望之中，她落发为僧，并托人告诉丹增班觉，她将终身为雪洗他的罪恶而祈祷。一九六六年九月，那场毁灭西藏宗教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益西卓玛就因为祖辈是贵族而受到那些自称底层民众神圣代表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子女的特别仇视，这些人组成的政治组织“红卫兵”，在焚毁甘丹寺之前，强迫益西卓玛和甘丹寺的一个不相识的僧人公开性交。那个僧人的名字叫格勒。第二年，益西卓玛生下了贝吉多杰，然后便带着他开始了在藏北高原的九年的流浪生活。贝吉多杰的父亲，那个叫格勒的僧人，也独自离开了拉萨，消失在藏北的无人区中。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宗教迫害的压力稍稍减轻了一些，益西卓玛请人将贝吉多杰带到北京，交给丹增班觉抚养，而她则在念青唐古拉山下，专心为一个将自己终生幽闭在山洞中的苦修的僧人送饮水和食物，并请那位苦修僧人为消弭丹增班觉和她自己的罪恶祈祷。据说，那位苦修僧人是著名的上师，许多教徒都相信，这位上师在苦修中发出的祈祷具有大法力，能像晶蓝的雪水河一样消融任何罪恶的坚冰。
珠牡是从哥哥那里听到贝吉多杰这段身世的。在她的心目中，男女作爱乃是圣洁的生命庆典，被迫在众多充满恶意嘲弄、肮脏性欲和肆意侮辱的目光聚焦下的性交，是比烈焰焚身更难以忍受的痛苦。她对贝吉多杰的命运产生了一种预感：“噢，那可怖痛苦是他的生命之源，他的生命之星是从那猩红的痛苦中升起的，所以，他一定会拥有悲怆而崇高的命运——悲怆是为了使那痛苦得到净化；崇高是为了使他的生命之美成为价值……。”
据史书记载，公元9世纪，被后人蔑称为“朗达摩”的吐蕃王，在西藏全境展开了残酷的灭佛运动。佛经被当作不洁的尸体投入水中或者火中；寺院有的拆毁了，有的用来做喂养牲畜的棚圈，佛像大多数被捣毁或埋在粪土之下，少数难以拉动又不易摧毁的铜铸的巨佛，则被象征性地用铁链捆绑住；“朗达摩”还下令逼迫僧人打猎或作屠夫，以破坏他们对佛教承担的第一项信仰义务：不杀生。不服从的僧人，死前要遭受剜眼、剥皮、断肢等酷刑的折磨，死后，头盖骨还被用作溺器。后来，一位名叫贝吉多杰的年轻僧人骑快马奔向拉萨，像蓝天中的雷电一样悠然而降，用长箭射杀“朗达摩”，然后又像一缕疾风，飘然离去。“朗达摩”的死使吐蕃王朝陷于分裂，分裂又给残存的佛教意识以生存的政治缝隙，而这对于百年后的佛教复兴至关重要。所以，有人称那位刺杀“朗达摩”的年轻僧人是藏传佛教复兴的启明星；百年后的佛教复兴运动正是以“朗达摩”的黑血作为第一个祭品。
什么是“找到自己的坟墓”？或者是找到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世俗目标，或者是找到虔心为之献出灵魂的信仰。益西卓玛由于丹增班觉对于信仰的背叛而失去了原本属于她的可爱的心，出家为尼。但是她却一直放不下对丹增班觉的人世感情专心修行，不能进入“无我”境界，进而普渡众生。她要培养自己的儿子复兴遭到共产党毁灭性打击的佛教，自己则用生命为丹增班觉作赎罪祈祷。公元9世纪遭到毁灭的吐蕃佛教的复兴，依靠两个条件：一是用复仇的长箭消灭毁灭佛教的罪魁祸首“朗达摩”，二是必需保存佛性的种子。益西卓玛最初把希望寄托于儿子能够复仇，消灭佛的敌人，希望他能成为当代的贝吉多杰。但她在念青唐古拉山下，专心为那个将自己终生幽闭在山洞中的苦修僧人送饮水和食物，并请他为消弭丹增班觉和她自己的罪恶祈祷数年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转而希望贝吉多杰能继续这位上师的事业,潜心修行，为西藏保存一颗圣洁的佛心。
修行或者复仇，成为贝吉多杰的宿命。他把爱情埋藏在心底，一方面参悟佛理，修持佛性，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羞耻而不洁的出身苦思冥想。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背上的奇耻大辱，使他刻骨铭心。他心中的仇恨不仅针对着摧残佛教信仰的物质力量，而且也针对着无神论操纵的伪信仰。
1988年，久居北京、地位仅低于达赖喇嘛的大活佛到西藏哲蚌寺讲经，丹增班觉陪同，珠牡也跟着父亲又一次来到拉萨。
大活佛终于说话了。他的声音中深沉起伏着凝重而又辉煌的雄性魅力，那是一种适合于谈论神圣事物的声音。然而，令珠牡震惊的是，大活佛并没有开始宣讲佛法，他讲话的内容竟然同官方宣传机构的宣传没有什么两样。大活佛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亮，反复说明北京当局已经拨出巨资和大量黄金、白银，用于修复被毁掉的寺庙；据此大活佛要求僧人进行宗教活动必须接受当局的政治管理，并呼吁僧人要爱国——在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词语中，衡量是否“爱国”的首要标准在于是否热爱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大活佛还用极具外交辞令风格的语言，朦胧而又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僧人们不应当继续崇拜被北京当局视为敌对势力的达赖喇嘛。……
屈辱的火焰烧灼着珠牡黑玉般莹洁的眼睛，她痛苦欲狂地觉得，如果没有真实的雷电击碎面前的沉默——凝结在金色阳光中的沉默，凝结在辉煌的虚假中的沉默，她的眼睛就会因为羞愧——对圣洁佛教的羞愧而涌出黑色的血；从此之后，她就不会再相信任何神圣的东西，不再相信有英雄男儿的概念。
僧人们的沉默在继续，珠牡绝望地合上眼睛，后背紧贴断壁，好像紧贴着残败的痛苦。突然，尽管她仍然闭着眼睛，却感到蓝天中掠过一道令炫目的阳光都黯然失色的雷电，紧接着，它听到了一个年轻而高贵的声音：“你不要以为我们会对汉人共产党现在所做的这些感激不尽，他们还欠我们很多——欠我们心灵的血债！”
珠牡狂喜地睁开眼睛，她看到一个僧人在广场上站起来了，那是贝吉多杰。深红的僧衣像是年轻的猛兽之血燃起的火焰，贝吉多杰挺直的躯体则如同火焰中崛起的英俊的青铜色山峰。珠牡泪影如银，此时贝吉多杰的形象将一种高傲而峻峭的至美雕刻在她的视野上——高傲得凛然不可侵犯；峻峭得令鹰群都要仰视；美得如金色的圣山般灿烂。
贝吉多杰无畏地直视着端坐辉煌的金色法座上的大活佛，继续说：“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服从汉人共产党的要求诅咒达赖喇嘛。无论他在西藏，还是在万里之外，他都是我们心中大慈悲的观音菩萨的化身……。”
“闭嘴！”侍立在法座旁的僧官好像刚从意外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厉声喝道。他黑灰枯瘦的脸上好像戴着铁面具，他的声音也令人想起铁链抽击苍白岩石的声响。
“大活佛，你不该对汉人共产党比对佛法还要忠诚。”贝吉多杰毫不理会僧官，继续说，他的声音像蓝天一样灿烂，像火焰一样炽烈：“这样做，你就侮辱了佛性；你就愧对因为虔诚于佛性而蒙受了重重精神苦难的同胞！”
虽然处于极端的激情状态，珠牡还是注意到，在贝吉多杰说话过程中，大活佛的脸上始终颤动着温和、宽容的微笑。不过，她却觉得大活佛的眼睛突然变成了骷髅的黑洞，而她在这种感觉中冻僵了，骨头似乎都冻裂了。
僧官带领两个脸部涂黑的铁棒喇嘛，分开坐在广场上的僧人，向贝吉多杰冲过去。僧人们轰然一声全部都站立起来，簇拥着贝吉多杰，在“六字真言”的吟颂中迅速散去，那一幅幅飘摆的僧袍如同狂风吹散的野火。
贝吉多杰被判了六年徒刑，监狱成为他真正苦修的场所。在夏天的烈日下，他被用铁链锁在峭壁下，对前来看望他的珠牡如火一样热烈的亲吻，像岩石一样冷峻而无动于衷。贝吉多杰受到惩罚的原因，并不是政治，而是信仰，他一心皈依的佛教信仰。他在法会上针对大活佛的发言，没有超出信仰的范畴。然而在极权政治下，并非不自量力的个人干预政治而获罪，而是政治无所不在地干预个人的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从而陷人入罪。贝吉多杰的复仇情绪虽然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但并非佛性不能化解。政治，或者说政治对信仰的铁腕控制和无情干预，迫使贝吉多杰想要不复仇而不可得；而深入他心中的佛性，则使他想要复仇而不可得。爱情是自由心灵中纯洁无瑕的天山雪莲，虽与为佛献祭的信仰无缘，却注定要受复仇抉择的排斥。不需要贝吉多杰去寻找那颗可爱的心，那颗可爱的心已经视他为心中金色的圣山，视为她的真理和生命的意义。但是不论贝吉多杰选择了为佛献祭还是为复仇献祭，都必须断然地拒绝爱情。他的难题不是找不到一颗可爱的心，也不是找不到自己的坟墓，而是他必须在两座坟墓中确定一个。
贝吉多杰是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青年，但他遇到的难题却超出了他的意志之上。为了不使自己再被复仇的渴望支配，他在苦修的山洞中残酷地焚烧自己的手臂。
这条心灵之路对他而言是极其艰难的。自从立誓为僧后，他已经在这条路上精疲力竭、痛苦如焚地跋涉了无数次，而每次都几乎在触摸到光明的佛性，甚至已经使灵魂消融于佛性中时，“自我”却突然以一种血泪迸溅的尘世的情怀崛起——从核爆炸般炫目的烈火的风暴中崛起，而他宁静的眼睛也因此燃烧起来，被烧焦的眼睛则只能看清千姿万态、流光溢彩的“无常”现象，看不清金刚石般坚硬不动的佛性。……
他像一只吟颂庄严诗篇的雄狮般，声音宏丽地自语：“既然我已融于佛，就让佛承受一切苦难吧。拯救所有的人，无论善良者还是凶残者，无论高贵者还是卑贱者——在‘无常’之前，所有的生命都是绝望；在‘无我’之前，一切生命都值得悲悯。噢——，以佛的大悲悯的名义，让我的尘世的生命，因‘无我’而成为人世苦难的祭品，我愿受千难万劫！”……
佛性的召唤，大悲的理想，宛似金色的云海在遥远的天际涌动，而复仇的渴望就近在眼前，并诱惑着贝吉多杰——以烈酒般醉人的血腥气诱惑他猛兽之心；以银色火焰般闪烁的刀锋诱惑他英雄的心；以雪洗耻辱的蔚蓝色的快慰诱惑他高傲的男儿之心；以峻峭的诗意和灿烂的生命风格诱惑他美男子之心。
贝吉多杰恐惧得连牛骨般坚挺的身体都急速战栗起来。他不是畏惧于复仇的诱惑，他是因为发现自己喜欢被诱惑而恐惧。“不！不！”下意识中他发出惨厉的嘶叫，同时，他的手在地面上摸索着，找到火柴盒，然后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面前一堆酥油浸过的木块。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今天，他要以残酷的方式，对抗以前就曾多次使他在冥思的关键时刻无法融入佛性的精神诱惑。……
贝吉多杰凝视着火焰，目光如铁；他慢慢伸出自己的左手，放在火焰上焚烧。金色灿烂的疼痛感瞬间之内就照亮了他的灵魂，而艳红的复仇的渴望立刻变得黯然失色，像被火烧焦的花。他内省的目光看到，那仿佛用黄金铸成的疼痛感上流荡起雪水河莹澈的、蓝白色的泪光。他不禁感动地低语道：“噢，佛性使我的心变软了……愿我的心在金色的痛苦中融成悲悯的泪，化为沛然而降的泪雨，洗去人间的苦难，洗去恶毒者的罪过……。”贝吉多杰深深呼吸着金火焰中飘出的圣洁的芳香，唇边浮现出又苦又甜的微笑，那微笑宛似开放在青铜色岩石旁的淡紫色的花。
“滋——！”一个极具灼热肉感的、物性的声音，像一个丑陋的蛀虫钻进贝吉多杰的神思，他意识到，那是他手臂上融化的油脂落入火中的沸腾声。金色火焰的圣洁的芳香被浓烈的油脂的焦臭味儿污染了，而他听到了一个冻结着尖刻嘲弄意味的声音：“你的心无法融成悲悯的泪。你就是为血腥的复仇而降生的，你的心就是一支复仇的悲歌——你不肯将右手也放进火焰中烧焦，这就说明你还要保留紧握复仇利刃的能力，难道不是这样吗？！”……
贝吉多杰知道，在让心进入佛性的跋涉中，他又一次失败了。而且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最悲惨的境地：烧焦的左手显示了他对于佛的大悲精神的壮烈的向往；下意识中，却又极端畏惧失去能紧握利刃的右手，这隐喻着对于复仇激情的刻骨铭心的苦恋。然而，他既没有不顾一切地搂抱那壮烈的向往，也没有以狂放不羁的豪情确认那刻骨铭心的苦恋——他没有勇气选择，也没有勇气抛弃。
贝吉多杰尽管烧毁了一只手，最后还是选择了复仇。他拒绝了把自己封闭在山洞中苦修的命运，端坐在念青唐古拉山一块巨石上，身穿紫色僧袍，长发飘舞，向峡谷深处遥望，“郁积于念青唐古拉主峰下的铁黑色云层间，雷电如狂舞的金蛇飞腾跃动。每当雷电格外灿烂的瞬间，每当铁黑色的阴云被雷电之火烧成金红色的时刻，贝吉多杰都骤然以雄烈猛兽的风格跃下岩石，向前扑击；他宽大的僧袍犹如紫红色的狂风飘荡飞扬，而一段银白色的刀锋则会猝不及防地从紫红色的狂风中突现出来。”他就这样每天都在那岩石呈现出血色的峰颠苦炼劈斩术，像古老年月中的藏族武士一样，专注于从飞掠的雷电中领略劈刺的灵感。
恰逢共产党一位领袖人物到西藏巡视，由丹增班觉陪同。这位共产党领袖1989年以西藏最高军政首长的身份，直接指挥了对八九年初春发生在拉萨的那次争取宗教自由运动的残酷镇压。“当时，大批军警包围住游行的僧人，像击打牦牛一样用铁棒击打僧人的头颅，然后，又将失去知觉倒在地上的僧人扔上卡车，拉到临时设置的监狱。由于共产党的黑幕政治，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有多少僧人这样被拉走了，更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僧人从此就默默地消失了。不过，贝吉多杰选定这个共产党领袖作为刺杀对象并不仅仅由于他是那次残酷镇压的指挥者，而且还因为他在专制政治中的地位相当于过去岁月中的王者——贝吉多杰千年之前的那位同名人刺杀的，就是一个灭佛的王者。自从贝吉多杰最终选择了复仇激情之后，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感觉，仿佛他是千年之前那位同名人的转世者。时间已过千年，命运却又轮回转动到起点——必须用血来呼喊佛的精神的独立生存权。正是基于这种命运轮回的感觉，贝吉多杰宿命地认为，他刺杀的，也一定要是一个王者。”
如果说，贝吉多杰的复仇激情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中，那么，他生命中阻止他杀人的佛性的善，却是来自他的灵魂深处，赋之于上天，固之以修行。这种深刻的矛盾在他已经接近那个共产党领袖，眼看着就要成功时，却以奇怪的方式阻挡了他复仇的计划，使他功败垂成。
共产党领袖像一只充满自信的领头的公羊，带领一群或者消瘦或者肥胖，但大部分很衰老却又神气活现的羊，走近大昭寺正门。正门深深的门廊下，那仿佛铁铸成的、而且隐隐渗出血色的阴影似乎使共产党领袖感到了某种不安。他停下脚步，转身用目光寻找丹增班觉，好像要询问什么。事实上，他不过是用这个停顿，来缓解心中不知由何而来的不安。
这时，一声雄烈而悲怆的吼啸骤然劈裂了那铁铸的深黑色阴影，贝吉多杰仿佛踏着狂风从阴影中奔出，激荡飘舞的僧袍使他的身体看起来像一轮正在崩裂的、浴血的太阳；从僧袍下闪耀而出的藏刀迸溅着灿烂的寒光，好像那刀体是用英雄男儿坚硬的泪水铸成。宇宙万物在这一刻都震惊地停止了运动，时间也冻结在苍白而炽烈的阳光中。只有那位共产党领袖以惊愕的动作将头颅转向贝吉多杰，而总是挂在他漂亮脸上的那个惯常的笑容竟然没有掉下来。……
贝吉多杰从铁黑的阴影中跃出的瞬间，珠牡并没有听到他雄豹似的吼啸。她只感到大地震颤了一下，紧接着，一团狂烈动荡的深红的雷暴云涌入她的视野，而贝吉多杰那被雷电之火照亮的面容好像是雷暴云的魂魄。珠牡迷茫的眼睛猝然变得流光溢彩，艳丽璀璨。她发现，贝吉多杰此时的面容，达到了男子美的极致：灿烂的冷峻、青铜色的刚毅、高贵猛兽般的雄烈和奔放而炽烈的诗意，都以雷电的风格雕刻在他消瘦面容上；他那狂舞的灰白色长发并不使他显得衰老，反而激扬着属于暴风雪的悲怆。……
贝吉多杰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与藏刀融为一体了，前面即使一块铁石也会被他劈裂。然而，就在这震荡着雷电神韵的意志即将化为藏刀无坚不摧的一击时，那位共产党领袖的头颅惊愕地转向贝吉多杰，挂在他脸上的微笑裸露在白炽的阳光下。那一刻，一个思想从贝吉多杰意识中掠过，触痛了他敏感的心：“多么祥和、宽容的笑，有些像佛的悲悯的微笑！”于是珠牡难以置信地看到，贝吉多杰仿佛被巨锤从正面击中了似地，踉跄地向身后退去，直到后背撞到一根方形木柱上。此时，他那渴望鲜血的野性又从他生命深处升腾而起，使他要再次向前扑击。为了阻止那野兽般的野性，他迅猛地回手用藏刀刺透自己的左肩，将身体钉在方形木柱上，支配着他思想的是一条发自佛性的命令：“不能劈裂悲悯的微笑！”
从伤口处崛起的疼痛感金光灿然，贝吉多杰的心灵在那仿佛黄金铸成的疼痛感中又触摸到了佛的慈悲精神，但是，贝吉多杰和共产党领袖的目光突然碰撞在一起了。他震惊地发现，共产党领袖的眼睛里竟闪烁着阴冷、狠毒的光斑，这使他脸上的笑容立刻变得虚假而丑陋——就像是一条蛇在笑。贝吉多杰意识到自己被那笑容欺骗了，他的身体急剧地震颤起来，但不是由于伤口的疼痛，而是因为悔恨像烈焰焚烧着他的心。他青铜色面容上现出了被他飞溅的血染成猩红的狰狞神情，随着一声似乎能令荒野上惨白的骷髅都流出血泪的悲愤的长啸，他烧焦的、枯黑的左手以残酷的情态向前伸出，仿佛要用痉挛的手指撕碎那个共产党领袖脸上的笑容，并血淋淋地剜出他的心。但是，将他钉在木柱上的刀锋处传来的疼痛感却依然在用金色的声音向他反复诉说同一句话：“那笑容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值得大喜悦的是，你终于坚守住了佛的大悲精神。”正是这句话，使他青筋勃起的右手继续紧握在刀柄上，并更用力地将刀锋刺向木柱。
共产党领袖脸上的笑容和眼睛里阴冷、狠毒的光，都是贝吉多杰通过自己的心看到的。那微笑是通过他的佛心看到的，那阴冷、狠毒的目光却是通过他复仇的心看到的。传说苏东坡有一次问他那入了佛门的至友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回答，我看你像个佛。苏东坡说：我看你像个屎橛子。他很得意于自己占了便宜，告诉他的妹妹。苏小妹说：“你又输了。他心中有佛，所以看人都是佛。你心中有屎橛子，所以看人都是屎橛子。”如果贝吉多杰只有一颗复仇的心，他就会无视共产党领袖脸上的笑容；如果他只有一颗佛心，他就看不到共产党领袖狠毒、阴冷的目光。但由于贝吉多杰的胸中一半是佛心，一半是复仇的心，所以他先是看到了共产党领袖脸上悲悯的微笑，随后又看到了对方狠毒、阴冷的目光。如果他只有一颗心，他就只能做出一种决定。但他有互相矛盾的两颗心，所以他就艰难地挣扎于互相矛盾的选择或决定之中。而那位共产党领袖之所以又能在脸上挂满悲悯的微笑，又能从眼睛里放出狠毒、阴冷的光，说明他也有两颗矛盾的心。作者在这里以充满审美激情的笔触，精彩地写出了人的佛性和复仇性，或者神性和魔性之间的矛盾。
贝吉多杰奇怪的刺杀行为被丹增班觉解释为他“患有精神病”而未被追究。但无论是佛性或者是复仇，都不能成为他可以为之献出生命或者灵魂的坟墓。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生命状态下，贝吉多杰最后走向了金色的圣山，他要使自己的灵魂融入圣山。“……金色的圣山比血雨中的刀光更高贵，更圣洁，也更具有英雄之美——那不是复仇之剑雕刻出的锐利的美，而是佛的大悲精神之火熔炼出的至善之美。” 贝吉多杰和珠牡在烈火中实现了藏传佛教的“双身修法”，或者说，他们的“双身修法”在烈火中得到完成。
贝吉多杰和珠牡通过他们肉体生命的结束，既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也找到了自己的坟墓——那是凤凰涅槃，生命在火中飘散，又在火中重生。
三、 挟英雄主义哲学，求纯洁高贵心灵（上）
小说中的白帆，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文学典型。
白帆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父母是共产党政府的下级官员。白帆幼聪颖，富悟性。四岁入读小学，即沉迷于中外文学名著，从中吸取知识及心灵养料，形成了他纯洁、正直、骄傲而高贵的性格。少年时与几个“右派分子”成为莫逆之交。通过与农民的接触，深知“三年困难”大量饿死人的根源在于“人民公社”的恶劣制度。而“文化大革命”中的见闻，使他“敏感的少年心灵上刻出了永远不能愈合的人性的伤痕。”时值6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怯懦和愚昧，视毛共为救星顶礼膜拜时，少年白帆就已经确认共产党官僚专制是头戴王冠的罪恶，并选择了与现代专制政治百年决战的命运。“他知道，这是一条危险与艰难的路，是一条痛苦与孤独的路，但是，不如此选择，他就无法骄傲——因为罪恶的强大而不敢与之决战者，不配骄傲。”16岁那年，他作为“知识青年”被流放农村，但他“没有像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那样，戴着毛泽东为他们锻造的精神锁链，怀着一颗自觉有罪的心，试图通过苦役犯般的劳动，来改造自己不洁的灵魂；白帆为自己选择了流浪汉的命运之路，因为，流浪汉有自由，尽管那自由与苦难同在。”10年的流浪生涯，踏碎了尘世的重重苦难，心灵的足迹也踏遍了北方的大漠戈壁，峻岭草原，苦苦寻找心灵的家园。经过长期的思想艰难，他确认：生命在对物性的超越中成为精神，从而为自由提供可能。自由只能属于精神，而独立才是它的品格。白帆通过自己的经历、学习、体验和思考，确认生命的本质就是“一缕审美激情”。
在虚无的宿命前，在生命的最艰难之处，白帆要以审美激情的名义确认生命，确认生命的本质。蔑视永恒，以炽烈的非理性爱恋灿烂的瞬间，这是审美激情之魂。因为，生命本来就是虚无之前的瞬间之美。那是一种没有观众的、自我欣赏的美，那是即使破碎为尘雾也要用飞溅的血将虚无染成殷红意义的悲怆美。那种美只属于高傲者和坚硬者，也只有高傲而坚硬的生命才有能力疯狂地搂抱那悲怆的美——必须高傲得不屑于被任何人欣赏，而只自我欣赏，自我确认；必须坚硬得不被悲怆击碎。只有将审美激情雕刻在灵魂之巅的生命，才能承担起对生命美的责任；才能以创造高贵、自由、真实、美丽的人格作为自己的天职；才是避免生命死于物性堕落的希望。
白帆认为，为了自由和美，生命必须艰难。在流浪过程中，他试图在遇到的每个人心上刻出对于专制权力的反叛意识和对真理的灼热向往。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关于“黑衣侠”除暴安良的动人传说。
1978年，白帆以内蒙古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5年获法学硕士，留在北京大学任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白帆与其他几名青年教师在校园内贴出了自发组织悼念活动的呼吁。但形势的变化出人意料，悼念活动转化为学生民主运动。至于白帆：
他清醒地意识到，诸如邓小平、王震这类从战争血泊中走出来的老官僚，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是愚蠢昏聩的，但是，他们具有紧握专制权力的、凶残的铁血意志，他们见过太多的死亡，在衡量生命价值时，他们的心是冷的，是硬的，同时，他们才具有操纵专制权力机制的最纯熟的能力，所以，在时间之风还没有蚀裂他们的生命时，民主力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备与专制政治决战的条件。
从总体的规模上说，这是对的。但在力量对比不具备总体决战的条件时，局部的战斗却是经常发生的。许多局部战斗的结果，改变着总的力量对比。直到出现了适当的形势，也就是仿佛命运注定的时机和事件，就会发生改变全局的决战。与专制决战的基础是人心，契机是形势。
但是满腔热情的单纯的青年学生，却试图通过绝食这种自残生命的方式感动专制统治者。白帆当时想道：“专制者的冷酷自私的人格将使人性变成比兽性更可怕的概念。这个运动终将结束，这个事件会成为过去，但是对人性的失望则要在学生们的心上刻出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心灵最纯净的人群都对人性失望了，这是一个民族最惨痛的悲剧，它导致的将是良知更加泯灭，人格更加堕落的民族命运。”1949年以来一切群众运动的悲剧，无不是群众对于统治者抱着过高的希望，最后都变成了失望。问题还在于，把对统治者的希望误认作对人性的希望。心灵上“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就是这样刻出的。政府对学生的残酷镇压，在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在白帆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尽管白帆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单最前面，1990年，白帆还是决定开始一个以他的生命凋残于黑牢中为终结的民主抗争过程。这无疑是一种“激情的对抗”，是白帆特有的对抗方式。他把中国民主理想当做一座美丽的祭坛，要把自己年轻英俊的生命献上去。
这时，白帆已经完成了自己从构思到写作历时20年的长篇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在白帆心目中，这部小说高于自己的生命和人格价值。
《自由在落日中》完成之后，白帆的生命已经走上了意义的绝顶，他已经伫立在自己创造的美的灿烂极致之上，他不可能超越自己了。他觉得，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价值就是铸造高贵的死亡，他不能满足于只在哲学意境中创造英雄人格，他要让自己的生命成为英雄人格哲学枝头怒放的繁花，他要以悲怆而英俊的死点燃美丽的青年男女眼睛中自由的圣火。
这时候的白帆仅仅38岁，正处在生命创造的上升阶段，远不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的年龄。“不可能超越自己”，是在普遍的民族悲观主义的大背景下，白帆对自己设定的局限。这个局限已经被现实中的白帆即作者袁红冰本人突破了。但是，我们还是循着白帆当年的足迹前行吧。
从1991年到1993年底，白帆发动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呼唤民主，抗议当局践踏人权的行为。最后，当他开始组建全国性的自由工会不久，即被当局秘密逮捕，当天就押往贵州。在审讯中，白帆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他委托朋友保管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已经落入秘密警察手中。
只要能改变《自由在落日中》手稿被秘密警察搜走的事实，只要能避免手稿将被秘密警察毁去的前景，白帆愿意经受烈焰焚身，雷电殛顶的痛苦；愿意像凝结在黑色燧石中的火焰一样，被永远囚禁在同样黑暗的牢房里，经受没有尽头的苦难——只要手稿中美丽的激情不至凋残于专制铁幕之下，他就愿意带着灿烂的狂笑承担起人间所有的痛苦。
当局提出两个前景由白帆选择：如果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将被判处二十年或者终生监禁的刑罚；如果他放弃过去的精神原则，并向当局屈膝认罪，就可以释放他，并在贵州为他安排一个工作，即他不会被送到劳动改造营服苦役，但将被终身流放贵州。
为了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白帆选择了后者。因为，长期的苦役犯的生涯不会使他的意志破碎，却会消蚀他的才华，即使还能获得自由，他却将由于才华的丧失而没有能力重铸《自由在落日中》那种极致之美。
这是一次高于生死的抉择——他选择了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机会，选择了重铸意义的机会，也就同时选择了屈辱，选择了心灵的痛苦，选择了比高贵的死更艰难的卑贱的生。做出选择决定的当天，猩红的雷电撕碎了墨黑的夜空，白帆跪在黑牢阴暗的地板上，双臂像枯枝般举向空中，仰视的眼睛里燃烧着狰狞的惨痛，突然发出绝望的悲嗥：“苍天呵，为我作证——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是卑鄙者，我仍然有一颗英雄的心！”
半年后，白帆荻释，在大学图书馆任资料员，开始了《自由在落日中》的重新写作。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疯狂写作，《自由在落日中》再次完成。随后，他又完成了自传体小说《文殇》的写作。为了避免小说公布前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白帆不得不采取韬晦之计，在此期间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白帆的上述经历是了解他的小说和哲学思想的关键。“文化大革命”和“六四运动”在他高贵而纯洁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
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为了保全他心目中高于生命和人格的《自由在落日中》，他选择了假投降的策略。中国的专制文化，总是要求臣民对皇权愚忠，提倡为了忠于皇权或某一其他目标而“宁死不屈”，但是提倡者自己，却罕有人去践履自己的豪言壮语。民主和人权思想的真正信奉者，从来不号召更不鼓励任何人去牺牲，而是尊重一切人的个体生命，确认生命至尊为人权的第一原则。西汉将军李陵在率军鏖战数日，最后连一支箭也没有剩下、战斗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投降匈奴，以便伺机逃回。但汉武帝刘彻拒绝司马迁的建议，不详内情，挟怒杀了李陵全家，断绝了他的归路。与“不是一击而中，就是一击而亡”相对的，是韧的战斗精神。面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专制统治势力，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志士仁人，比拚死一战更艰难的，是坚持长期韧的战斗精神。回看半个世纪来中国的极权专制势力，经历一次次危机，总能把极权专制统治的“韧性”发挥到极致，一次次地抛出欺骗的口号，一次次地以攻为守，一次次地不惜用人民的血肉恶补自己衰亡的生命，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试问民主自由的力量对付这样阴险、狡猾、凶狠而又充满韧性精神的敌人，没有更加坚韧的战斗精神，将何以为继？战斗本身不是目的，表现勇敢和英雄精神也不是目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才是目的。
在创作过程中狂烈燃烧的激情，烧裂了他的白骨，烧焦了他坚硬的心，他的生命活力也化做了干枯的、衰弱的感觉，可是，他的灵魂中却伸展开无极的宁静，犹如茫茫的银色雪原。不过，雪原上迸溅着一片殷红触目的血迹，那猛兽之血是向命运复仇的渴望。那如同烧红的利刃插在眼睛中的痛苦，使他急切地想要雪洗向专制政治屈膝的耻辱——以风格峻峭、情调悲怆的政治思想挑战来雪洗。
这一段话是小说《金色的圣山》的“眼”。白帆，也就是作者的心灵中，展开着两个境界，一个境界是犹如茫茫银色雪原的“无极的宁静”，一个境界是象征着复仇的“迸溅着一片殷红触目的血迹”的雪原。小说中这两个境界交替出现，显示着作者心灵深处两种境界的交战。复仇情绪来自挥之不去的耻辱感，这不仅是白帆的，也是中国众多志士仁人心灵的激烈挣扎。这两种境界虽然都是高踞于世俗之上的高尚灵魂的表现，但是，出路何在呢？
白帆以清醒的意识向极权专制势力假投降的行为本身，就是自觉进行韧的战斗的典型。他入狱出狱的经历，是统治者施辱于他，却非他之耻；相反，这正是专制统治者之耻，特别是白帆不但没有从内心屈服，反而更加坚硬、更加成熟更加成功地发出了自由的呐喊。白帆在黑暗的牢狱中，高傲地保持了心灵的自由，使自由的火种在压制下锻炼、发酵、扩展，终至去激活、鼓舞他人心中存留着的自由本质。一旦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自由的意识觉醒了，专制统治的基础就动摇了。命运既然安排了白帆要与专制统治作百年决战，就一定要否定高傲的死亡。唤起千百万人对自由的渴望，才是对专制统治者最好的复仇。而且，日益变得“下三滥”的专制统治者，没有资格成为白帆复仇的对象。只有敢于按照决斗规则拔刀相向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高贵勇士复仇的对象。何况，渴望自由是一种像雪原一样纯洁高贵的感情，而对统治者的憎恨、不满和复仇愿望，却必定会使这片雪原蒙污。
心中冻结着坚硬的痛苦，耻辱像毒蛇时时噬咬高傲的灵魂——在这种状态中等待四年，乃是心灵的酷刑。经过半年斯巴达式的严苛体育锻炼，白帆被艰苦的写作损坏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于是，他离开贵州，像一只孤独的豹，走上了流浪的旅途。他要以流浪汉的足步走过这一段艰难的等待时期，因为，他天性中就有对遥远地平线的永不凋残的向往，他隐隐希望流浪的路途上能采摘到几朵生命意义的野花。
白帆来到北京，会见了昔日的朋友、同志、学生，特别是与他有过一次“高山之巅的恋情”的吴勇。但是，今日的吴勇已非昔日的吴勇。她不但已经变得“现实”，而且有了一个未婚夫。她表白自己说：
“有许多人——还有的是我们北大同学，还有的参加过‘六四’运动，他们现在不再对真理和正义感兴趣了，他们变得现实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公正的社会规则下，用卑鄙的方式追逐金钱、名誉、地位、权力……当然，我也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是生存的前提。可是，他们不该在背叛了美之后，还要否定美，诅咒美，以使自己肮脏的背叛显得崇高——他们说中国人普遍愚昧，不配享有民主；他们说，权力腐败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因此，中国人必须忍受腐败；他们甚至把‘六四’激情，把‘六四’的血说成一个错误，一种浅薄的孩子气……我夷鄙他们，我不屑于理睬他们。可是，我怕我骄傲的沉默，会默许了他们对心灵的侮辱！有时，我会用尖刻的语言将他们腐烂的心剜出来，放在雪亮的灯光下，让他们自己欣赏那种丑陋。不过，每次我说过那些尖刻的话之后，都会突然感到空虚，因为，我不敢真正撕碎在暴政前的沉默，裸露出心中对真理的理解——在那些人面前，我可以骄傲地沉默，在暴政前我只能卑怯地沉默，我只是夹在骄傲的沉默和卑怯的沉默之间的一片空虚……毕业后我没有再找你，我要把我们高山之巅的恋情——那瞬间的美，镶嵌在太阳中。‘美丽的瞬间’，这不也是你的英雄人格哲学中关于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吗？所以，我不要永恒，我也不要长久。不过，就是想要也没有——我总觉得你不会，也不应该只属于一个女人，如果我再找你，事情会变得很繁复。繁复有时也很无聊……现在，我有未婚夫了。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会心安理得地从权力和金钱的交互关系中索取他的一份利益，但是，他不恶毒，也不试图使自己显得比真实的状况更崇高。他不关心灵魂——我为什么要他？因为，他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能找到的最干净的人，干净就在于他还没有虚伪到想掩盖自己的肮脏的程度。同他在一起我很安静，可就是总有些不快活，当然也没什么痛苦，可为什么不快活我也说不清……。”
《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时，为那钉他上十字架的士兵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本文开始所引述的那一群卑鄙的文人，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丑和恶。他们极力掩饰自己的丑恶，表明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仅仅从知识的层面上，“知道”什么是善恶而已。不论这些人头上有什么耀眼的学术光环，可怜他们只处在人生第二阶即知识的层面上。在知识层面之下的是技能层面，而在知识层面之上的是精神层面，在精神层面之上的是灵魂层面。一个人一旦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他就不能不去做。而“真理”却不是知识，而属于心灵这个最高境界。吴勇的境界无疑高出那些被她揭露调侃的文人，可怜她却挣扎在精神的层面上。至于她的未婚夫和那些卑鄙文人的区别，则是前者是赤裸裸的丑恶，后者则是披了一层虚伪外衣的丑恶。吴勇选择了后者，不是“他”干净，而是她要活着。她认识到自己“不得已”活在虚伪中，并为此感到痛苦。白帆痛感生活在虚伪中是中国人的耻辱，尤其是对生命负有责任的英雄男儿的耻辱。于是他发出了自己英雄男儿的誓言：
“我要用我残破的生命召唤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以‘拯救我们的灵魂，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为主题！”
吴勇的悲观主义表现在下面一句话上：“如果人已经没有灵魂了呢——我们又该拯救什么？”她认为，“拯救灵魂”比在岩石上播种更艰难。
白帆也为现实感到绝望。
白帆发现，邓小平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鼓励人们通过与腐败权力结成神圣同盟来获取肮脏金钱的经济体制，在“六．四”血腥屠杀击碎了人们对自由命运的希望之后，又对中国人发出了邪恶的物性诱惑。无数中国人闭上注视过自由民主理想的眼睛，淫荡地搂抱住以邓小平的意志为起源的邪恶的物性诱惑。中国人在整个民族的意义上正向物性化和虚假化的深渊加速堕落。精神之花枯萎了，诗意之星暗淡了，思想的绿意凋残了，真理和正义被忘却了，高尚的情操死去了，剩下的只有物欲——中华民族正在沦落为世界上灵魂最虚假、最下贱、最卑陋、最冷酷、最肮脏的种族。就连知识分子阶层，这张“民族的智慧之镜”的镜面上，也布满了无耻地向强权献媚的污迹和金钱的锈斑。
他感到，如果为之献身的是一群需要拯救的善良的弱者，那么自己还可以体验到与侠义精神共舞的悲怆的豪情。然而，面对如此肮脏的虚伪的人群，即使他点燃自己的生命，照亮被思想专制之雾遮掩的真理，那无数双物欲横流的眼睛，也只会将灿烂的真理弄脏，令他黯然神伤。但绝望并未销蚀他的意志，英雄的心对一切英雄史诗的荣耀负有承担的天职。
白帆，也就是作者，为自己提出了超越的任务。
“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向自己提出，并在精神的层次上，以英雄的名义回答这些问题，那是艰难的。看来，白帆似乎至死都无法回避这种艰难。不过，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超越过去，铸造出可以作为王冠戴在明日太阳之巅的生命意义。他也就因此而茫然了。当那茫然的感觉犹如漫天灰蓝色的雪片无声飘落时，他冻裂的岩石般的心会突然变软。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白帆认识了珠牡。珠牡与他相约在杏林中见面，为他作灵魂之舞。但当白帆提前赴约时，目睹了一群孩子在一个成年人的教唆下，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出充分表现出人的魔性的虐待动物的丑剧，破坏了他的心情，也破坏了这次本来应该非常美好的约会。孩子本该是天真、纯净、灿烂的。但这个可怕的场面使白帆一时间觉得纯净和灿烂居然也是如此可怕。泪水淹没了他眼前的景象，一行血字歪斜在他荒凉的视野中：“这是一个应受天谴的民族——他以奴性接受并纵容了独裁权力，使自己在专制文化的腐蚀下沦落为一个虚假、自私、诡诈、庸俗、冷酷、怯懦的民族，他堕落的人格已经成为对精神的侮辱。”中国人在2300年的漫长历史中，生活在专制统治和奴性屈服的黑暗中，犯下了数不清的错误和罪恶。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犯下的罪恶，好像是两千年罪恶的总演习，甚至更有过之。但是中国人很少反思自己的错误，忏悔自己的罪恶。一个不知反思和忏悔的国家，世界上什么力量也救不了它。我们的罪恶缘起于我们心中的罪性，拯救的希望也蛰居在我们的灵魂中，尽管它已经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
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白帆要到最荒凉的地方去，到离人这个概念最远的地方去，“到塔克拉玛干去——我要沐浴在死亡之海中，我要仰视死亡之海上寂寞的星空，放声痛哭！”白帆这样想着，快步离去了。
鬼使神差般，白帆和珠牡在火车上同一包箱重逢了。于是读者通过珠牡的眼睛看到白帆的形象：
那个男子脸部的轮廓很消瘦，神色间还有几分憔悴，但那憔悴并不使他显得脆弱，反而给人一种刚毅的感觉——那仿佛是属于岩石的憔悴；他的脸十分苍白，那种苍白就像意境美丽而悲怆的凋残一样，凝结着高贵的气质；他的长发浓密、深黑、凌乱，犹如在铁黑的雷暴云之巅呼啸的狂风；两道几乎伸展入发际的长眉，宛似无边无际的荒野上呈现出的地球轮廓的曲线，有一种辽远的诗意；长眉下，一双令人想起猛兽的眼睛上，雕刻着受伤的骄傲和坚硬的悲痛——仿佛是用炫目的雷电刻出的；他的鼻骨挺直，鼻翼敏感而秀丽，线条锐利的薄薄的嘴唇在紧闭中显示出桀骜不驯的俊美。
虽然珠牡和白帆的灵魂是那样接近，但是，他们的命运已经不能重叠在一起了，正如白帆所说：“我们都有了峻峭的痛苦——属于各自命运的痛苦。我们只能用残存的感情日夜注视那痛苦；我们只能在那痛苦上精雕细刻，希望刻出更加美丽的意义；我们只能在那峻峭的痛苦之巅，在那接近蓝天的地方构筑心灵的家园——因为，我们的心都已经失落在各自的痛苦中了，那痛苦就是我们今后的命运，我们不能背叛那高贵的痛苦。”
在青海高原的荒凉中，白帆回忆着珠牡心灵和身体的美。他非常厌恶共产党宣扬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这种以物性为王者，甚至将生命的本质确定为物性的哲学，乃是对生命的最粗俗、下流、浅薄的理解，是一种属于无赖汉的理解。但是，他的哲学原野上，也没有神灵的圣乐在飘荡，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尽管他并不清楚珠牡的痛苦的具体内容，但是，他相信那痛苦一定属于洁净的心灵。“在人性普遍物化的时代，在人们的欢乐变得很肮脏，痛苦变得很迟钝的时代，还能如此真诚地痛苦，还拥有必须用利刃与之搏斗的痛苦，这样的心灵必定是高贵而纯洁的。”白帆这样想，不过，他又感到，属于珠牡的纯洁，对于他，一个超越宗教的灵魂，只是一种遥远的美，而且只能是。
珠牡虽然接受了唯物主义的学校教育，但她的宗教感情却是天生俱来的。白帆艳羡珠牡纯洁高贵的美，并且意识到了他与这种美之间存在的遥远距离。为了去寻找高于物欲的心，去寻找依然爱恋精神的灵魂，去寻找高贵、纯洁、真实的生命，白帆走上了西藏高原。许多人因高原缺氧而产生的精神症状，却使白帆感到惊喜，他把缺氧的精神反应称为“高原醉”，并心驰神迷地体验那种高于烈酒和美女的沉醉。
在这种沉醉中，空间倾斜了，时间有时如同河道被山崩截断的大江般倒流；有时像荒野上的奔鹿在跳跃中奔行；有时又宛似阴云郁集的高山之巅那苍白的雪，失去了流逝的特性。在这种沉醉感中，白帆的意识变成野火过后的荒原，一切理性都被净化为虚无，只有那些坚硬如岩石的感触还裸露在荒原上，像风蚀的情感的墓碑。
少年白帆对内蒙古高原上美丽落日的长期凝视，使他创造出“美丽的凋残”的哲学命题——以高贵而美丽的死将生命雕刻为意义。然而在《自由在落日中》这部小说中，他对日出的描写也是很辉煌美丽的。他之所以单单创造出“美丽的凋残”的哲学命题，与他生活在“生万难为人杰，死犹可为鬼雄”这样一个悲惨的环境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紧跟共产党的曹禺先生只想一死了之，他跪在地上，求着妻子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 用电电死我吧!”方瑞则反过来求丈夫：“你先帮我死好不好?”萧乾回忆说：“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裴毅然：《文革狂涛中的知识分子》）连共产党自己树立的英雄，也都全是死人，因为活着是万难成为英雄的，更不必说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了。白帆显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应该超越自己，“他急切地等待着属于西藏高原的落日，他试图从这里的落日中获取能够超越自己过去的哲学之美。”
“这里的落日不相信‘美丽凋残’的哲理。噢，是苍白的落日使生命轮回的观念成为这里人们心中长明的灯盏。死既然是轮回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命运的终结，哲学就没有必要将落日和死亡的概念雕成华丽，雕成秀美，雕成神韵无限的丰饶。是的，我不喜欢苍白的落日，可我似乎应当尊敬它，它虽然苍白，却将雪山映成金色，就像净洁的死亡能使再生的灵魂高贵……。”这些思想如同晶蓝的星光在白帆眼前因直视落日而涌起的黑暗中闪烁。日球沉落了，眼前燃烧的黑暗消逝了，思想的星光也随之陨落。
作者对于景色的描写是无与伦比的。且看他对西藏高原上落日的描写：
荒凉的原野覆盖上了一层生锈的铁甲似的暗淡的黑色；从漫长地平线下涌起的仿佛落满时间风尘的暗红的雾，使西方天际呈现出凝重而又妖艳的情调，凝重得像凋谢的火焰，妖艳得如美少女为痴迷的爱情飘洒的血；西北方的一列雪峰在红雾的映衬下流光溢彩，那雄伟山体上纯洁的白雪似乎要灿烂地燃烧起来；雪峰旁的空中，飘拂着几片云，有的像金色的羽毛，有的像银子铸成的莲花，而郁积在一座莹光流荡的雪峰之巅的云团则是深红色的，宛似火焰的王冠；越来越浓郁的深蓝色使天空显得深远而神秘，像是一个关于生命或者死亡的神圣的隐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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