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瓮安事件"至今随着第三次尸检报告的公布似乎已经告一段落，然而外界对它的"深远影响"正在进行着无边想象性的解读。 当我们从各自的角度来对这一事件进行注解时，肯定不会忽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先生前后几天态度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被官方媒体刻意冷处理，但仍然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如何理解在"瓮安事件"中身为省委书记的态度会产生这种变化， 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据7月1日《贵州日报》，且当日就成为新华网焦点要闻的报道，石宗源先生6月30日在瓮安县现场开会：石宗源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省委、省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切实把尽快平息事态、维护稳定放在第一位，连夜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组成一线指挥部。29日又派出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为组长的省工作组，到瓮安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在处置过程中，武警官兵、公安民警保持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采取了多种稳妥有力的措施，尤其是武警部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迅速控制了事态，整个过程中没有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更没有死一个人，事态已得到基本控制，大局已恢复稳定，处置过程是克制和有效的。
这段讲话中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出一种火药味，那种罪在民间的腔调让人不禁会联想到十九年前的北京那场屠杀。应该说这个讲话跟当年的逻辑思维是一致的。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事隔三天的7月3号，石宗源先生再在贵阳市召开会议时，所讲出来的话却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贵州省委3日下午在贵阳召开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等在会上谈了"6·28"事件的教训。
石宗源说，"6·28"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汲取教训。第一，要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第二，谣言止于真相。要向社会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第三，要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贵州的各族群众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必须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第四，必须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第五，必须进一步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对导致瓮安事件的原因追溯上，省委归结为： 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家属包括一部分当地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李树芬死亡原因表示怀疑，以至于事态恶化，发展到不可收拾。
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发现，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前后三天中的讲话的变化，这个变化总体而言就是从"瓮安事件"产生原因上由"归罪于民"转向了"问责于官"，虽然这种问责中依然没有放弃对民的追究与归罪，至少官也在追究的行列了。这样就由纯粹的板子打在民间屁股上，变成民与官各打五十，或者实际是民六十板，官四十板。不管怎样，官成为事件起因的追究对象之一，已经成为瓮安事件最后结论的一部分。
从这种纯粹"归罪于民"到"问责于官"这个变化，这对于专制极权官民对峙，二元分化的思维来说，那是一个质的不同。何以出现这种质的变化？这是值得关心中国社会变化的人士思考研究的。从过往历史与今日现实来看，大概有如下几方面可以解读：
其一、在事实面前，以石宗源为代表的地方官僚们不得不转变固有的思维，回到尊重事实上来，做出依据事实的结论与处理。应该说这是人类一切事物的常理，社会原本就该是这么办的。然而从近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颠覆常识，违背常理恰恰是固有的模式，而那种尊重事实，回到本原，依据常理的处理问题却成了偶然与稀缺。那么这一次石宗源们怎么就会忽然良心发现，要一改过往作为，而回归常识事理？就算他们有这种固有良知，但是三天前在瓮安的结论是依据中央到地方的结论与指示而行，怎么在三天后事实就清楚，并且态度就转变？这似乎显得又太快一点了。所以这种推理是缺乏逻辑联系，也缺乏历史实证的。因此这种尊重事实，依据常识的处理态度变化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其二、网络时代民意表达，迫使官方不得不转变态度，走向顺应民意。这种结论从近来如"假老虎"等事件可以找到些依据，但是事关官民冲突，利益分歧情况下，官僚是否会转向顺应民意？这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事。如果官府有这种顺应意识，那么多少民怨沸腾如劳教制度等等，就早该废弃了，然而官方至今还是拒不采纳民间建议，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网民压力下的官僚转变的解读也显得很勉强。
其三、奥运之际，凡事平稳，息事宁人，不激化矛盾，一切以拖过奥运为原则与期限，这迫使官僚转变态度。这从最近一系列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来看，确实有这种迹象。在一切为了奥运的思维下，任何有可能影响到奥运的事件，都采取"和"的策略，的确成了目前处理社会问题的主调。但是这种处理显然是权宜之计，不是思维的转变与制度的纠错，那么等奥运之后一切再颠覆过来的情况就成为一种必然。从极权体制的固有模式与当前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应该说这种结论是最有依据的。基于此，也就是说贵州"瓮安事件"的处理是个临时性的权宜之策，对统治思维与制度变化并不具有真实的预测与解读功能。
如果我们认为如上的立论可以成立，那么任何为"瓮安事件"至今处理结果的高兴都是没有多少依据的。许多网络上对石宗源先生的态度转变的欢呼也是值得思量的。毕竟我们不能再指望在官僚的快速态度转变中寻求出社会重生的希望，任何从官僚态度上求解社会转型的努力都是没有脱去专制清官情结的。所以"瓮安事件"仍然是个有待进一步观察的事件！
200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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