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通俗化的价值
在张先生看来，我似乎比较“精英”，属于“博学者和鸿儒们”之列。但是，作为“精英”的另一面，我一直在致力于历史的通俗表达，努力利用学术功力与新颖的视角去解构历史伦理、颠覆历史定理。比方说，利用国内尚有的出版空间出版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即为完全的大众话语。话题起于一个简单的传说——赵州桥本是鲁班修，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属于精英而属于大众。但是，从这个问题（故事）发生之后，从没人以文字的形式去问一下：春秋季的建筑师怎么会跨越一千多年的时间，到隋朝去修桥，并且李春的赵州桥之作如何被附会到鲁班身上去？
这类问题看似较小，但是他代表了民众历史思维的缺憾。由于这项揭示及由此展开的历史批判理性，激怒了不少传统主义者。他们里面有一般的文化人士如博客名为“文沉字默”的博主，有普通的公务员如武陵监狱（在湖南常德市）的某位警官。[二人具体观点请见本文附件]。
正是那些激烈到近乎无理性的所谓批判话语，使我在个体思考意识方面更加注重历史本真之价值含量。“康有为的夹缝”即为这类价值思考的一个成果，并且也是我系统研究论语的一个结论。我不自视为高张先生“一等”，但在博主文沉字默与狱警文化身份的归类之背景下，我仍然认为张先生与我提及的该二人同属壮怀激烈的传统主义者。因此，无论在个体认知逻辑上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兼合为张先生所说的“文气”——我与三人基本上不在一个层面。
二、请注意知情权问题
张先生的立论核心点是说我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有失武断，即康袁关系之论失当，从而也十分简地否定了“康有为夹缝”的存在。《自由圣火》的编辑也对此把握较好，点题（即“文章摘要”）给予了重点化。但是，张先生忽略了我的文章的两个方面：（一）认知逻辑的存在，即清后期变革思想资源的勾勒——从宋翔凤刘逢禄到康有为的思想传承；（二）价值判断的依据，即康有为对待《论语》限制民众知情权的态度——无论施以何样技术性的句读之法，也回避不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
就历史上存在的知情权问题，孔夫子与秦始皇本质上没区别，正如晚清的康有为与袁世凯是“同类产品”一样。孔夫子删削历史文献，作成道德版本《春秋》，给三千余首古诗“瘦身”削为305首诗集（汉称《诗经》），消灭了大量历史文献。秦始皇焚书，定文化于一式，给后世自视为强的“文化型”统治者以榜样，清代乾隆编《四库全书》而删削、毁灭“异类”书目实为“翻秦之版”。至于毛泽东的破四旧及“文革”之举，亦为模仿之举。
需要赘述的是，经孔夫子所删削的《诗经》版本虽遭秦火，但终未绝祀，实为历史之幸。这样的历史之幸并不在于孔儒的贡献，而是诗之便于民间诵读，口耳相传，如《汉书•艺文志》所云“不独在竹帛故”。此外，在汉代定诗为经之后，仍有逸诗存在，如周穆王大臣祭公谋父的《祈招》之诗，是为讽谏力作。
作为《自由圣火》的作者之一暨中国文化自由运动的可能参与者之一，张先生力避历史批判理性的学术因素，是我无法理解的。没有历史批判理性，何以生成文化自觉的观念？没有文化自觉，何以创造文化自由？
三、尊重个体的表达权很重要
无论删史还是焚书，它首先涉及一个当世人及后世人的知情权问题 ，而后则是历史人物的表达权问题。比方说孔删之诗的那百分之九十（另有说删五百为三百者，如清代赵翼）的诗歌的作者，表达权被孔夫子粗暴地剥夺了。
剥夺历史人物的表达权的行为少为后世所关注，就现代政治伦理来论，当世的即“时下的”表达权几乎是表达权的全部、即便我（——作为“博学者”）完全认同现代表达权的理念而将历史上的表达权问题忽略不计，我仍无法苟同张先生“不幸”、“所惑”之论。
（一）张文中称我的“曲高寡和”之文在《自由圣火》发表是“推动民主为已任网站”的不幸。这种大胆的论断不仅是要剥夺一部分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读者的知情权，也是对我的表达权的剥夺。
（二）张文称我“把中国近代民主变革的失败，归罪于一部《论语》，将产生一系列错谬认识”。这种论断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和延安整风的作法并无本质区别。当然，这样的价值认知首先来自历史批判理性的缺乏和现实道义的担当推诿，因为厉王止谤的故事不只存在于史籍，而且在我们的现实中仍然不绝如缕。
（三）即便是我误判了康有为而且也误读了《论语》，我仍然坚信我没有偏离学者的学术道德准则，比如休谟在《论历史研究》中所言：“尽管历史学家们会在对具体的人物的评价中犯错误，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一直是美德的朋友，并且一直把其真实面貌表现出来。”——尽管我还不能称为历史学家而只是一个通俗历史方面的“写匠”。
2008年7月1日写于绵逸书房
附录（两篇）
读《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后》的悲哀
文沉字默（新浪博主）
读这本书我无法按耐自己让自己读完后再发表议论，我甚至无法按耐自己多看几页，那几页的文字对我来说简直像针扎一样疼痛，那几页文字不仅出卖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更是任何关心历史的人的背叛，历史成了一个玩物，成了一个借喻，成了所谓寻找“事实”的借口，成了逻辑的迷宫，人为的阴谋，说白了成了所有对自己生活不满的人发泄的性欲工具，意淫的舞台。
而这一切并不是最为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我们作为人，已经没有勇气从自己的责任中看到自己的力量和世界的厚重，我们成了躲在历史这块幕布后的小丑，除了晃动幕布挑逗人们最本能的遐想之外，没有任何勇气拉开它！我们甚至用我们的知识来狡辩这一切，说明自己作为小丑是多么的具有智慧和牺牲精神！可是这除了反穿裘皮的胆怯之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我们依赖于历史的花边来给自己涂脂抹粉，尽管这种反穿裘皮式的纠缠，根本就是寄生虫的勇气，可我们却还要把它说成是高雅的独立，我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了卡夫卡的一种嘲笑：那不过是在太阳底下的光蛋！
当然对于一个偶尔对历史有所感慨地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苛刻呢？难道所有人对历史的见解都不是一种权利的体现吗？是的，当我第一次看到类似于《误读》这样的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感受，那本书好象叫做什么《读史有学问》，那是一种笔记，和中国人历代的文人笔记出奇的相似，当然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但关心人——尤其是个体的人，套上名字的人，超过了对人性的关还，超过了对历史中的人的关心。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人的学问，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通过历史获得的学问，这个学问却不一定是历史的，它是属于个人的，属于谋士的。可是这本《误读》呢？这本误读的“大气”似乎已经笼罩了所有的中国人，它已经充满了“雄心”想要把自己变成历史！这就是让我愤怒的原因，因为我看到了千年的史观如何蹂躏着历史走到了今天，却还要被一些文人们怀着一种虐待者的猎奇心理扭曲，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却不愿意为这种扭曲负责！他们拿着一种只为自己负责的勇气却随意撕扯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种心态令我作呕！
请原谅这种愤怒，这种愤怒已经使我的语言充满了情绪的色彩，但我仍然固执得认为我的上面那种充满情绪的语言也要比《误读》的语言来的公正！至于为什么我已经不想多说，任何一个怀着对这个世界关切和责任的人都能知道为什么，而对于不愿意的人我就算说了一千遍，仍然会被这些人看来是狂妄和自不量力的，但今天已经说了，那么就让我扯开我的破锣嗓子嚷嚷出那些“深邃的文人”们之所以具有说服性的根源吧！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漂亮的寄生在他们逃离甚至敌视的世界里吧！
第一：以史为鉴。这句话本身毫无错误，历史是一种流淌在时间里的坐 标，它虽然飘忽不定，但是确实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拐杖，我们需要它给我们经验，我们也需要它提供给我们思考的平台，我们甚至需要它给我们提供情感，提供我们存在的理由。但问题是有些人，有些文人们从来都是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气质指导着自己对历史的窥探，这种窥探里根本没有历史，只有自己，自己的遐想和自己的利益甚至是自己的安慰。
中国历史的执政者们从来不关心历史，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历史中那种表象不再重演，而不是为什么这种表象会产生，于是他们发现将军们的权利对中央构成了危险，就努力让宋朝的禁卫军变成了一个庞大但却虚弱的怪物；他们发现宰相拥有的权利妨碍了帝国的稳定，它们就从明朝开始彻底剥夺了宰相存在的可能。甚至到了清朝，在一片以史为鉴的欢呼中，军机大臣只能跪受笔录了。历史成为了政治的缰绳，死死的驾驭着破烂的帝国，而同时那些或坐或卧在帝国上的臣子们直到今天都在费尽心机琢磨着如何让自己在这种驾驭中给自己一点点颜面，于是他们盯着那些历史的缰绳，不是怀着一种勇气去考虑怎样把这种缰绳解开，变成整个民族攀登的绳索，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缰绳的历史里尽量没有自己的身影，他们知道被捆在缰绳上是一种耻辱，但却不去正视这种耻辱，而是回避——为了回避甚至扭曲。
通观中国文人的历史笔记，如果说正史是一种对缰绳的赞歌和如何服从和驾驭缰绳的为臣之术与驭臣之道的话，那么那些笔记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把自己的脑袋钻进权贵们的身体里，来看到那些跟他一样的肚满肠肥后，给自己一些安慰的谚语。当这种安慰在今天不能依附在权贵的荣耀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把荣耀和权贵剥离，他们大唱汉唐风骨的赞歌，甚至不惜用这种狂热的赞歌去构筑明朝的堡垒，以此来证明明朝的破败是整个中国风骨的丧失，于是他们开始破口大骂清朝入关，认为它是一种灾难，似乎中国要是没有清朝，就没有更加严厉的文字狱，就没有对文人近乎变态的迫害，他们拿着一个扭曲的逻辑来否认另外一个客观的可能：中国从汉形成的独尊儒术和在唐建立的科举制度帮助维持一定稳定的同时，也已经在一种历史沉淀的完美中保证了这种稳定具有的巨大的保守性，即便这个稳定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整个帝国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它。因为他们跟那些汉唐的崇拜者一样，关心的不是历史，只是强大。这种对强大的渴望决定了他们对强大规则的渴望，就像一个宗教徒一样，就像一个宗教徒相信经典中描述智慧的律法就是智慧本身一样，把自己永远的变成了他们曾经想要逃避的缰绳的俘虏。
一个只考虑到自己荣辱的人，一个想尽一切办法想把历史变成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人，从来都是喜欢说以史为鉴的，因为那个历史就是他们自己！
我希望任何一个喜欢历史的人，都不要希望历史能带给你世俗的经验，历史的经验是针对人类的，是针对我们的灵魂的，是针对我们作为人的焦虑和绝望的，而永远不是针对个人怎样能生活的更好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曾经指导人们血腥的凝视生活的著作：比如《君王论》，《智慧书》，《厚黑学》，《菜根谭》以及《潜书》等也永远无法给我们带来操作生活的智慧，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经验看成我们生活的本质，只把自己的心挤压在经验的铁板而不是经验所指的方向上，经验就只能变成驾驭我们的缰绳，并且丧失了曾经想获得这些经验的美好愿望——幸福。
当然这些书仍然是可贵的，就如那些野史和正史一样，它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让我们能看到历史，看到历史中的人与人性，看到我们的希望和毁灭，我们必须相信这些历史的叙述，因为他们在历史中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抱着一种阅读小说时的那种融入感去相信或者质疑历史，否则我们就只能成为《误读》作者那样成为创作逻辑演义的人。
由《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所想到的
武陵监狱警官（常德学习型城市网站）
綦彦臣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读时总觉得有点玄乎。想来，一方面可能是因自己史学知识过于浅薄，另一方面也是被该书纵横交错地引经据典，迂回隐喻的史评方式弄得晕头转向。囫囵吞枣似的读了后，还是觉得有所受益，起码零碎地学到了一点历史知识。但读此书时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
作者在书中浓墨重笔写下的所谓历史中毒症，其种种形态，实际上都是指人们对皇权体制和专制统治的屈从、维护、利用，他攻击皇权制度的同时，也彻底地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 ，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解读历史，要有平和的心态，也就是所谓客观的态度、辨证的观点，读的时候要钻进去，但回味和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走出来。史为今用，才是学习历史的要义。在历史的是是非非中纠缠不清，就失去了读史的意义。书中与史家完全相反地评价秦桧与岳飞，得出秦桧的污名是代君受过，岳飞的被害是由于缺乏政治头脑，系愚蠢所致的结论。作者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为此才刻意地要褒贬一番，其实，这同样是作者所指责的为政治目的而作践历史的作派。一个历史的人物，生活在皇权时代，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他如何去做。看历史就要看他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否做出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行为抉择，只要是准确把握了时局的脉搏，做出了明智之举，就是史中俊杰，就有值得借鉴或玩味之处。历史正如现实一样，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必强求一致，只要有所用益就足够了。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
对待历史，最好采取审慎态度，过于偏激没有任何益处。书中把孔子儒家礼教和宋元理学的道德价值观，从一诞生开始就说得一无是处，并不见得怎么高明。思想理论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同，不会仅仅因为创立者欺世盗名有方，正如作者所说，“谁也比谁傻不到哪里去”。应该说，孔孟礼教和程朱理学形成之初，是适应了社会政治需要的，也推动了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至于后世之人一味奉行，不求变数，教条僵化地加以运用，束缚了思想进步，那只能说后人怠惰不思进取，一个理论思想主导千年未有实质突破，总不能全部归于创立者孔子之责。试想，如果后世多有经世济用立言立说如孔子的思想者，那么专制的弊端早就被捅破，民主与法制的新思想早就产生和扎根了。
无古不成今，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今天的社会，不可能斩断与历史的沿袭、发展、变革关系，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学习和借鉴历史，从历史事件中寻找规律总结经验，对办好今天的事情，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读史并不是闭门读书的学者的专利，也不是政治家装点门庭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养份。读史的视角，仅仅囚于权力之争、权术之变，那是非常狭隘的，是一种研究如何摄取权力和奴驭他人的所谓“王者之道”，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研究如何创造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加和谐的生存环境的人类“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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