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的开篇不是从与人生活最接近的事物开始，哲学一开始并没有论及饮食、服饰、面子、人际关系等这些生活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的事物都被古典哲学家当作思想和智慧的障碍物，只会遮蔽和阻拦思想和理性的光辉。古希腊哲学是从遥不可及的世界本原这一问题作为开篇的，我们怎么也看不出世界本原的问题跟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多大的关系，即使人们没有对世界本原问题展开探问，生活丝毫也不会受到动摇。显然本原问题大大超出了人类生活经验、生命经验范畴，而是属于理性和形而上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对之倾注了全部的热忱，来思索世界的本原。他们认为，世界本原问题是人类必须探问的第一个问题，否则整个人类的生命本质都要变得模糊不清，由此人类的温馨、和暖、充满希望的日常生活将失去理性和道德基础，因此变得混乱而虚无。
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思索，最充分地展现了人类对于超越有限生命走向永恒的期盼。人类一打开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和世界从哪里来？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意回答，但他们大多认为的本原都是物质性的，以物质性的本原，为万物的本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努力思索和试图回答，我和世界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这也就是人类和世界的出生问题。哲学对终极的探问，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本质。可见人类思想一开始就绝尘而去，展开双翅高飞冲天，以致哲学之父泰勒斯，因为专致于思索哲学问题，有一天，他走在旷野间，抬头看着星空，结果不防脚下一个坑，掉进坑里摔了个跟头，于是受到人们的耻笑，说他连脚边的坑都看不清楚，却思索那么遥不可及的问题，简直就是思想不正常，意思就是说他是个疯子。可是人类无不需要这样的疯子，因为正是通过他们的思索，才把人类的生命跟终极和永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黑格尔也说道，一个民族只有有了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如果泰勒斯说地由水变来，那么我们只是有了一个科学假设，一个错误的、然而难以反驳的假设。可是，他已经超越了科学假设。在借助这个水的假设以表达他的统一观念时，泰勒斯并非克服了、而至多是跃过了当时物理认识的低水准。泰勒斯用经验方式观察水——更确切地说，湿气——的发生和变化，这种观察那样可怜而又杂乱，它不能允许乃至诱导作出如此重大的一般推论。这样推论的动力乃是一个形而上学信念，其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我们在一切哲学家身上，在他们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信念，它就是“一切是一”的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多么有力地支配着一切经验。正是从泰勒斯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哲学如何总是——当它一心奔赴那魔术般吸引着它的目标时——要越过一切经验的樊篱。它利用容易到手的支撑物，希望和预感都加快了它的步伐。思虑缜密的知性却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寻觅更好的支撑物，也想到达充满灵性的伙伴业已到达的那诱人目标。我们好像看到两个旅行者，他们站在一条卷着石块滚滚向前的湍急的林中溪流旁。其中一人踩着那些石块不断跳跃，不在乎石块在他身后突然掉入深渊，终于矫健地越过了溪流。另一人却始终绝望地站在那里，他首先要替自己建造足以承受他那谨慎沉重的步伐的基础，有时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一个神灵能够帮助他渡河。（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思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为目标，它不是人的四肢，而是翅膀，是为了飞翔。因此，不仅黑格尔、尼采这样的哲学大师，甚至一般认识到思想价值的人们都不会指着跌进坑里的泰勒斯，耻笑他对于过于遥远的天际事物的关注，除非他一点都不理解思想的作用和价值；除非他是一个只懂得眼前利益，贪图满足个人私欲。对于泰勒斯，甚至他的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的对错，其后的哲学家们也不甚关心。对于世界本原的理论思想，对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之思索的方式。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水是世界本原性的物质。尼采说他这样的认识是低水准的，只是以经验的方式来认识超经验的问题。尼采认为，泰勒斯的经验认识的方式根本无法推导出像世界的本原这样一般和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但即使这样，泰勒斯也不该被人耻笑，而且应当受到尊重。作为西方哲学之父的泰勒斯受到其后的哲学大师的敬爱的理由在于他所怀的形而上学的信念，尼采说，这是种深藏着的某种神秘直觉中的力量，不仅泰勒斯，每一个哲学家都深怀有这样的形而上学的信念和与之相系的心灵中的神秘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历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不仅抬起双眼仰望头顶上的天空，更是抬起他的心灵，使之对神圣和永恒始终怀有饱满的信心和热忱。
人类只要运用思想，就不能忘记这一点，不能没有心灵里的那股朝着神圣、完美和永恒推动的直觉和情感。要是忘记了这一点，不仅人们丧失了抬起双眼仰望天空的力量，而且心灵里的那股直觉之火光就暗淡而熄灭了。只用双眼关注脚前有没有坑，虽然可以避免像泰勒斯那样跌倒，但人类为此付出整个未来作为代价，他永远只能站在此岸的河边犹疑不决，永远到达不了彼岸世界。这是尼采说的。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的性质，甚或根本就是“做戏”。中国人发明“做人”一词，是很绝妙的。它意味着人不是天生的．面是“做”出来的，而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要再讲。什么是“做”？就是表演，即戏曲剧本上所谓“作某某状”。中国人在“做人”时，常常要“作某某状”：在父母面前要作听话状，在老师面前要作勤勉状，在长辈面前要作恭敬状，在皇帝面前要作忠诚状，在领导面前要作服从状，在群众面前要作谦虚状，在女友面前作潇洒状，在男友面前作娇嗲状……总之是只要面对“观众”，就要进入“角色”。担任什么“角色”，就作什么“状”。正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在做戏，都要演戏，结果害得中国的职业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大都不会演戏。一到镜头面前，就搔首弄姿，扭妮作态，反不如寻常百姓会表演，哪里还能得到好评？
其次是程式性。俗话说：“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在社会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来“表演人生”。所以，“面具”一词，在西方便演变为“人格”；而在中国，“丧失人格”亦等于“不要脸”。不过，西方的戏剧，更重视情节性；中国的戏曲，则更重视程式性。中国的传统戏曲，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但其形式却相当精致。“云手”如何，“起霸”如何，都有一定之规，断然不能出错。一步踏错，台下就要喝倒彩。反之，如果一招一式，吐字行腔，都中规中矩，合乎程式，则无论扮演的是官是匪，是忠是奸，便都能博得满堂喝彩(也就是“赏脸”)，成为公认的“角儿”(有面子)。
演戏如此，做人亦然。看戏是欣赏程式，做人则须遵守格式。中国所谓“人格”的“格”，首先就是“格式”的“格”，其次是“规格”的“格”。规格决定格式，格式体现规格。一个人，如果从来就懂得按照“格式”去做人，则总有一天自己的“规格”也会提上去，因为规格是由总的格式来决定的。总的格式是“礼”，具体的格式是“仪”，而规格则是“名”。一个人，如果名分低而享用了名分高的格式，就是“出格”；如果名分高而享用了名分低的格式，就是“降格”，也叫“掉格”、“掉价”、“有失身份”；如果故意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就叫“摆格”，又叫“摆谱”，意谓把“脸谱”(面子)都“摆”出来让人看；如果身份与格式相符，则叫“合格”。合格是做人的最佳状态，也是人格修养的追求目标。表演合格，观众才会赏脸，社会才会承认，自己也才会有面子。（易中天：《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134-136页。）
不仅只是我所引述的这些，由头至尾，易中天教授就全都是埋头说事，说生活中的事，说现实中的坎坎坷坷，说每个人必须埋头看面前的现实，看眼前的事态，看他人的脸色，看群体摆设的规矩。他说，稍不留神，你就有可能跌到坑里爬不起来，这一跌肯定比泰勒斯跌得还惨，泰勒斯只是受人耻笑而已，而你这一跌可以就要跌出人生悲剧来。易中天教授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布满了地雷阵的人世图景，他在呼唤那些抬眼看天空的人们，要赶紧收回视线，关注自己脚下的坎坎坷坷，关注自己面前的各式各样的演戏需要遵行的程式，要把“云手”、“起霸”这样的一招一式地演好，使之中规中矩，合乎所有人世程式。
易中天教授看得太近了，将人世的规矩看得较任何人都要清晰。他知道哪里是鲜花，哪里是地雷。要避过地雷，你才能采到鲜花。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
其实，问题不在于道理上，而在于态度上。这些道理你不说，它也存在。这样的道理根本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人性弱点在社会生活中所制造出来的麻烦，按照这些麻烦所定制出来的规则行事，或许你的事行通了，但你的人性里活跃的、积极的、乐观的、创造的、理想的、自由的等等品质就被削弱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性的弱点由此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壮大了起来。易中天教授说的道理很务实，他站在世界的平面看这些道理，每一道理都是一个坑，一道坎。以此叫那些抬头望星空的人们觉得人世迷惘，他们总踩不到人世现实的点上，他们踩的只是自己心灵里的直觉和良知的冲动，这些人很容易摔跤，就像泰勒斯那样。
人生是舞台，每个人都只是上面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按这些麻烦所定制的规则行事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你成了人生戏剧中的一个角，但世界损失了一位生动、活跃、幸福、快乐和自由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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