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大陆各种事端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较大的天灾有年初的南方暴雪和5.I2汶川大地震，影响较大的政治事件有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受阻。最近，又有三起足以令当局恐惧和不安的“民变”事件：瓮安事件、上海闸北袭警事件、张家界爆炸事件。
政府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有些时日了，可是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暴力抗法及群体性事件，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梦想由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几乎成为水月镜花。
瓮安“6.28事件”发生后，我们除了听到官方惯用的“官腔”外，似乎还听到了一些所谓“反思”的声音，比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一句“看似偶然，实属必然”，道出了大陆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本质。那么，这个必然性的因素是否就如石宗源所说，仅仅是干部作风粗暴和工作方法简单这么“简单”呢？非也！事实上，大陆的现行体制性因素决定了官员不可能“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矿产资源开发也好，移民安置也好，建筑拆迁也好，大凡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无不因为大陆的非民主体制而致大陆官员拥有可以任意欺民坑民而不受制约的特权。一句话，这个专制体制不改，官员非民主产生，那么官员对群众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就不可能好，官权压民、害民，于民争利的现象就不可能根绝。
上海闸北袭警事件——6名警察被杀起因就是这个体制弊端的例证。据悉，2007年10月国庆期间，行凶者杨佳到上海游玩期间曾租用当地一辆自行车代步，不料被闸北分局以涉嫌偷盗自行车名义审查，在弄清真相之后，杨佳多次控告闸北分局，并提出行政赔偿，未果。就这么一件办错案的事，如果警察们不是“脸难看，话难听”高高在上惯了，如果警察局不是“门难进、事难办”，而是老老实实依法认错、道歉、赔偿，那么这起悲剧还会发生吗？有网友说的好：平时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又没有地方说理，即使讨来公道，那代价与所得相比，实在不成比例；民告官太难了，民是一个人，官是一个国家机器，悬殊太大，当想不开又咽不下这口气时，肯定就会走极端，其实想这样做的人何止千万，只不过好多人克制罢了……
面对这些令人震惊的民间事件，官方依然采用以往的“老套”来解释原因，什么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啊，什么黑恶势力直接参与、趁火打劫啊，等等。可事件的性质真如大陆官方所言那么轻描淡写吗？非也！当今大陆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如司法腐败，冤案错案无处申诉而致民怨沸腾。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当局还把每一次骚乱看成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还认为众多参与事件者都是些被煽动的“不明真相”者，无非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罢了。
如果要问这些民间事件变背后从偶然到必然的“深层次原因”，我以为正是非民主自由的制度本质，而不是什么“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等皮毛的表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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