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英雄共13级，零级以上6个级别，数字越大表示贡献越大；零级以下6个级别，数字越大表示危害越大。
本文所论13级英雄分别有13种称号相对应，“跑跑”、“笑笑”、“跳跳”3种称号取之于网络，其余10种称号为本文作者发明。
本文所论之英雄排行榜，纯属作者一个人的个人看法。欢迎批评，也欢迎被批评者反批评。
正六级：叶固固
代表人物叶志平，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桑枣镇桑枣初级中学校长。
此次大地震，毗邻汶川的安县也是重灾区，桑枣初级中学2300名师生却安然无恙，无一伤亡。主要原因是，此前叶志平校长筹款40万元，将造价只有16万的教学楼进行彻底加固，达到了抗击大地震的标准。他以武训那样“顽固”的态度筹款，以“杞人忧天”的固执态度加固前任校长留下的不合格教学大楼，堪称叶固固。
属于叶固固英雄群体的还有北川县曲山镇海光村刘汉希望小学的捐助人刘汉先生以及刘汉小学的建筑商。刘汉先生不仅仅捐款，还全程跟踪监督建筑施工单位，保证了学校的建筑质量。此次地震，北川县是重灾区，刘汉小学却没有倒塌一砖一瓦，地震当天，共有483名学生和28名老师在校，无一伤亡。刘汉先生捐赠的北川县擂鼓中学汉龙教学大楼，也在废墟群中屹立不倒，连玻璃幕墙都没有倒下。
属于叶固固英雄群体的还有都江堰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光亚学校是卿光亚先生投资建设的私立学校。地震发生时，该校校舍同样也急剧晃动，然而所有教室完好未倒，800多名师生无一死亡。但是，光亚学校平时未能对学生进行逃生演练，这仍然是一个大的过失。
正五级：王哨哨
代表人物王永军，甘肃省康县豆坪乡豆坪村小學体育老师。
甘肃省最南部的康县，也是地震重灾区，该县豆坪乡豆坪村小學体育老师王永军在地震发生时，猛吹三声长哨，全体师生闻哨后立即冲出教室和办公室，紧急集合于操场中央，前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随后全校48间房子全部倒塌，全体教师和6个年级的147名小学生无一伤亡。小学生们之所以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冲出教室，是因为学校对他们进行过逃生训练，三声长哨是学校演练时约定的紧急情况下的集合令。学生平日受过训练，地震来临时绝大多数都不慌张，知道尽快向外冲。如果没有平时的演练，豆坪村小学的老师们即使都像谭千秋、袁文婷那样牺牲了生命，也不可能将全体小学生全部救出。因此，王哨哨包含了校长张金强先生的法制意识和忧患意识，包含了体育老师王永军先生的敬业精神，包含了全体老师从平时到地震发生时的有效配合。
正四级：郭智智
代表人物郭志民，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郭坪村小学（估计是初小）教师。
他没有像叶固固那样筹款加固校舍，没有像王哨哨那样组织过逃生演练，但是，地震发生时他能急中生智，以闪电般的语言和动作将全校三个年级一个班（复式班）29名小学生全部救出。智士也，勇士也。
然而，如果三个年级分班上课而不是合班上课，如果教室在楼房的高层之中而不是在单层校舍之中，郭智智智慧再高、勇气再大恐也无济于事。所以，郭智智的成功除了智勇因素，更有运气因素。他值得表彰，却不能指望，可遇不可求。值得依靠、也应当追求的是叶固固和王哨哨。
凡是在地震发生时用智慧救人而又能自救的各界人士，包括未成年人，都属于郭智智系列。
正三级：袁烈烈
代表人物袁文婷，四川省德阳市下属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
地震发生时，教室里的很多孩子都吓得呆坐着，不知所措。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们的伤亡，袁文婷往返多次把学生从三楼抱下了一楼，当她最后一次冲上三楼的时候，因楼房完全垮塌而壮烈牺牲，年仅26岁。有的报道说她救了5个孩子，有的报道说她救了13个孩子。估计全班获救的共计13个，其中大约有5个是她抱下来的。由于被救的孩子年龄太小，认知以及回忆的能力比较差，具体情况恐怕很难弄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文弱女教师，哪怕她一个孩子没有救出来，只要她能把自己从三楼救出来，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那一大群被困在高楼之中、还不懂事的7岁孩童，居然被她救了13个出来，减去她自己的那条命，我们人类尽赚12条生命。笔者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欠她的人情欠得太多，我们愧对于她的亡灵。
她死得壮烈，也死得冤枉。她所在学校如果有一个叶固固或者王哨哨，她是不会死的，她的学生也绝不会只有13个被救。那个没良心的校长为什么不像豆坪村小学张金强校长那样组织逃生演练？这可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三条明文规定的呀！
按照常理，小学一二年级应当在一楼上课，三四年级应当在二楼上课，五六年级的才应当放在三楼上课。那个没良心的校长为什么要将一年级的孩子安排在三楼上课？
属于袁烈烈系列的还有济南军区实习士官武文斌。武文斌1982年10月出生在河南省邓州市，2002年12月开始服兵役，2005年8月考入军事系统的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2007年7月分配到济南军区一个炮兵指挥连实习。 5月13日，武文斌随部队赴四川抗震救灾，始终工作在第一线。6月17日，武文斌在都江堰胥家镇灾民安置点下卸活动板房建材时，因劳累过度引发肺血管畸形破裂出血，经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也26岁。
与袁文婷一样，武文斌死得壮烈，也死得冤枉。最高当局要求救援人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没有要求他们“不怕过劳、拼死作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要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武文斌是不应当死的。他所在部队的前线指挥者对他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几千年来，那些鼓励死亡的伪道德、伪道学对于他的死也负有间接责任。
属于袁烈烈系列的还有成都军区某一陆航团的丘光华机组的5位成员，他们为了运送救灾物资突遇恶劣天气而失事牺牲。他们的死是意外，是不幸，但同样也是壮烈的，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属于袁烈烈系列的还有四川省德阳市属下绵竹市东汽中学教导主任谭千秋先生，他为了稳定摇晃的课桌而趴在课桌之上，课桌下面有4个高中生。
属于袁烈烈系列的还有北川县陈家坝镇龙湾村村民黄玲丽女士，为了保护自己两个月的女儿，她用四肢死死撑起了一方安全空间。
此外，还有一个“丁某”，是灾区的农民，在搜救失事飞机的过程中遇泥石流而壮烈牺牲，媒体不报全名，只以“丁某”相称，这也太不公正了吧？
地震发生时，凡是为了救护亲人、学生、老师、同事、邻居而牺牲的所有灾区居民，都是袁烈烈；地震发生后，凡是在灾区救灾而不幸牺牲的所有人士，也都是袁烈烈。
正二级：陈彪彪
代表人物陈光标，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
5月12日下午，正在武汉召开公司董事会的陈光标，得知发生大地震，立即决定投身抗震救灾。下午3点，陈光标向公司下属单位发出指令，下午4点，由来自江苏、安徽等地的60台挖土机、推土机、吊车和一百多名职工组成的救援队伍集结完毕，陈光标亲自带队向汶川、北川出发。13日中午，救援车队到达都江堰，陈光标将救援队一分为二，留下20台机械和40名职工在都江堰抢险救灾，其余部分于下午3点到达北川中学救援现场。他的救援队让数十名灾民脱离了死亡线，让数百名遇难者获得了最后的尊严。
陈彪彪应当成为一个代号，一个彪炳史册的善的代号。
地震发生后，国内国外所有救援人员，士兵、警察、消防员、医生、护士、工人、农民、商人、教徒、官员、教师、学生、小偷、色情工作者、犯罪嫌疑人、罪犯，志愿者和被派遣者，只要他为救援工作流过汗，洒过血，露过宿，熬过夜，忍过饥，挨过渴，就都是陈彪彪；只要他为救援工作出过谋，献过策，流过泪，痛过心，就都是陈彪彪；只要他为灾民倒过水，喂过饭，献过血，喂过奶，擦过身，接过尿，就都是陈彪彪。
没有直接参与救灾的人，灾区的人，应当祝福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正一级：范跑跑
代表人物范美忠，四川省成都市下属都江堰市光亚学校民办代课教师，讲授高中语文。
地震发生时，他第一个离开教室，第一个跑到楼下，第一个跑到操场中央。尽管光亚学校的校舍后来没有倒塌，但是他的快跑仍然是有价值的，值得每个人（有其是青少年）学习。有些人因为跑得慢而不幸遇难，从反面证明了范跑跑的价值。
属于范跑跑这一英雄群体的人也是很多的，在教师队伍中也不乏其人，只是媒体没有公开披露而已。
范跑跑们虽然没有救护他人，但是，他们救了自己的命，减轻了社会救助负担，所以仍然是英雄。
在本次地震中，范跑跑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成年人和中学生都具有范跑跑的反应能力，本次地震中的死亡人数肯定会大大降低。如果东汽中学的高中生都当范跑跑，谭千秋老师也就不会牺牲。
当然，范跑跑在跑的时候，没有招呼学生一起跑，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要求每个老师都不顾学生自己快跑显然是不道德的，但是，要求每个老师都当谭千秋，都当袁烈烈，其实也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个道德困境，只有用更高的道德（科学和法制）才能打破这一困境，抛开科学和法制光谈道德无济于事。
笔者建议：幼儿园应当是一个十级地震也震不倒地方，是不需要跑的安全岛。中小学学生应当严格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接受足够的逃生训练，就像桑枣中学和豆坪村小学进行过的那样，将他们都训练成范跑跑。所有中小学教师都要一同参加训练，师生之间达成逃跑默契。这样，在灾难来临时，老师知道招呼学生，学生知道紧跟老师，全体师生方可跑之大吉。此外，所有的小学生都应当安排在便于逃跑的低层教室上课，一二年级的更应该安排在底层教室上课。所有教室都应当有前后两个门，所有的门都应当朝外开而不应当朝里开。所有的门在上课的时候都不得加锁，所有的门闩、插销在上课的时候都应当拔开。所有的教学楼、办公楼都应当有两个梯道，每个梯道都不得有任何障碍。
学生当学范跑跑，教师当学王哨哨。如果领导不让老师们学习王哨哨，老师们学习范跑跑也可。
零 级：众傻傻
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毫无地震知识，毫无灾难意识，她住在四楼，地震发生时，她跑到二楼问别人：“怎么回事呀？楼怎么摇晃呀？你们干吗都向下跑呀？”别人告诉她地震了，她才醒悟过来，急忙返回四楼救自己的宝宝，然而，她和她的宝宝都遇难了。在地震刚发生时，如果她能作出准确判断，抱着宝宝就跑，那该多好！与郭智智、袁烈烈、范跑跑相比，她无疑是一个傻帽帽。她和她的宝宝无疑是愚民教育的牺牲品。
范忠美老师和谭千秋老师的学生都是高中生，豆蔻年华，腿脚灵便，却不会跑，让范老师背负恶名，让谭老师不幸牺牲。你们这些小家伙，你们这些小皇帝，对得起范老师吗？对得起谭老师吗？对得起谭老师的老父、老母吗？对得起谭老师的妻子和女儿吗？你们对得起流血流汗的救援人员吗？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们。蒋介石将逃跑说成“转进”，毛泽东将逃跑说成“长征”。你们在广播电影电视中、在古典小说中、在中小学课本中接触到的英雄都是不跑的英雄，你们从来不知道会跑、善跑也是英雄，这些都是你们不会跑的间接原因。还有你们的校长，置《未成年人保护法》于不顾，不让你们接受逃生训练，这是你们不会跑的直接原因。
算了，不怪你们。但是，你们只能当零级英雄了。
傻傻们还有很多，恕不一一。
负一级：张玩玩
代表人物张雅，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人，21岁。
因为在全国哀悼日玩不成电子游戏，张玩玩便制作大骂灾民4分钟的网络视频在网上发布。那几天，多少显要都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这位大小姐却反其道而行之。张玩玩，真英雄也！但是，只能是负英雄。
凡是在全国哀悼日玩麻将的，泡妞的，卡拉奥凯的，划拳赌酒的，兄弟姐妹舞翩跹的，都属张玩玩系列。
别说什么13亿人一条心，别说什么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麻木的、缺乏同情心的国民其实不少。
负二级：谭笑笑
代表人物谭力，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
最高当局的组成人员到灾区考察灾情之时，谭力尾随其后。在所有人都表情凝重、心情沉重的画面中，唯有谭力满面堆笑，喜笑颜开，表情轻松，心情愉快，欢天喜地，乐不可支，成为抗震救灾画面中的最大“闪光点”。此人虽未听说干过什么坏事，但是，他对地震大灾难的无动于衷着实令人害怕。他连恐惧心都没有，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山上的滚石会砸倒他的坐骑，一点也不担心他的家人在余震中会发生意外，一点也不担心上级会追究他的领导责任，也真够英雄的。然而，他的笑是官心麻木的体现，只能延误而不能促进抗震救灾工作。故将其评为负二级英雄。
负三级：刘少少
代表人物刘少明，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板桥粮油加工厂老板。
本次地震中，西乡县共有6000余户房屋倒塌或者歪斜，20000余人受灾。5月15日，县财政拨款购买救济粮，按每人每天0.5公斤大米、周期1个月的标准，免费向灾民发放。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板桥粮油加工厂是这批救济粮的供应商之一，该厂老板刘少明指使其工作人员，故意短少包装量。在给本县灾民发放的标识为每袋10公斤大米的救灾粮中，实际装有量只有8.5—9.5公斤，平均每袋少了1公斤，短少率达10%左右，仅仅在向马家湾、司上等10个乡镇发放的第一批救灾粮中，就短少13803.5公斤。
在抗震救灾工作中，截留、挪用救灾资金的，高价购买赈灾物资吃回扣的，利用救灾资金搞高消费的，贪污救灾物资的，打着赈灾旗号骗钱骗物的，都属于刘少少系列。
负四级：余劝劝
代表人物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2008年6月6日，余秋雨发表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利用》的文章，劝说灾民不要请愿，不要上访。这篇文章名义上是劝告，实际上是恐吓。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请愿已经被反华势力利用，二是请愿妨碍救灾。
所谓“反华势力利用请愿灾民反华”的说法完全是谣言，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无非是苏修、美帝和各国反动派，苏修早已分崩离析，美帝和各国反动派也早已“投降称臣”，现在谁敢反华？本次地震发生后，苏修残余势力、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纷纷敬献纳贡，说他们反华，显然是冷战思维。说得不好听一点，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蒙蔽圣听，唯恐天下不乱。
所谓“请愿妨碍救灾”，则完全是胡搅蛮缠，歪理邪说。处理上访请愿问题的机构是信访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这些机构不在救灾前线，不参与救灾工作，向它们请愿怎么会妨碍救灾呢？往轻里说，这是和稀泥，是乡愿；往重里说，这是诬陷，是栽赃。
余秋雨将国际社会的舆论监督说成反华，也是专制思维的体现，因为专制思维最不能容忍舆论监督。
上述道理，余秋雨其实也懂，懂却假装不懂，是为了拍马屁。
所以，余秋雨的文章是冷战思维、专制思维、乡愿文化和马屁文化的怪胎。
凡是搅混水、和稀泥的，凡是迫害上访灾民的，都属于余劝劝系列。
余劝劝们的危害性在于：阻碍灾后政治体制改革。
负五级：王鬼鬼
代表人物王兆山，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8年6月6日，王兆山在《齐鲁晚报》A26版发表题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诗词，主要观点是：因为有当局的关爱，所以地震遇难同胞“死也足”，“做鬼也幸福”。
我们的遇难同胞，死的好惨哟！他们有的被砸死，有的被闷死，有的饿死，有的渴死，有的鲜血流尽干瘪而死，有的被尘土包围窒息而死，有的疼痛难忍而猝死，怎么可能“死也足”，“做鬼也幸福”？他们有的肝肠开裂，有的脑浆四溢，有的粉身碎骨，有的尸骨无存，怎么可能“死也足”，“做鬼也幸福”？他们的遗体被发现时，有的已经腐烂，有的浑身蛆虫，有的只有骨骸而没有了皮肉，他们怎么可能“死也足”，“做鬼也幸福”？他们中的好多人还是幼年的孩子，他们还不理解什么叫幸福，他们怎么可能“死也足”，“做鬼也幸福”？
拍马屁怎能拍到这种程度？混淆黑白怎么能混淆到这种程度？
凡是幸灾乐祸的，凡是无限拍马的，凡是造假新闻煽情的，凡是颠倒黑白的，都是王鬼鬼系列。
王鬼鬼的诗作是鬣狗心态的大暴露，是鬣狗文化的集大成。我死难，你满足；我做鬼，你幸福；因为你像鬣狗一样，有专食腐肉的习惯。
王鬼鬼的危害性在于：阻碍灾后情感重建和文化重建。
负六级：郭跳跳
代表人物郭松民，新闻工作者，杂文作家。
2008年6月11日，郭松民在凤凰卫视直播节目《一虎一席谈》中，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用非常粗鲁的语言（“无耻”、“畜牲”、“杂种”、“混账”，等等），辱骂灾民范跑跑，一举成名——郭跳跳。
属于郭跳跳系列的著名人物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民主论坛》上的东海老人，《自由中国论坛》上的假小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委书记王春梅。等等。
周孝正在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中，多次强调逃生灾民范跑跑太无耻，要批判。东海老人发表题为《极端私己的“袖珍动物”》的文章，说范跑跑和所有同情、辩护范跑跑的人都不是人而是“袖珍动物”，都应当“滚出去！” 东海老人甚至不惜栽赃范跑跑，说他“连‘后跑’的机会都不给学生”。王旭明、王春梅都以官员的身份公开辱骂范跑跑无耻。
凡是激励他人当烈士的，凡是无条件歌颂烈士的，凡是高调嘲讽、无情谩骂逃跑灾民的，都属于郭跳跳系列。
为什么郭跳跳们是最高级别的负六级英雄？因为他们的道德是虚伪的，他们的标准对别人不对自己的，他们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目标与科学、法制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策略是欺软怕硬的，他们的应急方法是空洞的、愚昧的，他们的价值观是僵硬的，他们的主义是极具危害性的，他们的欺骗性、危害性是最难识破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认识不了。分析如下：
一般说来，只有道德比他人高尚的人才能教导、责骂他人。因此，只有比范美忠做得好的人才有资格责骂范美忠。然而，目前比范美忠做得好的人都没有出来责骂范美忠，而责骂、谩骂、辱骂范美忠的人却无法证明他们自己比范美忠做得好。郭松民、周孝正、东海老人、王旭明、王春梅都没有自我证明过。他们至多也就是发表一些豪言壮语而已。
在6月11日的凤凰卫视上，郭跳跳的一位帮腔者，自称1980年从教，现在是校长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一定会救学生！”这位校长说得够豪迈，获得掌声似乎也是应该的。但是，发表豪言壮语不等于实践了豪言壮语，哪个贪官没有发表过豪言壮语？所以，仅仅凭这位校长的豪言壮语，郭跳跳们并不能获得谴责范跑跑的资格。更重要的是，这位校长只强调自己的救护责任而不强调校长的领导责任，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校长。就像将军不懂训练和指挥，只知道冲锋陷阵一样的不合格。一个不合格的校长有什么资格谴责范美忠老师？
为什么会有许多孩子被压在废墟下面？是范跑跑们造成的吗？不是。是因为叶固固太少，是因为王哨哨太少，是因为玩忽职守的校长太多。
如果只谴责范跑跑，不谴责玩忽职守的校长，下次地震的时候，范跑跑自然会少一些，袁文婷、谭千秋也会多一些，但是，被压在废墟下面的孩子不会少很多。因为袁文婷、谭千秋救不了自己所有的学生。
如果不谴责范跑跑而重点谴责玩忽职守的校长，下次地震的时候，叶固固就会多得多，王哨哨也会多得多，被压在废墟下面的孩子就会少得多。如果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叶固固和一个王哨哨，那么所有的孩子都不会被压在废墟下面，所有的老师也不会被压在废墟下。
然而，郭跳跳们就是希望（至少是放纵）叶固固、王哨哨不要增多，范跑跑越少越好，袁烈烈越多越好，下次地震的时候，老师最好都和学生死在一起。这绝不是冤枉他们，那位帮腔校长在凤凰卫视上说得非常明白：如果不谴责范跑跑的言行，再发生的地震的话，“还会有这么多人抛家舍业，来救助那些个压在废墟下面的孩子吗？”
下次发生地震，还让孩子们压在废墟下？还让谭千秋老师趴在课桌上保护学生？还让袁文婷老师一个一个地抱着孩子下楼？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十分阴险就是极端愚昧。阴险也好，愚昧也罢，反正这位校长只追求悲剧的重复，而不追求历史的进步；只追求烈士层出不穷，不追求烈士无用武之地。
道德家们为何设想下次地震的时候还会有许多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为什么不追求没有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因为如果没有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伪道德就没有市场了，道学家们就要失业了。可见，这些大公无私的道学家是多么的自私！
要求范跑跑们能够有效带领学生有条不紊地一起跑，就必须确立一个前提：校长必须像豆坪村小学校长和桑早中学校长那样，每个学期都开设逃生演练课，都组织师生进行逃生演练。然而，郭跳跳们始终不谴责那些玩忽职守的、不组织逃生演练的校长，显然是舍本逐末，畏强欺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老师和学生一起死，而不是要求老师和学生一起活。
在电视节目中，郭跳跳问一个现场女观众：如果你的女儿在范跑跑的教室里，你还会赞成范跑跑吗？
这是郭跳跳们的得意提问，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的确将那位同情范跑跑的女士难住了，她没有敢直接回答“赞成”或是“不赞成”。如果她说“我赞成范跑跑不顾我女儿而自己先跑，我不怪他”，那么显然，她不仅会伤害到自己的女儿，还要放弃自己的利己主义。如果她不放弃利己主义，说“我不赞成范老师不顾我的女儿而自己先跑”，那么，她就得转变自己的立场，从同情范跑跑转变为支持郭跳跳，从正常的利己主义者转变成高调的利他主义者。这是一个置对方于死地的陷阱，郭跳跳们非常得意。
然而，郭跳跳们设计这样一个陷阱，也正好说明他们自身道德观念的虚伪性。他们不是要求人人做高调的利他主义者吗？他们不是反对利己主义吗？他们为什么又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主义而设置陷阱呢？为什么要诱发人们的利己主义呢？
其实，这个难题也可以成为郭跳跳们自己进退两难的陷阱。被质问的观众如果这样回答：“你不是要求人们都做高调的利他主义者吗？那我就高调一回吧，牺牲我的女儿，让范老师先跑。”那么，郭跳跳们还有理由谴责范跑跑吗？
被质问的观众如果这样说：“你希望我的女儿向老师索取保护，就是希望我和我的女儿当利己主义者，这就说明你在提倡利己主义，既然如此，人人生而平等，范老师也有权当利己主义，就有权先跑。”那么，郭跳跳们还有理由谴责范跑跑吗？
所以，郭跳跳为他人设置的陷阱其实也是自己的陷阱。
当然，郭跳跳们还有一个理由：学生是未成年人，可以暂时不要求他们当高调的利他主义者。笔者以为，这个道理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高调的利他主义，高调的英雄主义，从来都是让未成年人冲锋陷阵的，三一八死难者，大多是少年儿童；刘胡兰、草原英雄小姐妹，不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吗？还有文革中打头阵的清华附中、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们，不也是未成年人吗？还有新时代的小英雄赖宁，不也是高调的利他主义者吗？郭跳跳们有什么理由放弃伪道德前辈的标准，不让未成年人当大英雄？
现行《团章》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团员必须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那些向无党无派的民办代课教师范美忠索要安全保护的团员高中生，完全违背了“团员必须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挺身而出，英勇斗争”的规定，违背了入团誓言。这些道理，郭跳跳们真的不懂吗？
或许，郭跳跳们比前辈们进步了，认为团的章程不如法律，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如何规定老师和学校的责任的。有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教师二字。
第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演练，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请问有几个学校进行过这种演练？范美忠所在学校有没有搞过这种演练？如果光亚学校搞过逃生演练，范美忠老师能被吓得不知招呼学生而独自逃跑吗？那些快成年的高中生能不紧跟范老师逃跑吗？由此可见，学生不跑的责任不在老师个人，而在学校，在校长，在教育行政部门，在于他们违法，在于他们玩忽职守，没有组织学生进行逃生演练。
谭烈烈不搞演练，自己壮烈牺牲了，才救了几人？王哨哨搞演练，自己没死却救了本校全体师生。
演练太重要了，这是袁文婷、谭千秋等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经验。
郭跳跳们如果真的是为了孩子们的死亡而跳，就应当谴责不搞演练的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而不应该谴责没有法律责任的范跑跑们。
问题是，如果校长们因为受到谴责而进步了，都变成叶固固、王哨哨了，学生们就全部安全了，那么袁烈烈、谭烈烈那样的烈士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郭跳跳们的伪道德就没有市场了。所以，郭跳跳们是不会谴责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
郭跳跳们上不谴责负有法律责任的校长和政府官员，下不批评负有政治责任的共青团员，对既没有法律责任又没有政治责任的普通教师却极尽辱骂之能事，显然是不公正的。
郭跳跳们问：今后，你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范跑跑还是谭烈烈？
这又是一个陷阱，企图利用人们的利己主义唤起对高调利他主义的认同。你不是同情范跑跑吗？那么，你敢不敢将孩子交给他？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笔者试图从正常的利己主义和高调的利他主义两个方面帮助“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高调的利他主义出发，你应当将孩子交给范跑跑，而不应当将孩子交给谭烈烈。因为你既然是高调的利他主义者就不能要求他人为了你的利益而牺牲他自己。你如果要求老师为了你的孩子而死，你就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者，更不是高调的利他主义者。
从正常的利己主义出发，你更应当将孩子交给范跑跑，而不应当交给谭烈烈。因为你既然是正常的利己主义者，就应当比较你孩子在不同老师门下的安全系数。你把孩子交给谭老师，地震发生时，谭老师的胸怀再博大，也不能保护住所有的学生，你的孩子躲到谭老师身下的概率其实很小。你总不能要求谭老师在地震来临时专门趴到你的孩子身上吧？你好意思这样讲吗？即使你好意思讲，谭老师也不会答应。谭老师是菩萨心肠，怎么能只救你的孩子而不管别的孩子呢？就算万一很幸运，你的孩子被谭老师舍命保护了，那么你又如何面对谭老师的妻儿老小？你如何向他们还情？要知道，利己主义者也是要还情的。如果你将孩子交给范老师，安全系数更大，虽然范老师不懂得招呼学生一起跑，但是你平时可以跟你的孩子讲啊：“小子，听好了，范老师跑，你就跟着跑。”你也可以跟范老师讲：“范老师，你跑的时候，也提醒一下我的孩子，或者挥挥手，或者用黑板擦猛敲桌子，或者干脆大喊一声‘跑’，行吗？”我想范老师肯定能答应。如果你担心范老师胆小，到时候会吓得忘记了，那你就请他喝酒壮胆，每学期请两次不难吧？到时候，范老师肯定能带着你的孩子跑出来。你的孩子跟着范老师跑出来，也不欠多大人情，至多请他吃顿饭就行了。
选择范老师的理由还在于，范跑跑离王哨哨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因为他怕死，他会跑，这两条正是成为王哨哨的内在动力和条件。如果让他当校长，他一定会“怕吾怕，以及他人之怕；跑吾跑，以及他人之跑”，肯定会搞逃生演练，到时候决不会一人独自跑，学生也不会傻呼呼地不跟着老师跑，那样就根本不会再出现范跑跑事件。
不选择谭老师的理由还在于，谭烈烈要变成王哨哨却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比如，他自己缺少“怕”和“跑”的意识，怕死意识不强，不屑于跑，于是自身缺乏开展逃生演练的冲动；再比如，谭老师是听话型的干部，凡事都要等上面布置，上面不作具体布置，他就不会搞逃生演练。上面由于官僚主义，一般很难布置这样的任务，他也就很难主动开设逃生演练课程。谭老师当教导主任多年，主管教学，但是他却没有开设过逃生演练课程，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不管怎么说，你应当选择范跑跑而不应当选择谭烈烈。
假小乔在《关于范跑跑胡扯几句》一文中说：“如果我身临现场，面对的是我的学生，我一定会比范跑跑做得好，我会第一时间砸开教室的前后门，然后告诉我的多数未成年的学生：‘同学们不要慌，马上放下所有东西，从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开始，顺次从前后门离开教室到操场上集合。’我不敢保证我有把握在房子倒塌之前救出所有的孩子，但我绝不可能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人！因为危险时刻不抛弃朋友和同伴，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之一，更不用说面对的是我职责所在需要保护的未成年学生了。”
对于假小乔的这一说法，笔者以为：
第一，从态度上看，这是高调表态，是豪言壮语，但无法验证。因此，这一表态不能说明作者比范跑跑更具有牺牲精神。
第二，这种应急方法是空洞的、愚昧的，表态时管用，事到临头不管用。前后两门需要砸开，说明事前毫无防备，不负责任。更荒唐的是，砸开了前门，不让学生跑；砸开了后门，还不让学生跑；等把话训完了才让学生跑，逃生机会早已错过，既救不了学生，也救不了自己。
比之其他跳跳们，假小乔更聪明一点，为跳跳们留了退路，“她”接着说：“当然我不否认人性的脆弱，或许真正身临其境时，我也会因为恐惧而慌了神，失去正常的反应能力，但如果我象范那样只身逃出教室而同学一个都没跑出来，事后我绝无勇气象他那样厚颜无耻地标榜自己的‘诚实’和‘追求自由公正’的‘道德勇气’，我会向我的学生道歉，如果我没有勇气公开道歉，也会独自反省。如果那间房子倒塌了而我竟是唯一的幸存者，我的后半生将活在忏悔和羞愧之中。”
这是几千年来认罪文化的表现，吹了牛，做不到，只好高调检讨，低头认罪，臣该死，臣罪该万死，臣没有好好改造世界观，个人主义严重，资产阶级的贪生怕死的腐朽思想作怪，如此等等，坚决不为自己辩护。哪个贪官不是这样的？有几个大臣不是这样的？
只知道认罪，不懂得辩护，不弘扬辩护文化，不尊重每个人的自我辩护，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可见，假小乔为郭跳跳们留的退路其实也是死胡同。
最后，向郭跳跳们提一个善良的建议：虽然你们唱了高调，但是笔者并不希望你们兑现高调。上面对你们的批评，是为了讲清道理而不是什么激将法，是为了让你们活得更好而不是要你们真去当烈士。你们如果要学习叶固固、王哨哨，笔者坚决支持，你们如果要学习袁烈烈、谭烈烈、武烈烈，笔者坚决不赞成！希望你们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你们都是有才华的人，还写过不少令人喜爱的文章，何必当伪道德的工具既害别人又害自己呢？何必要被伪道德困死而不能自拔呢？
刘大生 2008年7月4日星期四完稿于南京求稗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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