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健全社会PK变态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是健全的，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公民也会有健全的人格。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是病态的，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就算是那些有健全人格的人，也会被扭曲成变态者。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在他的名著《逃避自由》中，深刻地分析了极权专制社会中普遍的心理变态的现象。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每个公民的权利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因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公民会享有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自由。健全社会的公民，就会以一种健全的精神去建设国家，服务社会。自由民主能够让人产生很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民主的社会，能够为公民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那些成功者更是以回报社会来体现自己的终极价值，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是我们的榜样。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一个公民只需要履行社会上应尽的义务即可。他不会被强迫着去进行政治学习，参加各种各样的洗脑活动。他也不必天天担惊受怕，生怕有一天自己住的好好的家，因为举办运动会或其他原因给强拆了。自由的核心在于，在你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你有无限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自由民主能够让一个人产生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因为他只要符合社会需要，就能广泛参与社会生活。他能自由地与同好结成各种各样的团体，能够自由地讨论种种感兴趣的问题，能够对于社会现实用独立的态度进行评判。因为这一切都太习惯了，他甚至都无法设想，在某些社会里，根本不允许有这种社会参与感的存在。
社会为个人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健全的社会能够为个人提供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而恶劣的变态社会，只会扭曲人性。对于个人来说，那种内在的成长与幸福感，对于他来说甚至是比外界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东西。可是，在某些社会里，即便物质条件获得了满足，人的内心最具有精神性的地方却是空虚或变态的。两种社会的差别，就是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的差别。两种人的差别，就是健康的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差别。
自由民主的健全社会，为那些能够去创造性地工作，还有自发真诚的爱提供了机会。自由民主促进了广泛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现代世界的新发明新创造，几乎完全出于自由民主的健全社会。不光是科学技术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人道团体也只能存在于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人们能够发自内心地去帮助别人，依靠自己自发的力量。反之，在极权专制的社会里，科学研究为技术创新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派特工偷别人的技术再进行抄袭和模仿，是它们的拿手好戏。前苏联的克格勃最擅长的就是去偷别人的经验情报和科技情报。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反而被迫害，流放到古拉格群岛。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真挚自然的爱心也会受到压制。就算是慈善事业，也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慈善组织进行。先让它们捞足了回扣，最后只剩下少得可怜的金钱的捐助物品送到灾民手中。
二： 变态的社会造就变态的人
有心理学家特意比较过两种社会里不同人的表情。他们比对了朝鲜和美国众多人的图片后，结果发现：专制极权的变态社会里的人，很少会微笑，甚至根本都不笑。天天板着个忧愁的扑克脸，没有什么表情。而自由民主的健全社会里，公民的表情经常是微笑，很开心。而走起路来也是昂首挺胸，很坦荡。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人的表情和身体语言，反映着人的情绪、感觉与精神。专制极权的变态社会里，人们因为内心扭曲或者戒备，失去了那种纯朴的内在生命力。反之，在自由民主的健全社会中，因为个体的独立与完整受到保障，公民能够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还有全世界和大自然建立密切的联系，个人就有发自内心的充实和快乐，因此是自信而坦荡，充满着力量。
极权专制的变态社会，同时也是恐怖社会。活在变态社会里的人除了要装出服从的样子，还要时刻提防有别人去告密或揭发。他们会天天提心吊胆，就算开始没有神经病，最后也会把自己逼出神经病。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在极权专制的变态社会里，人们会选择去逃避，最后就是放弃自由。他还说，这种逃避是强制性的，如同人们逃避那些可怕的恐怖一样。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本来是拥有理性、人格和精神的健全。或是在变态社会里，他为了能活下去，就被迫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性、良知和人格。如果长年继续下去，极权专制的变态社会应付造就各种各样的变态的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受虐狂和施虐狂患者。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活着，拥有生命的充实感，他就必须能够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建立充分的联系。这样的归属感，让个人能够发自内心去生活。所以，一旦个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独立自由，他就会处于一种内心的强烈空虚中。这种空虚没有人能够忍受，于是，他就希望能与某些东西结合起来，填补这种空虚。为了能够在变态社会里活下去，大多数人放弃了良知和独立思考。他们选择了沉默和服从。还有一小部分人，甘当极权专制者的走狗。他们拼命追求权力，有了机会就去压制和迫害他人。极权专制的变态社会里特有的那种施虐狂与受虐狂就这样产生了。
三： 施虐狂和受虐狂的特征
心理学家，特别是精神分析大师曾经深入研究过施虐狂－受虐狂现象。有变态心理的受虐狂，经常在内心感到自卑，无能，觉得生活得毫无无意义。在意识的层面上，他们可能会抱怨并想消除这些感觉，然而在非意识的层面下，却有某种黑暗力量驱使着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类心理变态的人，总是在轻视自己，使自己软弱而去倚靠别人，倚靠组织倚靠党。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敢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为了活下去，他们需要不停地向组织坦白，不停地写思想汇报。生活，对于这些受虐狂的心理变态患者，就如同不可抗拒的黑暗力量，无法主宰也无法控制。
受虐狂心理变态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明明他自己的儿子都受到迫害，死的死，伤的伤，他还在不停地写肉麻的颂歌。儿子死了，他还白天强作欢笑，只能夜里偷偷抄儿子的诗悲痛一番。1967年4月，郭沫若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郭沫若的二子子世英又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象郭沫若这类的受虐狂心理变态患者，他们往往不只是轻视自己，屈服于外在的邪恶力量。有时他们还会寻求外在邪恶力量的伤害，自我折磨一番，并且以此为乐。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有的受虐狂变态患者喜欢苛责，批评自己。其过分的程度，即连其最恨的敌人也自叹弗如。另外的人，是强迫症患者，他们以强制式的习惯与想法来折磨自己。”我们再看郭沫若的例子：还没有人开始批判他，他就匆匆忙忙地跳出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郭沫若心理变态的强迫症则表现在他一再向毛泽东表忠心上。他不断地说什么，“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无论是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还是在毛泽东统治的文化大革命时候，这类自我作贱的知识分子受虐狂患者，还能举出很多很多。这些人犹如魔鬼附身，不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别人。
与受虐狂的变态患者相对的就是施虐狂变态，这类人在极权专制的社会里危害极大。无数的苏联克格勃秘密警察，监狱打手，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革委会都是这类施虐狂变态的例子。在极权专制的变态社会里，这些人的突出特征是拼命向组织靠拢，削尖脑袋也要往组织里钻。他们通常是入党积极分子，告密积极分子。一旦加入邪恶组织，就用野蛮、谎言和赤裸裸的权力来控制别人，把别人视为工具。他们特别喜欢充当压迫者的角色，特别擅于领会上级的意愿。他们不只是要在肉体上绝对地控制别人，还要在精神上控制别人。他们不仅喜欢在肉体上消灭别人，还喜欢踏上一只脚，叫他永远不得翻身。他们特别关于威胁他人，利用他人、在他人之间造成不合和对立，然后再分片瓦解。在这类邪恶的变态狂的内心深处，特别喜欢欣赏别人的痛苦。他们喜欢让别人痛苦，更愿意看着别人在痛苦中的挣扎。极权专制的变态社会里，充满着这种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人的凌辱。就象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批斗和游街的场面一样，大规模地凌虐，羞辱和伤害他人，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