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许多意义不明或者意义混乱甚至意义虚无的言说，才有今天人们对语言意义的关注。原本语言是产生于意义中，意义怀孕生子，才生出语言和语言的言说。因而语言和语言的言说，就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语言的意义。就语言的本质来说，意义就是语言的本质，无意义的语言是不存在的。
语言丧失意义，言说失去意义的指向，这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困境，而是现代人精神的困境。我们对语言所描述的意义丧失了信心，对意义产生深刻的怀疑，这样就将意义由语言中抽离出来。丧失了意义了语言也就丧失了描述真实存在的能够，丧失了亲近存在意义的途径。
比如德谟克里特说：“使人幸福的并不是体力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这句话描述的是人类幸福的道德价值，道德价值高于人类的物质价值。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心，人类普遍的道德价值观给了我们明白德谟克里特这句话意义的一面镜子。可是，德谟克里特要是掉进饥饿的狮子洞里，他跟朝他大开血盆大口的狮子说“正真和公允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那些狮子能明白这话的意思吗？狮子只会明白自己饥饿的胃发出的咕噜声的意思，当然明白不了哲学家的思想。可见，语言面前都有一个意义的明镜，只有意义的明镜才能将语言的言说反原成意义。
言说的形式有对象言说，即以对象为意义的言说方式，比如对时间、地点、事件的描述，就是对象言说的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是以对象为言说的意义，描述和表现出对象，是言说的目的。
其次是经验言说，言说所描述的对象并非客观对象，而是经验化了的，言说主体参与到言说对象中形成经验化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不仅带上言说者的经验和情感，而且也带有言说者对言说对象的评价和判断。
再次就是意义言说，就是指以叙述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言说。比如苏格拉底站在街头不断向他所遇到的雅典人提问的问题：“什么是虔诚的，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什么是公道的，什么是不公道的；什么是明智的，什么是不明智的；什么是刚毅的；什么是怯懦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的品质”等等。“他认为通晓这些事情的人是高尚的，对此一窍不通的人则完全可以说不如奴隶。”所有这样的言说方式就是意义言说，以揭示存在价值和意义为目的。
做人之所以如此之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人”原本不是自己要“做”，而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如果一个人“是不是人”只由自己说了算，那又何难之有？“是不是人”要靠别人来评说，来判决，来确认，而“别人”又是那样地多，七嘴八舌，众口难调，哪里“做”得过来？势必是“顾得了东头，顾不了西头，顾得了上头，顾不了下头”。比如说，做“媳妇”的人，是应该早点起床干活服侍公婆呢？还是应该晚点起床和丈夫多温存一会儿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有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所以我们一说到“两头受气”的人，便说他像个“小媳妇”。
做人之难，还在于它不仅是为别人而“做”，而且是必须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这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自己“脸上不好看”，别人也“看不下去”，或“不放在眼里”。这时，当事人就应该“脸红”，否则就是“无耻”。“耻”或从耳从止，或从耳从心，都是指对他人言论所作出的心理反应。“无耻”皆因“皮厚”，盖“脸皮”一厚，耳和心都被遮蔽起来，随便别人说什么，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因此又叫“厚颜无耻”。“颜”即“脸”，“厚颜”就是“脸皮太厚”。在“面子系统”中，它的含义有时即等于“没脸没皮”。看来，“脸面”这玩意，也真不好操作：“没脸没皮”是无耻，“脸皮太厚”也是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国人做人之难，由此又可见一斑。
正因为做人是“做”给别人“看”的，则有人看时须“有耻”(有羞耻心)，无人看时便不妨“无耻”。“耻”之有无，全看有没有人“看”。比如男欢女爱的事，背着人怎么都行。如果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扣扣摸模，便会被视为“无耻”，遭人“白眼”，甚至干预。其实，他俩人自在那里快活，干他人何事？说穿了，不可容忍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背着人就可以放肆)，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居然不伯别人议论”，岂非“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此这才弄得人人愤慨，觉得“太不像话”。（易中天：《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153-154页。）
从言说的形式来看，易教授以上对于“做人”问题的叙述是属于经验言说，易教授的主观经验是这些言说的主要意义指向。其实不仅以上的段落是这样，《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角密》全书，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就是经验言说，其次是对象言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样的经验言说也可以说就是对象言说，那就是易教授将他所叙述的这些经验看作是非自我经验，而是群体经验，他以这样的群体经验作为言说对象。因此，这里的经验既可以看作是易教授的个体经验，也可以看作是易教授所谓的“群体”经验，个体经验的意思就是“我这么觉得”，而群体的经验就是“大家都这么觉得”。无论“我这么觉得”，还是“大家都这么觉得”，这样的经验论只是综合了的感觉和大众情感，并不包含理性的价值意义。
从两头受气的“小媳妇”说到人前和人后的男欢女爱，都只是经验之谈。我承认，文化包括经验，是人类经验的作品。但经验还分生活经验还是生命经验，这两种经验完全不同。生活经验，包含了易中天教授在书中所谈到的从饮食到服饰到人与人的交际等等内容，它的意义在于“适者生存”，讲的是适应的问题，是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度和谐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适”的问题，是合适，是融合，是和谐，是礼遇，是中庸之道；二是“应”的问题，那就是配合，是协调，是相机而动，是视利而为，是强势取向，它是目的都是为了生存。
生命经验则完全不同与生活经验，生命经验的内涵是快乐、幸福、自由、美好或者痛苦、不幸、不自由。它的意义不在于“适者生存”，生存不是它的意义指向，只有幸福才是它的意义指向。生活经验描述的是生存状态，它是一种对象描述；而生命经验描述的是生存意义，它是种意义描述。
作为言说者的易中天教授，将生活经验作为言说的主要对象，向人们铺展开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也在其中穿插着叙说出自己的判断，判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以为个人是绑在群体这架不谙人情和人性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以群体为生存核心，在群体这个中心中掩藏个体人格。这样的价值判断跟我们所熟悉的“螺丝钉”的定义十分相像，个人只是群体这个庞大机器上面的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其实易教授眼中的个人在群体中的作用和价值连这样的螺丝钉都不如，至少这个庞大的机器还离不开螺丝钉，而易教授眼中附存在群体中的个人只是一件被熨得服服帖帖的衣服而已，连一丝起皱的衣纹也找不到。
为了要把每一个人的人格都熨成一件没有丝毫起皱的衣纹的衣服，易教授向我们描述了一个隐藏个人情感、欲望的生活方式。他把生活区分成公开的和隐私的，区分成人前和人后的，光明正大的和暗地里的。意思就是只有在暗地里才可以保有一丝丝个人的气息，他说，比如男欢女爱，“背着人怎么都行”。
我们知道，其实也不全这样，背着人不是怎么都行，偷鸡摸狗也是背着人的，并非就都可以。即使男欢女爱，背着人的还得是合乎道德和法律。如果背着人只是为了回避他人的评说，那么许多事也不需要背着人就可以干了，只要脸皮厚到无耻就可以了，男女之间一样可以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摸摸扣扣。因此，在易教授的言说中，厚脸皮、无耻跟背着人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抵挡他人的评判。
还有一种可以令他人的评判不起作用的形式，就是成为不怕开水烫的死猪，无论多烫的开水浇在他身上，他都没有感觉，他的感觉麻木了。因此，麻木也成了一种遮蔽自我的形式。
沿着易中天教授的言说走进去，我们不仅无法发现个人生存的踪迹，反而看到形形色色生存逃遁的形式。
对于思想而言，生活经验永远是一座走不透的迷宫，它对主体是开放的，对主体而言，到处都是抵达生活经验的入口，同时也是它的尽头。生活经验永远没有结论，无论你从哪里进入，它永远都是过程。生活经验从来没有回答过是或者不是这样的问题，它只有行得通与行不通的问题。
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行不通的例子，他是一个在生活边缘行走的人，经常打着赤脚，穿着破旧的长袍和披风，整天游荡在醉汉、鞋匠、小贩、老妇、艺妓之间，宣扬着他那些朴实平凡的思想。他除了拥有思想光芒之外，生活中没有任何耀眼的东西。
生活就是这样常常不能包容思想，生活经验也是这样抵抗思想的光芒。生活需要点黑暗的遮蔽，需要点营营苟苟，需要点暗地里的快活。
因此牛虻被除灭了，思想被扭曲了，为的是要把照在生活中光线调得暗一些。
在生活领域，肯定没有人会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的，尽管他浑身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在生活领域，我们都非常愿意向富翁和财主们看齐，尽管他们浑身上下充满庸俗的味道。
在生活领域，人们更务实，更关注现实需求，满足欲望。
在生活领域，意义像一个圣诞夜，蜷缩在街角，被人遗忘的又饥又寒的卖火柴的可怜小女孩，没有人会看到她的存在，或者说更愿意视而不见。
生活经验中无不表露出这样的无耻，人们把意义赶出心灵，为要能够专心致志地品尝饭桌上的美味。因而，从意义上论生活，它是虚无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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