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琦先生是我素所景仰的，或许这也是我和他见面很少的原因；说来奇怪，我们在成都同样住在西边，离得很近，但算起来也就见过两次面，还都是凑巧：第一次是有一位异地的朋友到成都，先是说要见我，我们见面了，后来又说要见黄琦，可我也不熟呢，这位朋友倒有他的电话，黄琦随后就来了，于是三人就在公园喝茶。
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上午，空气清新，人却不多，是喝茶的大好时光。黄琦看起来略有些书卷气，那时候他的“天网”好象还没有恢复，神气中有些微的闲散和慵惓，只是他说起话来却是喋喋不休，他给我的印象——象一个知识分子，只是他的喋喋不休却又似乎表明他气质中的偏执部分仍很顽强，谁说的“只有偏执狂能生存”？黄琦的生命力，还有他的精神好象就是靠此支撑，偏执可以是坚强，更多的时候还有尖锐！
第二次也是至今为止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大花园附近的一家火锅店，也是一位友人来，吃饭时也把黄琦叫来了，黄琦还带来了一位女士，这我一直不认识，黄琦也未做介绍，我想这是他的风格，几人一边吃一边聊：
在啤酒的泡沫和油烟的熏烤中，和着旁桌的杂乱人声，黄琦说他一直很忙，“天网” 这时好象正办得兴头上，好多人都在找他维权，“‘天网’就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我们不是为精英人士维权的，精英们本身有自己的话语权。”我记得他说。
饭后到茶楼喝茶，黄琦从他随身挎包里拿出手提电脑，“约了时间的，有一个采访要做。”于是他折腾起来，可能用的是移动上网，挺方便的，于是在茶楼的大厅里他带上耳机对着话筒讲起来，“请讲，我能听见！”
我们也和茶厅里的那些好奇的人一样，只有看着他一个人表演，十多分钟就完了，效率很高。“我马上发出去，我这里的东西是第一手的”黄琦兴奋的说道。“我一天要喝三道茶！”
但今天我们却似乎没怎样喝茶，我们也不便打扰他。做事要紧，他是这里的主角。他说话还是那样的激烈，快语连珠，但却已显沉稳或成熟。
他也谈到天网的现状，“感谢胡温政权。感谢体制内外的朋友。”夜已深，我们得告辞了，他们还要在茶楼继续忙活。
“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一场八级地震改变了四川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改变着中国。成都人也和四川其它地区一样，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考验。还好，我们都还活着，虽然活得不是很好。大地震之后是每天几百次的余震，“比地震更可怕的余震，比余震更可怕的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了却一直不震。”四川人们以及成都人们在恐慌、焦灼和无奈中苦挨日子，这种时候老百姓求的无非是自保。
上网时也偶尔到“天网”去看看，才知道黄琦他们却能在这种危险时候还到灾区，给灾区人民“送温暖”，这不象体制内的那种“形象工程”，应该是相当实在的吧——有从灾区回来的志愿者说，那个时候要到灾区去都是要写生死文书的，因为余震太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就有志愿者死在灾区的，有回来后发疯了的，有回来后搞残了的，当然更多的是回来做恶梦的。（此次汶川大地震之骇人听闻，只有亲历了的四川人能感觉最深）。——黄琦他们能到灾区，就说明了他确实与众不同，堪为英雄和表率！“天网”确实做得好！与无权势者者同行！黄琦践约如初，实为中国民运或中国传媒的楷模，也值得所有中国人效法。
余震中人们更都关心眼前的时事，犹为关心对地震的相关报道。我也在报上看到温总理在灾区学校的写在黑板上的板书，“多难兴邦！”诚哉斯言，此言可叹！
自“非典”以来，中国就开始进入了一个灾难和“突发性事件”不断发生的时期。2008年又从雪灾开始，灾难开始不断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这里需要否认的是部分国人把3·14的所谓“藏独”也视为灾难）——不知奥运“圣火”的几次熄灭中断算不算灾难？总之，就是灾难不断了。
尤其是中国这场自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汶川大地震，半个亚洲有震感，大半个中国感觉到了它的晃动，大地震之后5、6级左右的余震数十次，死伤人员近10万（官方公布的加上失踪人员的数字），四川人民在大地的不断恍动中开始了“我们一起摇啊摇”的新生活的挑战；笔者家居7楼，坐在凳子上就会不时感觉到它的晃动或抖动，这样的晃动和抖动到现在每天也近 100次，只是现在我们相信这是大地震之后的衰竭期间的正常晃动，它应该是越来越小了吧，“大地震把四川盆地抖松了，现在应该是把它给抖紧吧。”汶川大地震给四川人民带来的现实的和心理的灾难将会象那次唐山大地震那样，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多难兴邦！在大灾难面前，中国人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同情、互助、友爱和团结，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这种危急困难时候表现出的某种凝聚力也使世界对中国乃至中国人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单只看灾难后的中国民间捐款所达到的相当规模便可知；当然，我们也不可漠视中国人的那种“事不关自，高高挂起”的心态或现状在这种时候也会有所表现，但中国人这种时候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的同情心和凝聚力仍值得相当肯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也会基本认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这一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阐示。
多难兴邦！然而邦有德否？在这次大灾难面前，海内外中国人不论政治立场和态度，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对受难的同胞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伸出了友爱之手，四川人民特别是是灾区人民充分感受到了来自同胞们的手足之情，感受到来自全世界的不分地域不分国别的爱的无私奉献。邦之有德，无出乎此！
多难兴邦？值此灾变之时，全中国人民本应团结起来，共同战胜这次史所罕见的天灾人祸，齐心协力进行灾后重建，为灾区人民的平安幸福共同努力，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黄琦的被拘却使人看到在“多难兴邦”的背后，却还是中共所固有的传统政治意识和专制意识，这方面它改变得很少。
多难兴邦！人类在灾难中发展和进步，在战胜灾难中因为团结而感觉到社会之为何物！社会者，互助而求生存发展之谓也。因为感觉到灾难而更觉得建立一个良性社会之必要，因为有了灾难而产生人类的患难与共的意识，人类在战胜灾难中探索建立一种更优胜的制度，而灾难也更使受灾者的基本人权凸现在社会和人们的面前，社会必须正视。雪灾也罢，大地震也罢，任何灾难都不应成为扼制人权发展的借口。
传媒的负面报道本就在于它“正面意义”，这是传媒的要义所在。而“批评”也是为了更好的“建设”，难道一个“天网”的关于灾区的报道就威胁和颠覆了社会吗？在灾难面前就只能歌功颂德？就只能尽唱正气歌而罔顾社会阴暗面？暴露社会阴暗面就是“敌对意识”“敌对人士”吗？有了灾区的负面报道就不“安定团结”了？多难兴邦？于此稍无邦“德”。
作为始终关注中国底层老百姓基本人权的“天网”及黄琦先生，“与弱者同行”，倡扬人权，关心民生，亦何罪之有？在此，笔者呼吁有关当局顺应时代潮流，本着中国人患难与共的传统精神，多难兴邦！多难之中多一分宽容，改变传统灾变中一贯的强硬手段，勿以“强力”对待善议者，尊重人们的“表达权”，立即释放黄琦先生！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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