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认真拜读了5月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的《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如果温总理的这篇文章是写在“汶川5.12大地震”之后，我相信你对“廉政”和“反腐”还有更深刻的见解和更有力的措施。我的根据是一组画面：在13日的雨夜中，你蹲在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豆腐渣”上，鼓励还有生还希望的少数孩子坚持时的泪花；你举起话筒向着实施生命抢救的消防官兵喊出“只要还有一分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倍努力”时的一片衷情；在你身边同时发出一位老妈妈凄厉的哭声和画外一片守候“魂兮归来”的母亲的悲号时，你脸上露出的凝重；当你向一排排短小的长眠者行上深深三鞠躬时的悲伤；当你已是难抑心中悲痛时的步屐……总之，我当即就可揣摩你如潮的心绪，相信你是不会忽略大震震成的“豆腐渣”及其暴露无遗的根本原因的，即使闭上一只眼睛看，它也不是你一厢情愿的“廉政”和“反腐”可能刨根解决的问题。
我还记得你在就任总理之初向中外记讲过的一句话：“我深知民间的疾苦”。这句话也引起过我的强烈共鸣。
我按年龄算了算，1957年，我刚过21岁就当了本单位“青年右派头目”并被提前“开除共青团团籍”的时候，你大概还是在校的高中学生；胡锦涛就更小了，估计还系着红领巾。我也系过（而且臂章上还有两条杠），属1949年后的第一批，之前则是大陆童子军的末一批。这是历史的渊薮骤然把一个无知少年的命运推到了拐点上。其时，同同代青少年一样，我曾虔诚地憧憬着“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和“我们的明天”，即使五音不全，我也放开了喉咙，高唱着少先队队歌，时常都在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年代里，我相信我们都相继被保尔·柯察金失明后讲的那段话深深地感动过。我还在台上扮演过少年保尔。正是怀着保尔般的火样激情，同时也信进了“苏维埃政权＋电气化＝共产主义”（列宁语），于是，我就迎着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电站这样的街头巨画，选择了愿为之献身的这个专业。觉得梦想正在与生活拥抱着。到了1954年，由新中国自已培养的一代热血青年就唱起了一支难忘的歌，这支歌，也曾在龙门山区久久地迥荡过：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我们、怀着火焰般的热情／登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估计你不仅在山中唱过这支歌，而且也会喜欢上这支《勘探队员之歌》的。背上勘测队员的行囊，登上群山之巅唱起这支歌的时候，该是何等地惬意啊。不过，我正是在一次次地“登上了层层的山峰”后，才在如今面目全非的理县、茂县、汶川、灌县、彭县、什邡、绵竹、安县、北川、平武、青川、剑阁……的深山中，看见了一系列令人无法相信的惊人的贫困，渐渐少了浪漫的激情，多了深沉的忧郁，不仅“深知民间的疾苦”，而且泪水和公民意识也教导我意识到了某种弊端，开始怀疑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觉得它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欺骗了我的忠诚和热情。所以，一代敢言的热血青年就纷纷成了“阳谋”神坛上的祭品。
你们也是目睹了当代中国从此拉开序幕的全部悲剧的。胡锦涛虽然年纪稍轻，但后来也在三门峡电站挖过泥巴，进行过“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知你们见到过这样的疾苦景象没有，全家人共享一条长裤子，平时是大姑娘穿，如果在鸡屁股上凑够了油盐钱，父亲或母亲要提一篮子鸡蛋翻山赶场的时候，大姑娘就得脱掉裤子，赶紧钻进不堪一睹的被窝里了——那哪是被窝，连狗窝都不如。最幸运的当然还是鸡崽娃娃，他（她）们可以亮开屁股到处跑。到了冬天，全家就只有围在火堂周围过着他们的日子——非人的日子。在50年代开初，对这一切的一切，到可推给是“万恶的旧社会留下来的”，但“翻身”的日子也有了些年月后，中央和省上就不准说了，如果还说，而且还是替农民说了“武力强迫统购统销，逼得把谷种交了皇粮”后，轻则“右派”，重则“现行”。一时间，以“破坏党的粮食政策罪”而鎯铛入狱者，比比皆是……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总理，即使你们没亲眼见过，恐怕至少也听人说过，不然，胡总书记和你，就不会如此关注民生，断然免收皇粮，而且还要推行“低保”及合作医疗了。
这是大善，史无前例的大善；这是大德，毛时代不敢奢望的大德。那时，被他嘴巴供奉在政治牌位上的“广大贫下中农”，在连年不断的折腾中，实际上成了被户籍、路条、粮票和剪刀差捆绑在土地上的农奴。身、生皆不由已。尽管改革开放为他们松了绑，政策也渐渐好了，但真正可以走出贫困的农户并不多。诚然，这同“人多底子簿”的国情有关，但根子则同“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等等最美丽的牛皮有关，更同拿牛皮和专政把马寅初打成“新马尔萨斯”有关。人满为患，尤其是低素质人口的过多为患，如今乃是不争的事实。无论谁拿到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衍生成的十三亿（实际不止），都是天大的难事；人平每日一斤粮，就是每日13亿斤！所以，外电对“中国政府能基本解决13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问题，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的赞扬并不为过，同饥饿的非洲一比就很清楚了。但是，在这个背景下过早宣布的“总体小康” 却与事实是不太合拍的。此次地震对龙门山区影响空间的长度为240km、宽为180km，面积达4.32万km2，姑且不论成百上千所中小学中的大量“豆腐渣”，只着重看看全部塌为柴堆或泥堆的农屋吧，莫说8级，把级数减半也可抖得倒，风大点也可吹得倒的。当然也有没倒的房子，但却不是普通农民住的，不信可作个调查，看看乡官村官的房子倒得有多少？他们的房子就像他们在“招啇”卖地中捞够了的肚皮一样，多数都是皮克威克先生型的，皮带扣子是挪在肚脐眼底下的，与耕者的瘦弱迥然有别。读者可在视屏上看得清楚。震前，我常常听到农民工说：
“中央的政策好，胡主席、温总理一看就是好人，遭就遭在底下的贪官多，不管啥子烂钱都敢吃！”这就是民心民意。
在此次地震救灾中，公正地讲，多数皮克肚（或称啤酒肚）的表现都还不错，这也算他们对自已灵魂的一次救赎吧，同时对减肥也有好处，但实在值不得拔高称颂了，即使中组部、中宣部为了证明某种政治理念，也得把好一个度。传统的党文化委实令人反感。石匠刻的标语决不是送给他们的。这有下面一个事例可供佐证，谨摘其梗概：
5月21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三天，位于重灾区德阳市所辖的罗江县城出现了这样一幕：一辆“川金路”（000510）货车，车门上有（1—12）号码，向一家普通商铺运来了大量生活物资：火腿肠、八宝粥、方便面及饮用水等。 当地居民颇觉怪异，质疑声起，未卸完货物的卡车见状不妙，就仓皇逃走了。百姓赓即拨打了110。110刚来后，又有一辆没有牌照的军用吉普随之到场。来人向110警察示意他是县武装部的，同时把大卡车卸在店铺门口的物资搬上了吉普车，欲拉走。此时，在场民众一哄而上，拦住此车。大量居民也闻讯赶来，群情激愤异常。在县公安局副局长（严××、 电话13808102118）的疏导下，那辆军用吉普才得以从人群中溜出。而那家关门的商铺则被居民围得水泄不通。 当警察勒令商家把店门开启后，人们在鼓掌欢呼的同时，也被店内大量的赈灾物资激怒了。110当即把店主带走。众怒也稍有平息。
但是，那辆神秘的军用吉普并未远离罗江县城，它是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到城外绕了一阵圈子后，又把满载着的救命物资，偷偷地，诡密地运回了城关派出所。不料满城尽是金猴眼。人们当即认定他们想要销毁物证，未熄的怒火顿时就像浇了油。这下子，可叫县公安局长及有关部门的党官们着慌了。民愤难平。劝说无效后，他们想溜走，但民众却跟在他们身后，一路吼叫着，很快就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居民跟在局长们的身后，场面骤然壮观。 当人流涌至十字路口时，有人首先打了某个局长一巴掌，众人立即大叫“打的好” ！紧接着，一大群人就开始围打那些局长级人物，靠得近的拳打脚踢，隔得远的就扔东西砸，有人拿起酒瓶子打在民政局局长右额上，顿时鲜血直流。尽管挨打者开始仓皇逃窜，但却遭遇前面的人群攻击，只好被迫困在一家商铺门前，继续接受拳打脚踢。此时，一位民警边跑边用扬声器大叫：“这边出事了！” 接着就赶来了几十名警察，他们首先把还在打人的人拉了出来，然后指着人群大声问题：“是哪个打的？～～” 满头鲜血的民政局局长指出了4、5个人，于是，警察们就按住了被指认的人。但是，在这种时候，民众是根本不怕警察的。面对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几十个警察的作用骤然显得十分渺小了，哪怕他们对被抓者连拖带拽，但却被截住了去路。人潮与之对峙着，愤怒地吼叫着，咒骂着。箭在弦上，箭镞是民心，足可摧枯拉朽！也像一口高压锅，就要爆炸了！
恰在这时，从德阳市赶来了数车武警，但他们只敢维持秩序，不敢帮助警察抓人。至于那些被民众痛打了的局长级人物，也只好在几十名警察的簇拥下，缓缓地朝政府大楼方向撤退、逃命。但群众还是不依不挠，又在另一个十字路口将党官们截住了。
临近夜幕降临时，人们的热血仍在沸腾着。把一辆警车也团团围住了，有几个领头的人在与警官们对话，（发帖者）不知道双方说了些什么，最后只听得大家开始欢呼了，靠近警车的人还在拍打着车身，以示激动。
（至于“说了些什么”，听说是德阳市党官明确表态彻查此事，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见到这个“交代”。如果盗、贪赈灾食物属实，总理，你在文章中说的“自查自纠”和“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可能办到吗？何况你还说了要“始终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更何况在大震赈灾中的这个“高压态势”还是史无前例的，连打了纸牌的小党官也没逃过惩罚，还向中外记者作了通报，但为什么德阳罗江有的党官就不怕呢？中纪委或省纪委为什么就不敢把此事作个通报、处理呢？那群党官可被打得险些命归黄泉啊，近万名民众觉得是个盛大节日啊，如果打错了，百姓误会了，也好正名呀；如果有“国外反华势力”暗中挑动，内外勾结，也好揪出“现行”，以便凸显挨打者的英雄形象呀，好让李长春、刘云山去弘扬主旋律呀。
总理，我基本同意你的这个观点：“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但不止是重要原因，而是根本原因。
你强调“必须扩大民主，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反腐倡廉建设”； 你指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务公开，就是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等等，也都是对的，但在现行体制下却是办不到的。
你一再强调“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但你并没有确指“源头”的实质是什么，只提出了一个防范体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认真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必须依靠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
我深知你的苦衷，就像面对一道未知数数目多于方程式数目的数学难题。其实这道难题并非无解，只是缺了一个关键参数而已，变一元为多元即可迎刃而解了。若非如此，断无可能正本清源的。
罗江“打腐”事件是个小警钟。“5.12”特大地震则是一个特大警钟。但小警钟是被大警钟敲响的，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全民族的悲悯情怀和仁爱之心，而是日渐澎湃的公民意识，砸在贪官头上的啤酒瓶子，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对久久搁置“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警告和惩罚。在民主体制下，决无可能在举国致哀的国殇中，会在罗江县城出现那样一辆“川金路”（000510）货车，和一辆没有牌照的军用吉普。它们是现行体制的必然产物，哪怕在非常时期，头上还悬着几柄刽，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5.12”的震后废墟，却实在是为中国、中共和所有政党都提供了一次浴火重生的天赐良机，望勿擦肩而过。作为情、权、利皆愿为民而生而用而谋的执政党，更莫辜负石匠代表民心的岩上题刻。若如依然故我，只像李长春、刘云山那样的自斟自饮，只顾拔高党官，掩人耳目，那真是龙门山的大不幸了。
民主真的是个好东西，不是人血馒头。我看过温总理的一些个人讲话，你不仅对本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资源赞誉有嘉，而且对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很认同。你的人品和素养令人感到亲切。你的心中有大爱，所以你得到了“总理保重”的回报；但令你两难的事情却不少。从轻重缓急看，另一个“堰塞湖”才是民主进程中的、也是你说的“实现创新型国家”中的严重症结。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家内部论坛” （2008/04/30） 《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 》透露：
“2002年（全国）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中国公众实际上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它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全国）131万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帐户（达）2万2千亿人民币。
“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这地厅级干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这省级干部呢，那就更不用说，全都成了省霸天了
“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
“高干子女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GCD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 ～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其中）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制）。……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美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鉅富。……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是）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温总理，你说这码子景象吓人不吓人？你们心中比谁都清楚，它正是悬在整个中国头上的“唐家山堰塞湖”。幸好罗江“打腐”的人们不是很清楚；幸好石匠代表的亿万农民根本不知道；幸好向深山走去的《父亲》们只留下了千年隐忍的背影，但我却分明听见了摇动山岳的哭声……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权利和责任思考的问题。我完全赞同“专家内部论坛”的回答：
“世界公认的规律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党）专政是腐败的制度根源。而社会发展规律是民主化，权力制约与权力限制等科学原则。近代民主的核心思想与目的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请吴邦国、贾庆林掌管的橡皮图章不要举出来一再制造谎言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此类诳语纯碎是那500个权贵家庭代表的官有制的护身符。他们的豪宅和淫乐都是压在亿万《父亲》的背脊上。
苍生幸否？“豆腐渣”作了直观回答。
苍生可幸否？那就把我们一代高唱过的那支青春之歌的末一句：“我们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改填成：
我们为祖国寻找着光明的未来——你说呢？
龙门山的明天不仅仅是震不倒的房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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