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就它的词义来说，就是一个用来骂人的词，谁都躲避它，就像躲避从别人厨房泼出来的脏水一样，那是有损身份的脏水，不仅只是损面子，而且是损人格的。所以谁都不喜欢它，尽管大家过着俗生活，喜欢俗生活的那股浓浓的、到处都流溢着欲望油汁的味道；尽管这样的味道很适合大多数人的胃口，可没有人愿意被打上俗的标记。他们喜欢用另外一个词——“品味”来代替，品味这个词带有很强烈的时尚意味，可以拿它来提升俗生活的层次，掩饰俗生活中低级的欲望的油汁味，改造俗生活使之在时尚意义的掩饰下具有高雅的意味。因为“品味”的意义不仅只是满足人的欲望，而且带有高雅的趣味的意义。正是这种趣味性把“俗”这一暴露欲望的性质加以调和，像加入了味精一样，把暴露在俗生活面前的欲望改造成生活趣味，换句话说这就叫做欲望的满足趣味化。
会有人反对我如此恶搞“品味”这个词，会认为品味不仅只是生活品味，还有思想品味，知识品味、美学品味等等。但说来说去，还是没有离开品味这个词的趣味意义，并不会因为品味跟思想、美学、知识等之类的词搭档就能凸现其价值意义，只是改变了趣味化的内容而已。
将“俗”趣味化，其实就是引入俗的等级，将俗分为三六九等，明确的至少有低级趣味的低俗，有点趣味的中等俗和很有趣味的高级俗这三种。从吃的角落来说，只讲究菜肴味道的叫低俗，讲点吃饭情调的叫中俗，而以情调为主，讲究氛围和浪漫气氛的应该就是高级俗。总之，都没有离开俗价值的领域。
凭心而论，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能离得了俗的内容，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准是高还是低；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在跟这些俗内容打交道，几乎每一天都要数着钱过日子，都在盘算着怎么能不断提升生活的水准，使之品质得到不断提升，既能够把菜肴的味道弄得美好，也能够把情调和氛围营造得更加浓郁。
这么说，俗并没有过错，大家都是俗人，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和他市场上遇到的那些听他谈论哲学观点的人都是一样的，都属于生活中人。在生活中存在，这是种最贴近自然的存在观了，似乎只有这样才具备最充足的存在理由。
前面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要证明一点：吃，或者说饮食，是人们的头等大事。因为它是生命之源，神圣之本。离开了饮食，就不可能有个体和民族的生存，也就谈不上政治、宗教、伦理、艺术等等。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不关乎饮食？即便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于吃的热情也不会稍减。在“三年困难”和“十年动乱”时，由于食品的匮乏，中国的市民往往不惮于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在肉店菜场前排起长队，以求买到一份计划供应的排骨或鲜鱼，其热情有似于今日之购买股票。地方的主管部门也不厌其烦地印制各种票证，以保证市民最起码的食物供应，逢年过节还要增加配额。这些票证，据说今天已成为收藏品市场上的枪手货。即便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也一再强调“要抓米袋子，要抓菜篮子”，无不表现出“民以食为天”的观念。（易中天：《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15-16页。）
易教授的这些话读起来没有一个字是陌生的，所有的人都很熟悉，“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样都是我们每天都在享用的物质，像易教授所言，对之我们充满了热情，这些东西越是匮乏的年代，我们对待它们的热情越是高涨。我们与这些东西的所达成的关系已经须臾不可分离，就像嗜奶的婴儿，想吃奶的时候要是找不到母亲的乳房，就会嗷嗷大哭。
我们似乎忘却不了饥饿的历史，时刻都能够感觉到身体里发出的欲望的呼声。很多人能够很轻易地拒绝他人的思想观点，但很少人能够拒绝身体的要求。我们以为，身体就是生命，在身体之外没有第二个生命，身体的要求因此也就是生命的要求，谁能够忽视得了自己生命的呼声呢？
这么看，易教授关于“泛食主义”文化的观点，人们接受起来就显得尤其亲切，不加理解，我们的身体已经能够充分响应易教授的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接受易教授的观点不怎么需要用到脑袋，只要感觉接受就可以了，感觉对头的话，泛食主义就可以在政治、文化、宗教、伦理和艺术等领域通行无阻。说到吃饭问题，谁能出来说他不需要吃饭呢？无论你是从事哪个行业，文化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艺术或者宗教也好，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吃饭，只要吃饱了，你才能从事这些工作。这些的问题是不需要通过大脑就可以接受的，没有人因为思想深刻来反对这样的观点。
所以“俗”无论换什么样的话题和形式来谈，它都是个身体感受上的问题，既不是知识上的问题，也不是思想上的问题，更不是价值观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泛食主义并非是文化学或者伦理学上的问题，而是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属于日常生活经验或者是经济学中市场因素中的一个方面。“俗”是由个人日常生活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表现为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反映在对日常生活的需求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且这是种紧张的关系，它维系每个人的一生。尤其是今天的经济社会，好像所有的经济工作都围绕着这种关系在展开，都在努力缓和这种关系的紧张程度。人们试图通过发展经济，赚更多的钱还满足对日常生活的需求，提高生活的物质质量，使得生活不仅停留在土豆和烧牛肉上，还着力于提升它的所谓“品味”，能够在享受土豆烧牛肉的同时能够享受吃的时尚氛围，给日常生活添加时尚因素，在提升泛食主义的口味的同时也提升它的品味。
如果能够把“俗”问题限定在人的肉体生命的日常生活范畴内，那么它是一个挺生动的谈资，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中断的一个链条，把这一链条抓紧了，也等于是抓紧了日常生活的问题。可是易教授把这个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扩大了，延伸到文化和精神问题上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的本质就不同了，对于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他从“民以食为天”，扩展到食物是生命的来源；他从衣服是贴身的东西，扩展到“衣是‘身’的代表，身则是一个人从肉体到心灵的总代表”，他认为：“生命既与身体同一，则灵魂也与肉体混同”。原来仅是日常生活的问题，通过食物与身体的关系，通过衣服与身体的关系，爬到了生命问题上，再由生命爬到灵魂上。在食物和衣服与身体的关系上，易教授架了一道阶梯，让食物和衣服这样仅是日常生活的物质问题爬到了灵魂这一精神问题上来。这么一来，精神问题就被物质化了，价值问题也就现实化了。所有精神问题的背后，易教授认为都有一个物质因素在决定着，这样的精神问题还用得着讨论吗？雅典的民众还用得着苏格拉底吗？
精神问题被物质化，灵魂问题被现实化之后，哲学智慧就无用了。在雅典街头的民众眼中的苏格拉底，他的哲学完全是无用的。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对于现实和物质之外的知识的掌握程度是“无知”，对于人类怎样才能真正掌握幸福的奥秘知识这个问题，他说他跟雅典当时所有的民众一样无知，所不同的是雅典的民众没能认识到这个无知，而他认识到了。而对于现实的知识，雅典城里各行各业的民众都比苏格拉底专业，他们拥有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而苏格拉底却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他不营私业，因而也不具备私业的任何知识。苏格拉底母亲是接生婆，他母亲具备的接生知识，而苏格拉底也不具备。因而，苏格拉底并没能提供一种能够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实际知识。因此，他经常挨他老婆的谩骂，他既不赚钱养家，也不干点私活，一有机会就耍嘴皮，讨论那些一无实际用处的哲学问题，实在讨他老婆嫌弃，这种嫌弃日积月累，使得他老婆由一个贤妻变成了一位悍妇，气不过的时候，据说他老婆经常朝他身上泼凉水，浇得他浑身都是。既然如此，留着这么一只只会叮咬的牛虻有何用呢？干脆把他除灭了，免得烦人。当然苏格拉底的老婆看着丈夫服毒而死，还是伤心欲绝。
这可以看作苏格拉底为什么被雅典人送上死路的原因吗？如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的话，易教授的“泛食”和“泛衣”理论，是否意味着是一份对形而上学哲学的死刑判词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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