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真正不幸的不是苏格拉底，而是雅典。这一点，苏格拉底没有猜错，雅典失去了牛虻叮咬之后，睡得更沉，思想更懒，意识更模糊不清了。连我们都深受其害，苏格拉底的思想穿越漫长的黑暗照临我们的时候，他的明亮程度也已经有所衰减了。我们捧读易教授的著作，总觉得它有那么熟悉的味道，像都是饭桌上菜肴的味道，觉得道道合乎胃口，都是我们接受惯了的那些东西。总之都是来自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经验是易教授著作的基本食材。
我们都熟悉日常生活，也都有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熟悉的程度完全可以跟村妇相比，可以东家长李家短地评说个不停。每一种评说，听上去都很有道理，都合乎生活中的情与理，合乎乡规民约。我们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一道道乡规民约，既入中庸，又切实际。它像一件褂子，穿在谁的身上都合适，真是贴身又贴心，谁都想拥有一件。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熨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 （易中天：《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81页。）
在这幅易教授描绘的相互依附的人生图景中，消除了个体与群体的紧张关系，“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熨过一样，服服帖帖”，他们都依附得相当自在。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里，每一个个体，都像群体身上的一件衣服一样，被熨平在上面。这是易教授的说法；要是苏格拉底，他肯定会说，那不是衣服，而是寄生虫。
个体与群体的紧张关系为什么消除了呢？易教授说了，因为依附，而且依附程度之深就像一件衣服被熨平了贴在群体身上一样。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明白易教授所指的“群体”有着怎样的属性，它有着怎样的意义，易教授在书中也没有明示。目前，它只是河里的石头，我们看是看见了，可是摸却摸不着。易教授说，个人像一件被熨得服服帖帖的衣服附在群体上，我想这种依附并没有加上去的意思，而是消灭，将个体的性质消灭光了，同时也把群体意义搅得更加含糊不清，变得个体不是个体，它没有个体所具备的性质和意义；群体也不是群体，它也没有群体所具备的共同价值属性。
无论群体和个体，我认识其最主要的属性就是价值属性，取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个体或者群体的存在方式，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左右他们的思维方式，从性格、认知到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价值的烙印。
谈群体或者个体，而忽略它的价值属性，群体和个体的意义未免空洞了些，在属性不明的情况下，概念只是个名词而已，它摆在人们面前，就像一面透明的玻璃，你似乎感觉到它的意义，可想要真正弄明白它的实质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像受了欺骗一般。
有没有觉得易教授掀起中国的盖头的时候，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片透明的玻璃？仿佛什么都可见，都明明白白，从现实会看到历史，从自身会望见旧人；可是假如想要收获点理性的认识，你就发现什么都捞不起来，虽然那是满池的潮水。
喔，易教授是不养鱼的。易教授还把许多鱼群都赶跑了，把个体趋逐干净之后，来谈群体。无论饮食、服饰、面子、人情等等都是排列在群体这面大镜子面前去谈。个体挺无为的，个体也很无奈。把自己打扮好之后是为了淹没在群体之中，让群体成为个体的掩体，把个体完全掩盖住。个体有尾巴的话，要夹紧尾巴做人，免得有一个尾巴露出来被人瞧见了，被人抓住尾巴。这样的个体，夹着尾巴的个体，对于文化建设，对于人类文明进步而言，几乎看不出它有什么价值。因为，这是无差别的文化，无个性的文化，也是消灭个体价值的文化。
“人情”也者，“是人”便必“有情”之谓也。它既是“人之情感”，也是“人之常情”。“不通人情”、便“不是人”；“不懂人情”，也“不是人”。所谓“不通”，就是不能与他进行情感交谈，不能通过情感的交流来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等于自绝于群体、自绝于社会；所谓“不懂”，就是虽有上述愿望，却不能掌握应有的操作方法，欲通而反绝，同样为群体和社会所不容。所以，这两个方面，便都指向同—问题：怎样做人？（易中天：《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152-153页。）
人是要做的，不是有情便是人，这是易教授在这里的一个定论。之所以要做，就是为了要与群体沟通而达成一种圆润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做出来的，是打扮出来的。在这里“做人”比“是不是人”更重要，“做”可以超越“是不是”，也就是形式优于本质，无本质，可以，但不能没有形式。有了形式，甚至“不是”也可以充作“是”。
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拿陶渊明对照易教授的论判，陶渊明应该属于那种“欲通而反绝”的人，他懂人情，可他讨厌这样的人情，要是顺从这样的人情，就得曲心，委屈自己正直清高的内心。因而，他选择自绝于“群体”，而为群体和社会所不容。“不为五斗米折腰”反映的至少是为了自己顺心而选择自绝于社会与群体，不说这样的人严重到易教授所说的那种不懂人情的“不是人”，至少也是个“傻人”。其实这不是傻不傻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在易教授看来，只要那种懂人情，而且通人情的人才合乎群体和社会的普遍价值，才是社会和群体一件被熨得服帖的顺当的衣服。但陶渊明不这么看，虽然你衣服熨顺当了，可是你的心起皱了，那值得吗？易教授认为衣服比心重要，而陶渊明认为，心比衣服重要。
苏格拉底的名言说的就是劝导人要关心智慧和真理，要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要贪图虚各和利益。他认为灵魂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所在，灵魂失落了，其他一切就没有意义。因此，他宁可听从神，而不听从他当时的社会和群体，宁可喝下雅典人的毒药，也不肯背叛自己所坚守的价值。他也是个傻人，自绝于雅典民众和社会。
从易教授做人的论判来说，苏格拉底和陶渊明都是不会做人的，结果为群体和社会所不容。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他们两位所坚守的心灵的价值就是错误的。贵就贵在不屈，贵就贵在不向群体和社会折腰，腰一折了，虽然衣纹顺了，服帖了，可心虚了，屈了，说的话也就含糊不清。俗话说：吃人的嘴软。嘴软了，话还能不软点吗？一个人要是软话说多了，真话在哪儿呢？聪明的苏格拉底因此从不收取报酬，不吃人白饭，他才能站在大街上，见人就劝导人不要贪图名利，要关注自己的灵魂，才能叫骂那些贪图名利之人的生活是可耻的，才敢于当一只牛虻，咬住硕大骏马的身子不放口。
无论是服饰还是面子或者人情，易教授给人开通的看是人间通达的路，但那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别的，而是你自己的内心自由。
面子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不少人的言行举止，都要由它来操纵，究其所以，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由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因此，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就不是单个的独立的人，而必须也只能通过他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确证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易中天：《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第103页。）
瞧，这就是代价，使你丧失个人的独立人格，你在其中受摆布，受操纵，成为一名顺命的奴隶。
奴隶人格就由此而来。
无需拿锁链锁你，拿鞭子抽你，只需拿软饭来把你喂饱，你就已经投降了，你就跟所有的“他人”绑在一起，通过“他人”来界定自己，确证自己。到这里，你的“个人”已经被改写成“他人”了，你怎么能够实现的了自己的价值呢？所以易教授说的这最后半句话不可信，要不就是所谓的“自己的价值”也已经过改写，变成“俗价值”，在此全都兑换成可以喂进你身子里的那些软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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