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圣火》编辑部按语：在中共当局用各种政治资源限制中国人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自由圣火》网站的作者群体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实践言论自由的理念。他们所做的一切，必将被历史尊敬地记住。綦彦臣先生在本文中称“《自由圣火》网刊相当多的作者具有宣泄愤怒、煽动仇恨的倾向” 。《自由圣火》网站编辑部认为，綦彦臣先生上述对于《自由圣火》网站作者群体的判断是不公正、不客观的。但是为尊重綦彦臣先生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们仍然刊出他的这篇文章。我们真诚希望綦彦臣先生能够和与他不同观点的朋友共享同一片言论自由的天空。】
博爱先生发表于《自由圣火》2008年5月29日的“《自由圣火》应当成为爱和理性的平台”一文（以下简称《平台》），在结尾处讲明“期待能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公开回应”。在对该文研读再三之后，笔者不揣简陋，试图补充一些说法，或曰：在完全赞同博爱先生观点的同时，进行一下个人诠释。
一、想到普利策和盖茨
按照中国文化重经验（故事）、轻逻辑的惯性思维，我想举两个例子：一是普利策的训言，二是盖茨的行动哲学。
在博爱先生发表《平台》一文的一百零四年前，1904年5月，普利策先生为《北美评论》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主旨是建议成立一所新闻学院，但他在此文中关于媒体倾向与质量的训言却成了他的报业系统的一项法则。他写道：“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里。”媒体决定国民素质与国家未来，看起来有些夸张，然而这项箴言在中国不幸地印证了。好在现在网络媒体发达了，使得生产谎言、贩卖思想假药的那些媒体处于无可奈何的守势之中。而得益于网络力量兴盛之际，普利策训言仍有意义，那就是已成为塑造中国民主未来之力量的在国外的各种政论型电子网刊，应该选择并坚守什么样的标准？
宣泄愤怒、煽动仇恨，固然可快一时之口舌，但对于中国民主未来实在是有百害而少见一利！
愤怒本身并一定导致仇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如《诗经》斥王之作，可以责备上帝昏聩、不束世君，这种批判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言论自由与知识分子品格的一部分。之于现代世界，愤怒的批判仍是警省世人的黄钟大吕，如汉娜·阿伦特对法西斯文化制造“平庸的邪恶”的论证。但是，愤怒的批判在不一定导致仇恨的同时，愤怒也不是改变悲惨命运的唯一手段。比尔·盖茨在他的慈善行动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一位关注盖茨的记者（Geoffery Cowley，2002）写道：“对盖茨这样的人而言，非洲缺医少药而导致的灾难不仅引起义愤，还是一种机遇——他有一种独特能力把握的机遇。”
类比而言，虽然《自由圣火》网刊相当多的作者具有宣泄愤怒、煽动仇恨的倾向（——这也是我退出中国文化自由运动与不再向《自由圣火》投稿的唯一原因），但是通过该刊及部分作者对四川大地震灾难的捐助，我认为宣泄愤怒、煽动仇恨并不是该刊的全部理念。恰在此时以机遇胜愤怒之际，博爱先生又发《平台》一文，可谓是该刊决定性转变的选择。
二、回归老子，发现墨子，扬弃孔子
民主是普世价值，更有其本土化过程。康梁变法之前，试图以孔儒理论为中国的民主提供产床，但他们彻底失败了。而后，台湾作为中国民主的政治实践基地，其儒学复兴，而终未成为民主催产婆，反而是民主进步党的独立诉求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作出决定性让步。那么，中国文化能为民主化提供合法性的是什么呢？
答曰：一是老子的尊道贵仁之说，二是墨子的兼爱之说。
老子尊道，在于他承认两种力量的交替与制约，质而论之，美国的两党政治就老子尊道之学的具体表现。台湾今日政党轮换模式之成熟，亦是之。贵仁之论，则在于人性先于神性，能够避免人从政府力量桎梧中解脱出来又落入宗教牢笼的悲剧。唯有这一点，是中国需要重新启蒙的核心。
墨子扬弃孔儒学说，立以兼爱，本质上回归了“老子贵仁”的基点。因为孔儒理论是以礼束仁的，是针对老子尊道贵仁的一种反动，使仁（爱）在礼（等级）之中，即所谓爱有差等。孔儒更为反动的地方则在于：仁在礼中的虚拟性先验性地赋予了君权以道德性，为暴政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基础。
之于中国未来，抉择仍然是：或者孔儒，或者民主，二者必居其一。
关于民主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墨子理论与基督教的可亲和性，本文不再细论，有意研究者可参考台湾有关墨子研究的文献以梁启超与孙中山有关基督教与墨子比较关系的论述。
三、温和宗教革命的发生
作为一位文化基督教，我历来主张“一个上帝，各自表述”，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心中的上帝是耶和华还是佛祖或玉皇大帝，质而论之：宗教的世俗本质就是“爱与宽容”。惟其如此，费尔巴哈才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不厌其烦乃至是喋喋不休地讲“因为爱，上帝成为人；因为爱，人成为上帝。
之于中国这个具有“革命性传统”的国家暨文化共同体，“爱与宽容”更应该成为文化更新与文化自觉的核心。并且，中国历史也证明：每当统治集团尊崇老子遵道贵仁思想的时候，国家与人民均处于“相对幸福”之中，如汉唐各初的治理；每当孔儒成主流政教之时，国家衰败就不可避免，人民灾害应之无暇，所以起自南宋而至清中期，就力倡三教合一，力以道与释之宽济儒（内儒外法）之严；每当孔儒全面崩盘之后，中国就面临一次科技大发展，远的如南北朝科技之得大发展，近的如洋务运动至今。
中国在科技日盛之后，仍没有建立起发达的哲学体系，这是个少为学者注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乃西周文明与汉文明全都回避了的形而上的思辩。从伯夷叔齐之避周粟到辕固黄生之论汤武，革命的伦理性与悖论性的讨论被冻结了。而中国传统的革命即暴民运动与内部篡弑，仍然是纠缠不休的“革命后遗症”。所以，中国民主之产生，既需革命，仍不是暴力形式的社会运动，恰恰相反，它应是一场温和的宗教革命。
这场影响国民素质的革命，无论以哪个“教门”或什么支派为主导，端在于：在思想领域，产生真正的哲学体系；在生活领域，产生真的“爱与宽容”的伦理观念。
2008年6月2日
附：我为什么不再参加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綦彦臣
(2006年11月24日)
如果按著名法学家和当代中国大牌文学家袁红冰先生发起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初期签名参与来论，我是较早签名回应的。但是，在经历了一场（或曰部分参与）以《自由圣火》部分核心作者与独立中文笔会的“蛮触之战”后，我决定放弃参加这个运动的打算。
这也算我对接到来自运动本部与另一位网友同样内容的邮件的答复。
当然，我不参加，对运动的发展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正如那位在给我电邮表示道歉而后又出尔反尔地“抨击”我为“笔会小文人”的先生（笔名“野火”）——所云，我的确是个小文人。我丝毫没有讽刺袁红冰先生先生的意思，坦率地说，要让我写出《自由在落日中》那样雄浑、深沉的文艺作品，恐怕还得十年。况且，经济学的同行何清涟女士还介绍过我申请袁红冰先生主持的课题招标呢！尽管事之未果，但我对袁红冰先生的课题整体规划还是十分赞赏的。也就是说，袁红冰先生不仅是位优秀作家，还是位有战略思维的学者。但我怎么也理解不了，《自由圣火》作者群里竟有那么多“用骂街写文章”的人，以及人格不健全者如那位道了歉又在同一个事情上骂人的野火先生。
毫无疑问，《自由圣火》作者群将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主体，与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打交道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坦率地说，自从《自由圣火》发表了野火先生在道歉之后又“骂街”的文章，我就不再给《自由圣火》投稿。这对于我是一大损失：其一，可能增加的经济收入丧失了——我已经拿到过一部分稿费；其二，我对中国古典哲学有所研究（《自由圣火》曾刊出过我关于墨子和老子研究的两篇文章，都是非常标准化的参考文献制），《自由圣火》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版面而其他的我间或发表文章的电子媒体尚无此机会提供。
也许是袁红冰先生大度能容，我呢，可能小肚鸡肠，但是与野火先生这类学无所长且以骂代写的人“共享一片蓝天”确非我所能勉强的。所幸，我也能看到野火先生骂人的力度还是比较小的，要让什么“厚道仁义”之类的瞄上，那你就自认倒霉吧！
再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愿她在日后的历程中能名副其实而不至于成为野火们的“开骂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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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4日写于绵逸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