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两种计算生日的方式，公历和农历，也就是阳历和阴历，城市人通常使用公历，农村人仍惯于采用农历。于是，对于进城生活的农村人来说，每年的生日按阳历还是阴历来过，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好在阳历、阴历的生日，总有机会一起过，据说这样的机会每十九年一次，十九年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如果你为采用阳历或阴历的方式过生日而苦恼的话，十九年中，总有一年你可以将“两个生日”放到一起来庆祝。
2008年5月，意识到再次迎来这样一个“双重生日”的时候，不由感叹：六四，已过去十九年了。
十九年前，一个无忧无虑的春天，郊游踏青，或夹一本书静坐于图书馆前的樱花丛中，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憧憬。进入五月，偶然从日历本上获得一个“重大发现”：“两个生日”竟会在同一天到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于是决心好好庆祝一番，来点啤酒，多买几个肉菜，喊几个哥们······
可是，生日未到，“大革命”的洪流先来了。进入5月中旬之后，一种紧张、激动的气氛弥漫了校园，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努力，16日下午，迟迟未动的校园沸腾了，短短两个小时之内，我便由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学生领袖”，夜幕降临时，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学生代表拥挤在我的宿舍里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另一些积极的同学则主动承担起了交通员的职责，进进出出地传递着瞬息万变的“最新动态”，就在我们讨论如何发动第二天的游行事宜的时候，有人砰一声闯进门来，大声说你们不要开会了，新校的同学已经游行到半路。
于是急急结束了会议，分头行动。白色的床单被扯起来做成横幅，另一些人则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木棍。
校领导和政工干部没能再次阻挡新旧两校区的同学汇合，校门被打开了，新建的体育场则成了最理想的誓师场所。我被推上主席台，领喊一阵口号后，代表自治筹委会宣布明天上午8点开始游行。可是，几个小时前还温顺如绵羊的数千学子已经按捺不住：“下台”、“游行”、“现在就走”······
眼看情形不对，便顾不得集体讨论的游行计划，手臂一挥：“出发”。
经闵子骞路，解放路、山大路，到达山东师范大学。山师的大门紧闭，外面的山大学生高喊“出来”，里面的山师学生高喊“开门”，终于，坚固的校门被打开，欢呼过后，人流朝山体、山医涌去，其它院校的学生也有人闻讯赶来，大汇合后分兵两路，朝省委、省府两个方向而去。
我记得那一夜突然下了一阵雨，疲惫不堪的我在雨中突然流出鼻血，染红了西装的前襟，从此落下一个爱流鼻血的毛病，但“轻伤”不下火线，拿小纸团一堵，继续高喊着口号前行。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我迎来了自己的十九岁生日，但“革命热潮”是如此高涨，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早就忘在脑后去了。
省府门前喊了几个小时，有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露了一面，记不得说了些什么。有同学要往省府衙门里冲，被武警和冷静的学生拦住。拂晓时分，仍无困意，几个学生领袖一碰头，决定一部分人回校园开会，组织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
于是来到新校，开会、找人、书写标语、四处联络，不久，大小字报就布满了整个校园。中午回了宿舍一趟，被外系送捐款的同学扯住，一一书写收据，脱身不得，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新校，选举筹委会常委的会议已经开始。有两个老校的学生领袖争着要做常委，分别发表演讲，一时难有胜负，于是我被推举到主席台上代表老校同学讲话，为避免纷争，我宣布不参加竞选，而是推举一个88级的同学担任，这一提议最终被接受，常委会很快形成。但由于惯性使然，老校的事大家还是找我。
开完会回到宿舍。有热心同学帮着打了饭来，虽然一天没吃东西，此时却不怎么觉得饿，加上前来送捐款、纸张、笔墨、电池、电喇叭的市民络绎不绝，需要一一接待，忙得不亦乐乎，一碗饭吃不到一半就丢在桌上了。
当所有的人都离开，已是晚间十一点钟，同宿舍哥们说明天有大游行，你快点睡吧，其它的事我们来做。这时候还真是撑不住了，爬上床去，倒头便睡，却又被匆匆赶来的学生会主席喊起。此前几天，他总对我侧目而视，颇有敌意，这时却换了一幅面孔；“老杨，系领导要我告诉你，对你表示无条件的支持，有什么需要只管提。明天的游行请带上系里准备的红旗。”真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小官僚，不用说，64后他又是另一幅面孔，还好，工作多年以后，已经事业有成的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已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从此与我成为莫逆之交。
当时我有点蔑视他，“什么都不需要，你快走吧，我只需要睡觉。”
脑袋一沾上枕头便入睡了，睡梦中，一个本该隆重庆祝的生日就这样悄悄流走了。
那是我19岁的生日。计划中要好好庆祝一番的双重生日，却成了有生以来最为忙碌的生日。当时已不可能有时间和心思庆生，更不会想到20天后的一场大屠杀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六四改变了一切。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学潮的壮阔场面和六四屠杀带来的震惊是如此强烈，足以改变此前十九年形成的人生观。六四之后，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也就很少有为自己过生日的兴趣，现在很难记得从20岁起每年的生日在哪里、又是如何度过的，却会清楚到记得每年的另一个日子——六四——到来时置身何处。也许，从思想意义上说，六四才是我生命的开始。
2008年5月17日，第二个“双重生日”到来的时候，38岁，早已步入中年。很少喝酒的我一气喝下几瓶啤酒，醉意朦胧中仿佛又回到1989年的那个生日，将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梳理一遍，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前一个十九年走得顺利，读书、考高分、上大学，甚至差点入了党，后一个十九年走得艰难，处分、失学、流浪、监禁、恐惧、愤怒、绝望、坚持······这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以1989年6月4日为界。
有遗憾，也有庆幸。每当回顾后十九年走过的路，疲惫感就会占据整个身心，而且，经常会看到一些因参与八九而被逐出正常社会的朋友，一“失足”沦落终生挣扎于生计的社会底层，忍受贫困、冷眼、离婚、疾病的折磨，便不由地希望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庆幸的是自十九年起不必再戴着假面具生活，每每想起十九年前的我仍是一个共产主义信徒，就会象听到邢质斌、水均益的声音一样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人生仅仅是金钱、地位的获取过程，必须承认，我们失败了，1989年6月4日以后的中国，我们与一般社会成员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失去了工作、教育上的平等机会，甚至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人生如果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如果生命的存在还在于显示一种物质之外的东西，我仍会为有那么多不肯放弃尊严和坚持的朋友而骄傲。
无论如何，六四屠杀造成了一个异议群体的形成，他们身遭磨难，却始终有人选择继续坚持。有时候，连我也会怀疑这种坚持的价值——社会在高速运转，迅速分化，坚持几乎意味着面对时间之墙的自杀。但我们却又能看到这样的坚持于个人生活之外的意义，由于一个个胡石根、刘贤斌、秦永敏、杨天水、许万平······付出的个人牺牲，专制势力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十九年后，政治迫害稍有减弱迹象，民主、人权、法治等“资产阶级思想”则成了谁都无法否认的社会理念。
十九年来，爱自由的人没有忘记六四，并始终坚持中国社会应重新评价六四，平反六四是解开当今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关节，也是和谐中国必须走出的一步。由于经常接触一些当年的“六四分子”，我深深知道他们在这十九年中承受了怎样的磨难和痛苦，所以，我不会唱任何高调，但随着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和民众公民意识的提高，作为一个八九年人，我感觉在这个社会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同道，回顾八九自然会使人愤怒、悲伤、失望乃至于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但在过去的十九年中，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由化已有相当提升，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潜在民主力量，这时候重新回顾1989，带给我们的不应只是忧伤和失望，还应该有青春焕发的一种自信，人在变老，社会却永远孕育着新的生机。对我个人来说，19岁是向少年时代的道别，是告别单纯、幻想的年纪，此后的十九年遭遇了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我仍愿用19岁的心态面对38岁以后的生活。只要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不会变老，我们就不会变老。
十九年前，许多人与自由、民主的信念定下了誓约，那是青春期理想的寄托，只是没想到实现这一理想是如此艰难。但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前行，正如一位朋友的文章所说：一件事，一辈子。对我个人而言，生命中的第三个十九年开始了，无论走在一条狭窄或宽阔的道路上，重要的是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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