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很喜欢阅读鄢烈山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的杂文短评。在我的印象中，鄢烈山先生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文人，他曾经说过自己的“时评”是一种公民写作的实践。的确在《南方周末》没有改版的时候，我经常读到的鄢烈山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自由写作和独立思考的典范之作。记得鄢烈山先生很喜欢引用的就是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他甚至把这句话用到了他的新书《丢脸》的封面夹页上。
自从《南方周末》改版后，我就很少再读这份报纸。鄢烈山先生的杂文短评也少有涉猎，只是偶而在网络上读到一些热心网友所转帖的鄢烈山先生的文章。在我的心目中，鄢烈山一个能够以文字的力量，对现实有所针砭的良知写作者。他是一个有理性又有人性关怀的榜样。然而我在前几天偶尔读到鄢烈山先生的《我不为暴政下的缅甸灾民捐款》，却将我对他的印象完全破坏了。
这个文章通篇所鼓吹的就是：这是鄢烈山先生的一个信念，“为暴政捐款，无异于助纣为虐。无论数量多么巨大、出发多么善良的资助，甚至像中国政府那样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支援，都只能有利于暴力政权本身，而不是暴政下呻吟的人民。”在当今无论是中国这样的大地震，还是缅甸那样的大灾害，我们所关注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人道主义关怀，而不是如鄢烈山先生这样的一种以政治性的诉求而置基本的人性与道德于不顾的诡辩。鄢烈山先生还在文章里这样写道：“一个为了隔绝世界而把首都迁进深山老林的政权，一个人民在灾难中挣扎而依然按期举行“选举”并确保执政者高票当选的政权，一个把世界多国的援助公然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政权，一个面对僧侣上街和平抗议却开枪镇压的政权，一个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仍然引导人民“感谢”领导人和政府的政权，一个为了军政府长期执政而把独裁权利写进宪法的政权，已经触犯并还在继续触犯‘反人类罪’、‘反社会罪’，对这样的邪恶政权，需要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制裁而非爱心捐助。”
姑且不说鄢烈山先生为自己不能缅甸受灾群众捐款的事情，就他为自己申辩时所采用的这种术语，什么“反人类罪”，“反社会罪”等等，在面临灾害的时候，并不能为在独裁极权下的缅甸人民减轻多少痛苦。如上述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对于自己贪财吝啬的冷漠人性的借口而已。在真正的大灾难面前，遭受损失遭受苦难的绝不是鄢烈山先生所指责的那个没有人性的军政府，而是一般的劳苦大众。大地震曾经以血的事实唤醒了我们的良知，让我们意识到在灾难中的缅甸人民的痛苦。生命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地有尊严，生命无论在哪里也都是最宝贵的，以泛政治化的方式去指责，只能说是缺乏真正的人性的关怀，缺乏以人性善待生命的态度。
无论是哪个人活在世界，都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或灾害，可能只是置身于灾害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素不相识地伸出援手的人的可贵。我的观点一向是很明确的，就如鄢烈山先生曾经反复在他的时政杂谈里申明的那样，对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对于具有良知的人性善的表达，是不应该附加政治条件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我们有种种的理由去反对别人，去仇恨别人。包括在鄢烈山先生写上述《我不为暴政下的缅甸灾民捐款》，我从新闻上已经得知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还有欧洲都已经向受灾的缅甸伸出了援手。对于在这个地球村的所有居民而言，对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们的灾难，难道我们可以用基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的理由 而拒绝伸出援手吗？如果换个角度，是不是在中国四川遭受如此惨重的大地震的灾难时，其他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以及海外具有不同政见的人士，也要以制度性的原因而拒绝对灾民提供帮助？很明显，现实的情形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而否定的答案。
这不由让我想到了那些掌握着某种话语权的国内精英人物所负有的责任。可能在平时安适的环境下，他们能够找到机会夸夸其谈地发表一些自由民主，良知公义之类的话题。可是在真正的灾难面前，他们那种只顾自己的私利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对于享有相当大的舆论影响力的人物如鄢烈山先生，对比起普通民众，他们本来是经济实力强大的一方。可是为了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维护某个与自身利益相关的 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平常所戴着的假面具。这些人物就算在实际的行动中，已经用言行向人们证实了缺乏人性的冷漠和自私，可是他们还是习惯性地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发表一通洋洋大论，表明自己的选择是出于一种崇高的反对什么极权军政府的立场。鄢烈山先生的这一篇《我不为暴政下的缅甸灾民捐款》给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与鄢烈山先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我的观点是为了暴政下的灾民，更应捐款！从我们在中国四川大地震中的这些天来，对于缅甸受灾的人民更是具有深刻的同情。有人说，中国四川大地震是天灾也是人祸，那么难道缅甸的大灾害不也是人祸甚至天灾吗？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鄢烈山先生的观点一致，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正如那些独裁专制的国家产，缅甸灾民也处于军政府的野蛮统治之下，甚至可以说缅甸的全部人民都处在同军政府的被绑架状态中。尽管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仍然向缅甸提供了援助，而且还在进一步地想方设法地帮助和营救那些被绑架的人民。
对比于在大地震受灾中国普通百姓的积极和热忱，对比于向缅甸受灾人民的踊跃援助，某些学者显得那样地冷漠，那样地卑下，还时不时用大道理为自己辩护。可能学者在引章据典方面比大众高明，可能学者能够把某种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学者却只是在说而已，他们从来不肯把自己所懂得的道理用行动表现出来。
从四川大地震和缅甸的灾难中，的确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对于那些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学者，我真心奉劝他们除了在心中除了那些个人私利的算计之后，也要容纳下全人类一体的伟大的目标。希望他们能够以实际行动，去关注公众，而不是只从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这样下去，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定会最终失去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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