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化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所为的问题，也就是说并非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而是所是的问题，是存在的本质问题，存在体不体现本质，才是文化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人类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持有健康、自由、理想的人性，这才是文化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是在生存与发展中，我们是否真正体现和发扬了人性的光辉。这才是文化的性质问题，是所是而非所为的问题。一个问题，假如在所是上认识是含糊不清的，在其所为上，也不可能有清晰的见解。易中天教授所认为的“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这一想法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从此文开篇时提到的关于文化的160多个定义中抽取出来的一个，这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论可能也并非易教授发明，他只是加以应用并且落实在中国文化的身上罢了。如果他这是取药方的话，我敢肯定，他取错了。
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表现，并非文化的本质。就拿生存来说吧，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也生存，被人骑在下面受苦受难，受尽屈辱、丧尽尊严也是生存；不仁不义生存，又仁又义也是生存。对这两者的生存，不加辨析，不论它们间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糊涂，更是思想上的不负责任。谈文化怎么能撇开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光谈文化现象呢？而且还把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抹得痕迹不清，将文化当成一种没有价值和意义差别，只有形式差异的文化形式，不免让人觉得易教授是在耍弄浑水摸鱼的诡计。假设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谁都没能找到门出去，这时易教授突然声称他找到了，其实他找到的不过是老鼠洞而已，只是因为黑暗，谁也弄不清他所说的到底是门还是老鼠洞。他论起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见面时的不同表现是这么说的：“中国人见面鞠躬作揖，是因为中国人性格‘内向’；西方人见面握手拥抱，是因为西方人性格‘外向’，‘内向’，所以自己握自己的手；‘外向’，所以伸出去握别人的手。这正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是向内用力；西方人吃饭用叉子，是向外用力，一向外，一向内，故西方文化象征是‘十字架’------张牙舞爪‘搞侵略’，中国文化象征是‘太极图’------阴阳二极‘窝里斗’。”就一个鞠躬作揖和握手拥抱的礼貌方式问题，他都可以拿来砸在 “十字架”和“太极图”的脸上，足见他在以小见大上有着多么大胆的想象和肆意的夸张。要是跟他一同不幸地被困在同一间黑屋子里，凭他的思想作为，他完全有可能把老鼠洞当成敞开的天门来吹。
其实老鼠洞不过是老鼠洞，思想者首先得是忠诚和老实，这两种品格是不可缺少的，忠诚又在老实之先，是老实的基石，有了对思想的忠诚，人才会老实下来，这其实只要看看苏格拉底就知道了。苏格拉底对待思想的态度是老实的，他没有说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他只说自己是一个知道自己无知的智者，换过来说，就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人是老实的，也是明智的。他之所以老实，之所以明智都不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而是因为他忠诚。忠诚就不能放肆，就不能到处夸海口，因为他的心是受了约束，他只能照自己受了约束的内心说话，他所说的话不能超越他那存敬畏的内心。心灵是他思想的堤岸，牢牢守住他的激情和欲望，不让它们蛊惑起私心杂念，让自己的话语成为泛滥的洪水，来冲塌这心灵的堤岸。他对雅典的公民说：“公民们！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宁愿听从神，而不听从你们；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仍旧像惯常那样对他说：‘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邦雅典的公民，像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读苏格拉底的这一段话，就知道他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很有可能因为这话里的尖锐度，而被他的听众送上法庭。住在雅典里的公民，要是没有苏格拉底的这些话，他们的良心就不会受到揭露，他们的伪虚行为也不会受到如此尖锐的挑战，他们可以相安无事，一边图名图利，享受物质欲望和伪善带来的虚荣，一边可以道貌岸然地装智慧。可是，出了一个宁愿听从神，而不愿听从自己周围民众的苏格拉底，雅典公民那种图名图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灵魂的生活方式受到空前的挑战，这种生活方式原本在全雅典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合乎情理，合乎法则，是相当正常而无可指责的，可是经苏格拉底这么一揭示，他们私底下的贪婪和自私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外，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还说他们只顾图名图利的生活是可耻的。他们听了苏格拉底的话，能不恼火吗？
我觉得苏格拉底并非不懂人情世故，并非鲁莽，只要听他对雅典公民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了，在说他们只顾图名图利，不求改善自己灵魂的生活是可耻的之先，他先夸奖他的听众一通，说他受他们，尊敬他们。但他明白自己的使命，他不是为讨好他爱的、尊敬的雅典公民而活的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听从神，听从真理的思想家。即使他万般不愿意惹恼这些雅典公民，但为了忠诚于他所听从的神，为了忠诚于他所听从的真理，他只好去惹恼他面前这些他爱的和尊敬的、并且可能将他送上审判台的雅典公民们。许多人说他这是勇气可佳，我宁可说他这是因为忠诚。要是没有对真理的忠诚，光是勇气就显得鲁莽，因为出于对真理的忠诚，他的勇气就不是无根之由，而是顺从真理的一种态度和忠诚的流露。对于对此将他送上审判台，致他于死地的雅典公民，他没有丝毫的恼恨，而是充满关怀。他说：
公民们！我现在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要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了你们，不让你们由于定我的罪而对神犯罪，错误地对待神赐给你们的恩典。你们如果杀了我，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继承我的事业的。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朋友们，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我劝你们听我的话，让我活着。很可能你们很恼火，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虞铎（Anytos 苏格拉底案件的原告）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样，你们以 后就可以放心大睡了，除非是神关怀你们，再给你们派来另外一只牛虻。我说我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决非虚语，你们可以想想：我这些年来不营私业，不顾久惯饥寒，却为你们的幸福终日奔波，一个一个地访问你们，如你如兄地敦促你们关心美德------这难道是出于人的私意吗？如果我这样做是为了获利，如果我的劝勉得到了报酬，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别有用心的。可是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出，连我的控告者们，尽管厚颜无耻，也不敢说我勒索过钱财，收受过报酬。那是毫无证据的。而我倒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我的话句句真实，那是我的贫寒。（《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69-7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
从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地看出苏格拉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图名图利，追求享乐的人们来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他既不营点私业，也从不收取任何报酬，还要不顾饥寒，冒着被人讨厌，被人恨恶，甚至被人诬陷的危险，一个一个地去访问当时的雅典人，敦促他们关心美德，鼓励他们改善自己的灵魂。知道的，谁都会公道地为他说一句：这是何苦呢？也会有人说他这是自找苦吃，放着私业不去经营，放着报酬不去支取，却专门上别人的门去讨麻烦，这肯定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但苏格拉底绝不是位傻子，他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只是他的选择跟别人不同，其他人选择财富和虚名，他选择顺从，因为他是赐给雅典的一只牛虻，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及时把这些人唤醒，所以他才不能经营自己的私业，不能收取报酬。一只牛虻一旦有自己的私业，从人们中间收取报酬，这只牛虻就很快会变质，他的嘴立即就会变得甜蜜起来，再不会叮咬牛的身子，不会吵醒那些沉睡中的人的睡梦了。
苏格拉底说，他只要一息尚存，就是要不停地教导、劝勉遇到的每一个人，劝他们改善自己的灵魂，关心智慧和真理。要是苏格拉底遇见易中天教授的话，他肯定会起来反对易教授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择手段，害民祸国的事太多了；生存和发展这四个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干净过，所有的阴谋和狠毒的诡计几乎都看上它虚假的光明面貌，拿它作为幌子，作黑旗。只是易中天教授忽略了这一点。
其实不止苏格拉底，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反对物质享乐的观念，而关注灵魂的快乐。他说：“最优秀的人宁愿怪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的一切，这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可是多数人却在那里像牲畜一样狼吞虎咽。”他还说：“如果幸福在于肉体快乐，那应当说，牛找到草吃时是幸福的了。”由此可见，无论苏格拉底还是赫拉克利特，他们的思想中都不曾以生存和发展的观念来看待人的最高价值，人类的最高价值是不会变灭的，是终极的，也是心灵的。那些随着时间变化而改移的东西，都不可能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是离开了最高价值，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低劣，也是可耻的，大有人沦为牛的危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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