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酒泉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酒泉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阿克塞自治县，那是酒泉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酒泉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阿克塞，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女朋友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他幼年曾在敦煌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阿克塞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阿克塞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二）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酒泉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酒泉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酒泉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酒泉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酒泉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师大六七届学生来过酒泉，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去酒泉。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们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酒泉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酒泉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酒泉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酒泉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酒泉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敦煌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唯一的中学，在县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张和女张。女张由未婚夫陪伴而来，后来他还主动借给我十元钱做去S县的路费。
当时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酒泉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于是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赶忙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蝇屎；摆放在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污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人们对它其实并没有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三）
来报到的大学生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是东北工学院的学生，她身材苗条，五官端庄，气质很好，只不过皮肤不那么白嫩罢了。她只身一人不远千里来到大西北，被分配到玉门油矿工作。她性格大大咧咧，整天嘻嘻哈哈，但我觉得那是她在掩饰孤独，排遣寂寞。她对我相当友好，虽然见面只说三五句话，可那灵活的眸子，顾盼生情。我立刻喜欢上了她。要是能和这样一位可爱的女性……，那该多么好！
我二十四岁了，可是我毫无同女性接触的经验。我对女人的知识是一片空白。但是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春风沐浴，深知男人想女人那是道德败坏，是罪孽深重，是肮脏的、龌龊的、猥亵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都在拼命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每个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绝不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而谈恋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那正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帝修反腐蚀青年、争夺接班人的重要手段。我们被告知，和女人来往，乃是最可耻的流氓坏分子。在大学里党团组织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批判斗争的对象之一正就是谈情说爱的男生女生，一些学生因此自杀，发疯。经过世界观改造，在强力灌输下，终于使“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的最高指示深入人心，成为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渴求异性的莘莘学子的头脑。而天生老实巴交、死爱面子的我，更有一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心得：结婚是男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妇女的痛苦之上，女人恐惧恋爱婚姻，结婚对女性极不公正。在此思想指导下，我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只有女性主动向男子示爱，自愿施予牺牲和奉献精神，男子才可以欣然接受，才是无罪的。我深信不疑：男子对女性的任何主动表示都是流氓行为，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未经女性明确点头同意，男性就对女性说“我爱你”，那是对女人最大的冒犯；我幻想我看中的女性能首先开口对我说“亲爱的，来吧！”要知道我是身材高瘦的白面书生，好歹也算个美男子，女人应该对我产生垂怜之心。我渴望这位可爱的东北姑娘能看中我，能主动对我说“我们结合吧！”但是没有，东北工学院女生对我有说有笑，可是没有半句我渴望听到的话，尽管我的耳朵像雷达一样搜索她的每句话每个字。我的守株待兔没有任何效果。她不发话，我更要一本正经，以示道德高尚、革命意志坚定。我死爱面子，绝不能因一念之差而背上流氓成性的恶名，坏了一世名节。
很多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女性也一样渴望异性，喜欢被男性追求。男性只有锲而不舍、穷追不放，死皮赖脸地纠缠，兼之以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女性才能追求到手。那年头，再开放的女性，也只能极其含蓄地暗示自己的情愫，释放一丝笨蛋根本不能觉察到的信号。要她们对男人直白地说“亲爱的来吧！”那是痴心妄想。
我的榆木脑袋和痴心妄想断送了我的大好青春时光。而且因为我出身反动家庭，早已养成自轻自贱的脾性，根本不可能有胆量解读女性给我发出的含蓄微弱的信号。当然，毛泽东思想害人不浅，也是显而易见的。
几年后，靠别人撮合，我才饥不择食地结了婚。
（四）
我在酒泉呆了一个星期，东北姑娘没有向我如此有道德有革命觉悟的英俊少年主动示爱，她走了，到玉门去了。我失望之极，怏怏不乐地动身去那塞外苦寒之地的S县。
在我被分配到S县之前，我没有听说本省有这样一个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安西县和敦煌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穿着皮大衣也会被狂风吹得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五）
在S县城住了约摸一个来月，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被打发到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相安无事，都下地劳动。阶级敌人劳动，贫下中农也劳动，不劳动，做什么？
说话间，就要过鸡年春节了。早在内地城市很时髦了一阵子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名堂在荒漠草原上方兴未艾。六九年的春节，是最最革命化的春节，革命化举措之一是规定大年初一出门拜年，见人要首先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拜年。于是初一那一天，从各家各单位走出的人相互看见，大老远就举起红小书《毛主席语录》高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随后再走上前互相握手寒暄。
初一大早，喝得酩酊大醉的皮靴匠老夹克求举着小红书，东倒西歪，逢人就说“敬祝毛主席万寿——”忽然“哇”的一声，吐出一滩腥臭的秽物，众人掩鼻逃走。但是夹克求非要给公社领导和左邻右舍拜年，向众人证明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看见众人如此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大大地伤害了他的骄傲，他终于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非常伤心。
春节只放了五天假就开始劳动了，主要是翻粪和开荒。生产队的记工员本来就有病，被揪斗了几回，死了。正好我到了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便指定由我代理记工，我也就诚惶诚恐，当起了队上的记工员。几个小伙子告诉我，队里的工分每年都是一笔糊涂账，有几个人在年底总要赖账，尤其是那个能说会道偷鸡摸狗的悍妇铁林香，每次都一口咬定会计给她少计算了工分。我于是天天记日记，每天生产队有些什么活计，派哪些人做的，天气特点如何，队上有何大事，都一一记载上，做成流水账。果然，年终决算，核对账目时，铁林香硬说，某某日我做的工分怎么给我丢了？那天下雨，泉垴上来了一匹白骆驼，文化室门口靠着某某的“锨把”，我和某某、某某起圈，还有某日，某日……，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睛。我拿出流水账，查出当日的记载，一念，她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年年都要赖账的女人终于哑口无言，偃旗息鼓。那一年的工分账算是最清楚的。话说回来，一个大学生，如连工分帐也记不了，那岂不被人笑掉大牙？
劳动是艰苦的，心情是落寞的。好在我是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带有工资（对此公社书记很是想不通，何况我的工资比他高出很多），总有一天会让我到中学去教书；咬紧牙关熬吧。
正由于我带工资，又未婚，因此生产队里凡是有女待嫁的社员，对我异常友好。两个生产队仅有的三五个姑娘，还有几位年轻媳妇，总喜欢围着我团团转。假若我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我很可能会欠下一笔笔的风流孽债。可惜我虽然想女人想得狠，二十四、五岁了，不能不想啊！只因我老实胆怯，拘谨迂腐，又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贱民身份牌挂在颈上，更有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明察秋毫，我哪里还敢胡作非为？当然，也因为那几位姑娘个个皆是猪八戒的二姨的姿色，我也实在不肯委屈自己。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才终于没有把一生的名节，付诸东流。我离开生产队时，队上那出名的刁妇铁林香说：“瞭！咱们的‘知识’，还是个童子鸡哩！”
不过和姑娘媳妇们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又一起开会，也使我觉得热闹。尤其晚上开批斗会前，一定要唱革命歌曲，姑娘小伙子们挤坐在长凳子上，由我领唱，我也乐得卖弄一番。于是唱啊唱，直唱到社员们拖拖拉拉到齐，队长赵大头瓮声瓮气地喊“开会了”为止。此时每天必唱的歌曲是“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毛泽东思想放光芒啊放光芒！”
春日斜阳，我跟着妇女老汉们起圈，把马圈牛圏一个冬天踩实的粪块翻起来，堆成堆，发酵。中午休息时候，年轻妇女门敞开衣服给婴儿喂奶，农村女子一旦结了婚，就不再害臊，可以把胸部毫不避嫌地亮出来。男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正在性饥渴中的我，却不敢看、又忍不住要偷看一眼两眼。其实公开看也无妨，女人不在乎，甚至她们是故意让男人看哩。我偷眼看见，心惊肉跳，呼吸急促。晚上我为此夜不能寐，回忆着白天所见的景象，心想五官丑陋面目黧黑的女人，胸脯竟是那么雪白，乳房却那么丰满，身材那样迷人。我止不住自己的想入非非，继而痛责自己无耻卑鄙下流，我奋力以毛泽东思想和我的道德观向种种欲望做英勇悲壮、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
我继续幻想能有个女人亲口对我说：“我看你太可怜了，来和我睡觉吧，我可以忍受痛苦。”然而，始终没有哪个女人肯自我牺牲，对我这样公开表态。即使有时候我会得到一些暧昧的暗示，但是因为并不明确，我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焦虑、苦闷、绝望、悲哀中挣扎。
春天里，发情的驴子大清早就在社员家门外吼叫撕咬，那是叫驴们在打斗。败者落荒而逃，胜者穷追猛打，它们绕着农家宅院一圈一圈地追和逃。“咚咚咚”的蹄声震天价的响。
配种站开始给马配种了，队上很多人去鉴赏，我也去看，大姑娘们也都远远地红着脸偷看。那公马的勇猛和它的令人畏惧的阳具，传达给年轻人许多含混的信息。这是禁欲主义统治人们头脑的时代。我们受到的宣传教育是“性关系”不仅是肮脏的龌龊的，而且是资产阶级敌人的腐朽堕落行为；但凡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一定要鄙视它、仇恨它。毛主席的教导“第八不许调戏妇女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耳边响起，这给我无限精神力量，令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战胜心中渴望女人的邪念。
看着发情的驴马，唱着“迎九大”的革命颂歌，我们“撑船便撑船，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天气暖和了，黄军便服是青年人的最爱，再在衣袖上戴起绣着“忠”字的红臂套，那别提有多么神气活现了。有这样行头的小伙子大姑娘有意无意地在家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向异性炫耀。爱美的姑娘们把臂套上绣出自己以为好看的花样，互相暗暗地嫉妒着。
早上，队长把文化室门前的半截钢铁敲得“咣当咣当”响，社员们懒洋洋地上工了。到了地头，大家须站成队，面向着东方的太阳，挥舞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语录，唱“满怀激情迎九大”。
迎着迎着，九大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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