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潮流的压迫之下，极权主义会迫不及待地选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自己的盾牌，以抵抗一种普世所认同的价值观。正如极权主义的宣传机器如纳粹法西斯的宣传专家戈培尔所说的那样：“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在将舆论与新闻媒体视为宣传的喉舌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官方的话语权的代表也惯常将“坏事办成好事，将好事宣传成大好事。”可以说，这里所主导的是一种将一切的人性化的表达，异化为另外一种官方式的宣传口径的方式。哪怕是反映人类最本真的思想的人道主义与正义论，在这样一种在极权主义的形式下，也会表达为一种与人类自然流露的人性想反对的东西。
以中国官方的话语权而言，自2003年开始倡导以人为本的国家价值观后，强调对于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这样一种官方的宣传口径之下，我们所看到的时常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实际表现与宣传口径的悖谬性的关系。遇此四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灾难，举国震痛，举国哀思的时刻，又有了许多的不和谐的声音。而一个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举措就是中国终于能以官方的形式以一种国家化的礼式来统一为大地震的死难者志哀。我们终于看到，在官方主导下的全国追悼日，公共场所降半旗，而在追悼的那三分钟，不仅是党政机关、学校、企业，甚至连路人也以默哀的形式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哀思。我们注意到了鸣嘀、鸣钟的一致志哀，我们看到了各个媒体就追悼日的统一化的报道，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并没有人去报道在各个宗教场所，特别是私人团契的家庭教会所组织的追思会。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在如中国四川大地震发生时的追悼日纪念，宗教团体往往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就举国追悼日的纪念而言，人们自发表现出的对于死难者的关切与同情，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事情；正是在对于死难者的关切与同情，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传统，这样的基于人性本身的人道主义传统，曾经在官方话语权，特别是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宣传中遭受了强烈的压制与歪曲。而人们对于救灾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对于那种在劣质豆腐渣的学校建设工程中无辜死去的孩子所表达的愤怒，亦反映出一种人性内在的正义论的诉求。这样一种对于同胞的体认而产生的朴素人道主义，很容易被官方话语权的宣传而曲解为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对于民族同胞的体认，很容易被官方话语权利用为一种对于其他民族的排外的憎恨。在官方话语权需要就“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藏独”、“疆独”之类而制造舆论时，具有着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爱国愤青就很容易走向前台，被官方话语权所利用。我们清楚地知道，民族主义其实是在十九世纪欧洲初兴时的那个时代的主流。从十九世纪后半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族主义在它的发源地正日益走向衰落。自由主义学者已经证实：尽管所谓的民族身份意识同社会意识本身一样古老，然而民族主义并不天然地等同于一种自由的情感或其反面的仇外情绪。到纳粹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兴起的时候，民族主义所特有的那种集体性的忠诚变成了极权主义所强调的社会意识的核心思想。单独的个人失去了“意义”，只有在国家或党派的组织化的集团间，才能找寻到自己的价值。
在这样的举国追悼日里，我们以自己本真的人道主义和正义观而表达我们对于逝者的哀悼和纪念。这样一种情感的表现与在救灾中捐款献血的现实举措具有着两样重要的地位。从精神层面而言，对难属的同情和慰问，表达了素不相识的人对于灾民的兄弟般的关心和鼓励；这也从物质和现实角度，能够更有效地抚平这场巨大的地震灾难给灾区民众造成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创伤。人道主义及朴素的正义观的“意义”便在于这样一种能够超越于国家与国家的分别，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分别，民族与民族的分别，地域与地域的分别，党派或信仰的分别，而由本真的人性的角度所传达的一种从心灵到心灵间的相互关怀与相互支持。正是这样一种息息相通的情感，让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相互的理解、关心和尊重，而这样的伦理精神，正是人道主义与正义论的基础所在。
在极权主义下的人道主义与正义论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出于政治考量的曲解，就如对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利用一样，这样的意义下的误解，时常会带来相当强烈的破坏力。如果承认了从人性本真的人道主义与正义论的角度，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应有人为的分别，正如在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与背景的人与人之间，不应有一种人为的政治化的区别对待一样。一旦个人由极权主义所指定的那种集体主义的观念里解放出来，就会对极权主义的那种宣传机器造成潜在的威胁。即便就人们所赞赏的自由民主而言，其文化与文化间的冲突其实本身就是多元文化观的表现。由于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价值多元论，因而能够站在他人立场上去思考，就会让人体认那具有不同正义论背景的选择与生活方式都具有其价值。同样在这样大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存在于官方话语权主导下的所谓“爱国愤青”的一些可喜的变化。例如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日本在官方话语权里，依旧被宣传成一种不时会有军国主义复活危险的对中国充满敌意的国家。然而当日本救援队来时，他们所表现出的超越于民族与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死难者的尊敬，相当一致地赢得了中国青年的尊敬；同样要说明的是，想必当“爱国愤青”看到那些在灾难面前为死难者而祈祷的西藏喇嘛时，他们也会对于官方话语权主导下的所谓藏独有一番自己的认识。
无论是人道主义还是正义观，都是构成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的信念，这样一种信念可以归约为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这样的价值观能够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下的具有各种各样的具有其价值的生活方式构筑一个共同标准。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论，其实正是一种价值多元论的体现，然而这样一种价值多元论的选择，势必对于极权主义所主导的那种集体主义的泯灭个人与独立思考的话语权体系构成潜在的危害。成长于中国现有的集体主义式的官方话语权治下的青年人，被反复灌输一种政府即国家的观点，而个人则要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服从于国家（政权）的整体利益。在这样思想之下，公民的意识，个人化的目标、人格的独立与对于幸福的追求，都会被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压制下来。
即就这场大地震的悲剧而言，在这举国哀悼的日子，除了构成地震的种种自然因素之外，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这场大地震的人为因素。在一种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权的统治之下，一般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均被剥夺，作为社会成员的普通公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组织抗震救灾的力量；而与此同时官方话语权又不履行那种其所由公民手中剥夺的社会责任。而在抗震救灾本身的工作中，官方话语权所强调的也是统治集团与统治集团领导人的伟大光明和正确。而这样的一种歪曲，恰恰构成了官方话语权的特征所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可以视之为同义语，我们要质问这里的国家与人民究竟指的是什么。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在这特定的官方话语权背景下所指的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已。籍由被挑拨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愤怒青年，他们努力遏止一切向自由民主的积极变化，他们所关注的依旧是其利益本身，而民族主义大旗下的愤青只是他们的工具。
举例而言，在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网友纷纷在互联网上建言，要求停止火炬传递（本来是普普通通的奥运火炬的称呼，在官方话语权主导下却成为了莫名其妙的“圣火”）。而起初北京奥组委却置若罔闻，一再强调火炬传递的重要性，甚至辩称说火炬的如期传递能够振奋灾区群众的精神。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官方话语权所关注的不过是统治集团的面子，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前的面子问题，他们要的是所谓的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国家形象”。哪怕是有数万人遇难，数十万人正在伤病与死亡的边缘苦苦挣扎，在他们看来高举火炬唱欢歌的国家形象，也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好在这全国哀悼日，火炬传递已经暂停，这个富于积极性的些许进步，也值得肯定。
地震中的患难与共，救灾时的风雨同舟，体现着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的人性精神；地震的灾难，又揭开了很多问题，让人们对于社会的公正、公开与公平更加关注。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法律的保障；政府的种种行为受到了公共的公开化的监督，社会不会分化成严重对立的贫富悬殊的阶级；孤弱的人将受到社会福利的供养；在社群与社群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们都能和谐共处，保持一种多元化的价值观，尊重彼此的选择。具有了这样的健全制度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具有先进性的；也只是这样的国家，才称得起是人道和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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