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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百华:政治是最大的经济(《1989后的中国》连载之五)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真正烦人、折腾人的,无一不是来自糟糕的权力主义的政治干扰!今天的中国必须将反腐败与维护人权联系起来,因为腐败直接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垄断,或者用官方报纸已经出现了的说法即“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腐败蔓延,这说明人们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必定被严重侵害了。当然,腐败也必定要侵害到人们的各种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作者 : 樊百华,


發表時間:10/7/2006

 

既然“权力至上”依然是中国不幸的现实,那么在中国,不是要不要政治、关心不关心政治、对政治有没有兴趣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

一生難逃政治魔影

的确,政治是最大的经济。实际上,政治不但是最大的经济,而且还是最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娱乐,等等等等——统一的道理首先是没有自由,精神文化生活必然萎靡。经济等等不能决定政治,政治却决定经济等等。这是因为政治关系是人们的第一社会关系,直接处理人们的相互地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实践权利。在现代文明社会,政治权利平等决定了人们创造的尊严(有别于“竞争出活力”的“资本眼界”),由此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繁荣富强成为副产品;在中国,非现代政治权力直接限制了人们的创造空间,落后贫弱是专制的副产品。中国的一切困死在政治,“毛泽东政治”与“反毛泽东政治”同样是第一社会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事实如此,这是由共产党的大一统政治模式决定的,当然不是好事——成熟的成人社会政治不应当对非政治领域有如此大的控制、干扰与影响的。中国人的生活被共产党弄得过于政治化了。

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真正烦人、折腾人的,无一不是来自糟糕的权力主义的政治干扰!今天的中国必须将反腐败与维护人权联系起来,因为腐败直接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垄断,或者用官方报纸已经出现了的说法即“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腐败蔓延,这说明人们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必定被严重侵害了。当然,腐败也必定要侵害到人们的各种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无论在哪一个生活领域,只要有权力触须的触及,人们就不难看到那里的一些侵权和腐败现象。一个人首先是“投胎”、出世,这就需要男女的婚姻,而要领到婚姻许可证就得应付腐败,多者竟要花上几千元——这成了“非法婚姻”增多的一个致因;生孩子呢?要有准生证,于是全国农村大多数落后地区的计划生育卖起了准生证,收起了名义上的“超生费”实际上的“准生费”,而且是连白条也不给打的,全国村、乡干部贪污了多少亿“超生罚款”?这导致计划生育国策的严重失败;到医院生孩子是大事(贫困农村多数还是在家里传统接生),得小心进贡医生,一只“红包”在中国飘飞20多年了;出生后入托、入园不是小事,要应付乱收费和老师对平民孩子的歧视;孩子上街要小心野蛮交通、无盖窨井,出游常遭遇旅行社欺诈,去公园要购买里三道外三道的门票;上学了要受应试教育、驯服教育之苦,然后是艰难的就业、劳累、没完没了的折腾、受剥削,直到糊里糊涂走到老年、暮年,就算是安乐死也不能安乐,死后要遭遇高额垄断的殡葬、墓园,儿女们清明节来扫墓都要被乱收费骚扰,死鬼还得接受垄断冥业的盘剥,可谓虽死而不宁——活着是人质,死了是鬼质!

是的,无论任何人,从一出家门到回到家里,都可以在他进入的社会角落里遇到腐败。坐在家里就无事了吗?公安随便进门把你打一顿,让你掏出冤枉钱的事也会有;霸王电费、电话费呢?那污染的空气呢?居室的终日不见阳光呢?噪音的干扰呢?……总之,无时无刻,无事无处,不在腐败的侵权包围中。高度统制的权力社会,腐败像被污染了的空气一样弥漫开来。作为平民,在中国活完一生与历险相若,到头来是个“幸死者”就谢天谢地了。

何清涟女士说到的“贪渎文化传统”,现行政制是其集大成,不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便不能心平气和、不能良性互动、不能同舟共进。首先问清楚自己是不是腐败分子,如果不是,那么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地位都应该看到,诸如政治的腐败、市场的扭曲、企业的空壳化,农民负担、工人失业,金融混乱、教育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环境恶化……等等大且尖锐、深刻的矛盾,都无法按极权主义(无论硬或软)的路数解决。

1998年晚些时候,在学界口碑尚好的《财经》杂志(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吴敬琏先生在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再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不大可能。但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类似东南亚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有很多说话的不方便,实际上“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已成事实。为“权痞资本主义”充当辩护士的学者忙于鼓吹“威权政治”,并要求民众与之“合作”,以使“坏的市场经济”的“新格局”,进一步巩固起来。民众当然没有一个答应,想答应也没地方答应——只能“不合作”!

要遏制“人治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人权原则下的民主法治。吴敬琏先生还说到,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继续搞计划经济,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为此,当前还是应该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工作。与吴敬琏对话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也认为,改革的前20年回避的许多核心和困难问题,现在再也无法回避了。经济学家应该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反复讲,在实践中讲,让大众和官员明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他说,中国的改革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先生的说法不可能对共产党昏官有任何促动。

“人治资本主义”与“新权威主义”是两码事。“新权威主义”必须具备四大基本面(不是技术面):一是存在真正的廉政、勤政;二是专权机制具有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发现、甄别、任用德才兼备人才的功能;三是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基本消除了垄断与经济禁区、权力规范下的私有制得到安稳、多种经济形式自由创造)因而充满经济的活力。吴敬琏先生说过:“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很多缺点的经济体制。然而与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试用过的一切其他体制相比较而言,它确是最好的。”四是民众对“权力外部人”的人生感到相对满足(像中国当下一些教授、事务官那样)。以此观之,当世诸国,确实唯新加坡近之;但新加坡也开始了民主改革,其国民也在期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权利空间”。更何况在遭遇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李光耀式的“东亚价值观”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了!而诸如香港警署、新加坡海关、菲律宾岁入局(短命)、驻韩美军采购部等等的廉政美谈,毕竟只是一国(地区)的机构或部件而已,自然无以作为国家整体可实行“新权威主义”的证据。至于偌大中国大陆就别做“新权威主义”的美梦了——我写过一系列文章证明:开明派的努力因其不能摆脱旧权力框架,尽管还有零碎脆弱的用处,但已经不再有“历史意义”。这里特别要转告读者的是,新加坡亚欧基金总干事许通美先生,1998年曾特别指出的,“朋党资本主义”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一大教训。先生的话当然与新加坡有关!

若干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有的还不断做着“新权威主义”的奏折和幕议,有的还一直在强势群体内推销鼓噪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比起我前面说的“腐败成了空气”来,润滑剂的马屁拍得还不够呀!),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其智力从权力和暴富者那里讨碗“学术政客”的饭吃,其心态无非是“管他娘的百姓,你们能捞就捞吧——只是要分我一份。”鼓噪“新权威主义”、“腐败润滑论”的“学术政客”们,无一不在日常生活中多少干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明证。

吴强、一杭两位作者在19981225《南方周末》报撰文指出:专制独裁乃地区动乱的根源。他们是基于对伊拉克困境的解剖得出这一结论的。在研究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众多专家学者指出,专制与腐败乃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何清涟女士在较早的时候就此撰文指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神话的破产”;黄苇町先生则主要就韩国作了相关剖析;连典型的御用“右派”经济学家厉以先生也承认“东亚金融危机的‘根’在于泡沫加腐败”。希望厉先生能够将这一认识真正用到研究中国经济上。

1998年《中国国情国力》第2期刊文透露,一位“领导同志”在广西考察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有三条教训:第一条是经济结构失误,把钱全投在房地产,和我们19921993年的教训是一样的。投进去没有市场就收不回来这个钱,压在那个地方压死了。搞房地产,不能把土地层层下放、工程层层转包。这是很腐败的一套,一定要把它割除。第二,乱借外债。本来法律规定的省级政府无权担保外债,未经批准他却担保。我们不会保护这种非法贷款。第三,腐败。裙带关系、贪污受贿,包括韩国、日本,一样的。日本那些高官,都是受过那些大银行、大老板的所谓过份招待,腐败得很,所以最后总爆发。苏哈托统治了35年,他也得垮台。经济垮了,老百姓民愤太大,他不垮能行吗?……

其实苏哈托时代的GDP有时甚至以年增长20~30的速度增长着,经济没垮,老百姓民愤还照样大!

有学者认为,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例如机制变迁(如基础的产权制度,和诸如政府机关集体采购、公车集中制等的局部改良等等)。这与老百姓的说法不太一样。1999年刚刚到来的时候,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1999年百姓生活的热点问题,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等地开展了专项调查,成功访问了785位城市居民。结果见下表。

其实,历年来的相关调查少说也有上百次了,结果都基本相同;又其实按该表中“不关注”惩治腐败的人数比例计算,10亿人中才800万,加上“不太关注”的也才2200万,以总人口13亿计的话,则为2860万人,仍小于人们估算的受惠于腐败的群体人数。

黄苇町先生在《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作家出版社,199811月,北京)一书中提出,“只有腐败能令我们亡党亡国”。一些官员虽然口头上也懂得这样讲,但一到实际问题时,便又端出党魁权阀的架势,似乎人权人士、道义人士才是亡党亡国的罪人,说明内心并没有先生这样的认识,或者虽然嘴上知道有亡党亡国之祸,也不惜为了既得利益迫害道义人士。难怪人们议论说:不反腐败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实质只能是失去传统权力。

城市居民对中国1999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关注程度

                                                                (单位:%

 

非常关注

比较关注

不太关注

不关注

排序

惩治腐败

83.5

14.3

1.4

0.8

1

保护环境

66.3

28.9

3.6

1.2

2

加强法制

62.8

31.2

4.5

1.5

3

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58.7

35.4

4.6

1.3

4

整顿社会风气

57.5

31.1

8.7

2.7

5

控制物价

54.3

32.9

8.3

4.5

6

解决贫富不均问题

49.6

41.2

7.5

1.7

7

保护消费者权益

49.4

46.3

2.8

1.5

8

澳门回归祖国

48.6

45.8

4.3

1.3

9

经济持续发展

48.3

47.6

2.3

1.8

10

 

关于腐败能否根除的问题,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这与对腐败概念的理解相关。我认为,腐败不仅是一种钱权交换或权力寻租,而且是一种制度性、体系性、集团性的政治现实。既然如此,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实际表明,腐败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在“控制住”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可以根除的。南非行政管理学院那位名叫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教授在其名为《控制腐败》的书中,所持的“腐败不能根除,只能控制”的观点,没有看到专制国家的“腐败”与民主国家的“丑闻”的重大区别,是错误的。“根”作为政治学的用词只能指制度,而不应当指人性。制度怎么不能根除腐败呢?

浙江省温岭市检察机关对1998年该市查办的十件大案(罪犯涉案金额从几万到几十、几百、几千万不等,总罪额达2300万元,人均100余万)剖析为四类:⑴以权“吞钱”;⑵以权“换钱”;⑶以权“调钱”;⑷以权“玩钱”。可见,腐败是一个政治权力体系问题。腐败与权力过于集中(直白说就是专制)是二而一的问题,专制是因,腐败是果。如果说,腐败不能控制住,就等于说专制无法制约住。幸亏,这已经被人类政治进步的现实否证了!

钟国兴先生讲腐败“导致经济落后”、“导致经济畸形”、“导致泡沫经济”、“导致社会动荡”;何清涟女士将权力的垄断称作“政治之癌”!现在看来,大讲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市场经济与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利于遏制腐败等等,都是一厢情愿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老调调,讲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是控制、遏制腐败的根本,才是唯一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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