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突发性重大事件发生，追查“谣言”往往便成了有关部门不可缺少的例行工作，这一次的四川地震之后也不例外。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当前抗震救灾工作”，这次会议要求：“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对那些散布谣言、干扰破坏抗震救灾的行为，要坚决依法处理，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不熟悉中国特色政治语言的人肯定会感到不解——“正面舆论引导”和“依法处理”“散布谣言”的行为怎么就成了抗震救灾工作的一部分呢？
但中共中央的要求显然不只是随便说说的，不知是作为这一部署的一部分，还是公安部门自行启动了这一例行工作，５月１２日的地震发生后，公安部也迅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种乘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对借机故意制造散播谣言、蛊惑煽动的别有用心之徒，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全力维护灾区社会秩序。”
话音未落，4名造谣人员已于5月13日被抓获，并分别被处以治安处罚或训诫。据《人民网》报道：“5月12日，辽宁大连刘某，河北廊坊刘某、山西运城张某、河南焦作曲某出于恶作剧或为提高个人网上空间点击率等目的，编造“北京将有比较强的地震”、“汶川地震系人为”等谣言，并在在互联网相关贴吧里发帖，造成了不良影响，触犯了有关法律。”
于是，在举国悲伤、纷纷捐款捐物捐血的“众志成城”氛围中，4名网友成了打击谣言的牺牲品。无法看到他们的原始发言，所以无法予以评判，但仅就公安机关公布的“谣言”而论，治安处罚的处理显然过重了。
当此之际，公安机关针对网友言论的惩戒行为似乎是为阻止人们对于地震信息的扩散，而不是正常的执法，因为网络世界上比这更有蛊惑性的“谣言”比比皆是，未见公安机关一一惩罚（也不可能惩罚得过来），具有明显的杀鸡骇猴之嫌。说穿了，公安部门想通过这样的惩罚警告那些想对地震说三道四的人。
显然，这种重大事件面前打击“谣言”的做法反映了中国政府落后的执政理念。自5月12日地震发生之后，守侯在电视屏幕前的中国观众会发现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地震灾区的即时信息，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电视记者的灾情报道显得极其业余，所谓的现场直播基本没有灾区的画面，5月13日，当境外的BTV电视台记者进入震中汶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线记者已全部回到成都的宾馆睡大觉，而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的要求之后，中央电视台的地震报道便迅速转化为抗震报道，翻来覆去都是领导指示、领导活动，完全不能给民众提供有关地震以及地震造成的损失的及时报道。但在可能的地震威胁面前，人们关心的毕竟不是领导指示和领导活动，而是地震现场的画面以及地震可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需求面前，如果没有可信的官方报道，人们便会本能地求助于“谣言“，正是由于官方媒体不能给人们提供及时、客观、全面的报道，谣言才有了存在的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谣言十分简单，只要不给国内媒体记者施加“正面舆论报道”的限制就够了。有了来自灾区的真实信息，傻瓜才会相信谣言。
更严重的问题是，谣言往往被证明为比官方言论更可信。网络信息足以显示：在地震发生之前的5月3日，汶川所在的阿坝自治州防震减灾局曾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当地要发生大地震的传言是否属实，接到咨询电话后，阿坝自治州防震减灾局立即要求下属单位查找谣传的来源，进行辟谣，“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防止谣言进一步扩大”。虽然这一谣传涉及的“地震”地点与此次地震实际发生地不完全相同，但是考虑到谣言与实际发生的地震在时间、地点上惊人的相近性，如果这一“谣言”能够“进一步扩大”，或许还真能减少汶川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更有甚者，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在向民政部及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提问称有7名四川地震局职工向他反映，地震发生前已有较为准确的预测，但当局考虑到奥运临近而压下了消息的发布。由于国家民政部及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该记者的求证始终未予正面答复，也让人怀疑“谣言”是否真的是万恶之源，而官方舆论是否真的那么可信。
有趣的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要求中，“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和“依法处理”谣言是作为同一个句子而存在的，这也是官方长期一贯的做法。但在现实中，“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往往是新闻封锁、新闻限制的同义词，正是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的行为，导致了官方舆论的匮乏和不肯信，这才有了“谣言”传播的空间，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矛盾关系。对官方来说，一方面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总是声色具厉地打击谣言，真可谓无事生非。
事实上，地震灾害确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对于四川汶川地震的应急反应也属迅速，尤其是在如此惨烈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及国际社会表现了巨大的理性，救灾成为当下海内外舆论的共同主题，减少震灾造成的人员伤亡是各方共同的愿望，而由于承载救灾任务的主要是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新闻报道和宽松的言论环境并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相反，很可能在全世界民众面前强化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另外，及时、全面的灾情报道也有助于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有效组合各种救助资源。但中国政府却用一贯的“正面舆论引导”和对谣言的追查与惩罚，再次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限制新闻自由、控制言论传播的负面形象，不可谓不愚蠢。这种旧的言论管制方式到了该加以反省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