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的世俗准则就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但它有个条件，就是你的这种意见和生活方式，无论表达与行使都不得损害他人。可问题在于，假如有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还宽不宽容呢？假如宽容，又该怎样宽容呢？是应该依照“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的原则，追究损害者的法律责任呢，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作为受害者是应该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放弃一切要求赔偿和惩处的权利，还是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尊严和权益呢？在坏人当道、恶人横行的社会里，一个公民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是应该依照自然法的原则采取他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讨还公道呢，还是应该本着“一切朝前看”的原则，自认倒霉，主动承担一切后果，甚至像阿Q一样说声“儿子打老子”了事呢？
2007年 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叫赵承熙的韩国留学生，用两把手枪射杀了32位同校师生后举枪自尽。可在案发后社区为遇难者举办的守夜祈祷仪式上，他们点燃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其中一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不仅如此，在校方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草坪上的石灰岩纪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 赵承熙”。赵的纪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了伤感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是这样写的：“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对于这种种做法，中国人感到恨惊奇。一些人在文章中问自己，也是在问全体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33”究竟比“32”多出什么？
而许多中国人对美国人悼念凶手的做法并不陌生，16年前中国人就领教过一回“爱义人，也爱不义人”的神圣传统。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包括自己导师在内的五人后饮弹自尽。然而，令中国人想不到的是，在案发后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中称，卢的家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彼此应以宽容的态度分担悲伤。
老实说，在读了这样的文章后，我的内心首先感到的是一种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力量如雨后春风潜入我的意识深层，撼动着我固有的精神坚冰；但同时我也有种不安，担心这种忽略制度背景的描述，会给中国人一种误导：看哪！西方人也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原谅恶人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相对主义传统的国度。
可事实上，无论是在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还是1991年的爱荷华大学的校园枪击案中 ，凶手都已经死了。凶手死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古老的“杀人抵命”原则得到了兑付，不过完成之手不在法院，而在上帝。上帝以凶手自杀的方式使社会正义在血案现场显现。即使凶手不死，以美国丝丝入扣的法律制度，开放透明的舆论监督，凶手也不可能逍遥法外，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现在，就让我们以“小人之心”猜度一下：假如这两起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是好好地活在世界上，甚至每杀一次人都得到了单位的提拔、领导的重奖，而受害人及其家属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但得不到来自政府的任何补偿，反而遭到有关部门的监控，甚至当受害人的家属到政府门口上访时，还被以“破坏治安罪”关进了大牢——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习见的那样——美国人及其受害者的家属还会不会原谅凶手？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宽容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制度文明和法治秩序在起作用。在那样一种高度完善的法治秩序和文明背景中，美国人根本用不着担心，法院会“吃了原告吃被告”，凶手会装病保外就医或干脆以行政处分代替惩处，舆论会遵从一个统一的口径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即使凶手已经死了，他们也不用担心，受害者是乡下人，命价只能以三折优惠。在这两个故事里，受害者的家属都没有提及法律责任，而没有提不等于不知道，倒恰好反映出，在那样一个发达的制度文明和宪政框架内，一个受害的公民对他的政府以及民间各种救援组织寻求公正的信心，尤其是对那样一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命案来说，根本就用不着他来提醒。而在一个高度腐败的社会里，所有的权力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恶人可以通过行贿买通法官和警察，不法之徒可以利用掳掠来的钱财喂饱所有的官员和媒体，让他们噤声或暗中助力。受害人的冤屈和悲伤没有一个合理的渠道来申诉。他们啼哭，无人倾听；他们举哀，无人叹息；他们祈求，无人理睬。除了诉诸仇恨，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干什么？
这时，你不用跟我装逼，说这些人心中没有爱只有恨，不懂得“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的道理。因为人性的弱点是，灾难离自己遥远时容易超凡脱俗，只有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可能将心比心。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罪行的。在恶人得不到惩处，受害者得不到抚慰的情况下，不用说宽容因不具备起码的条件得不到实现，即使真有一个“大度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的人——像唐玄奘对待吃他的妖精那样——宽容也未必值得称道。因为社会正义在没有社会强制力的推动实现以前，宽容并不具备使作恶者自动警醒的魔力；反而会使他觉得受害者软弱可欺，作恶有利可图。既然“多行不义”不但不会“自毙”，反而会使他的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地发展，他干嘛不把“杀人放火”当成一个“经济增长点”来抓？
可见，宽容是离不开社会正义的；离开社会正义的宽容是软弱的，是自欺欺人的。这样一条原则不仅适用于世俗社会，甚至是在宽容的源头——宗教宽容里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比如，在一个独立的教会里，人们出于对上帝的虔诚，可以宰杀小牛、小羊甚至烧烤小牛小羊身上任何部位的肉以为献祭，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蒙上帝悦纳，小牛小羊又是自己家的，长官和他人就无权禁止；但如果有人别出心裁，认为牛羊献祭不时髦，他要以婴儿作为祭品——像古代中国以童男童女祭神一样——就万万使不得。因为这侵害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那么，宽容与社会正义究竟何者更重要呢？我认为是社会正义。因为社会正义实现不了，宽容就无从谈起；而宽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率先实现了，宽容就可以随着人们的信仰实践、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步解决。《圣经》上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可见，不公不义直接影响的是人们的心灵。它使许多人的爱心绝望，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公义。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则污染的是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