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1296年奠基，1436年建成（其鬼斧神工，令米开朗基罗亦叹为观止），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花之圣母大教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其重要性和象征意义毫不亚于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自由女神像之于纽约，天安门之于北京。
一次，阿拉伯移民为抗议意大利政府，在花之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安营扎寨，就地解决吃喝拉撒，把一个宗教、文化和旅游胜地搞得乌烟瘴气。采访过基辛格、邓小平等诸多世界风云人物的著名记者法拉奇怒发冲冠，强烈抗议市政当局的不作为，当局仍安之若素，直到法拉奇威胁要成为人体炸弹与这些阿拉伯人同归于尽，当局才被迫下令清除了阿拉伯人的示威营地。
政治正确是人权斗争结出的丰硕成果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高，一般而言，它包括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发表针对政府或强势群体的激烈言论，以及和平抗议和示威。不过，与其它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样，政治正确也是过犹不及----
阿拉伯移民在意大利居于少数和社会边缘，抗议行为虽有出格，终无大碍，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当局予以容忍似无不妥。但，很可能就是这一点彻底激怒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法拉奇：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害怕冒犯"政治正确"，导致范围更广更激烈的抗议，因而采取鸵鸟政策，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反向歧视，即阿拉伯移民的素质或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可以不必象普通市民一样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享有某种"特权"或道德批判的豁免权。
比较而言，法拉奇似乎更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强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当政治正确凌驾于常识之上，成为朝野上下的紧箍咒，和"弱者"无视基本的法律、道德规范的挡箭牌与遮羞布，义愤填膺的法拉奇孤掌难鸣，才是真正的弱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社会不应容忍歧视或反向歧视，后者往往以同情弱者的政治正确的面目出现。
美国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直接催生了198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的语言净化活动：政治正确，即倡导语言和思想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使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如为了避免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和信仰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或不满，在美国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盲人、近视则要称之为"视觉受到挑战者"。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正确可以纠正公众下意识的偏见，无偏见的语言氛围有助于与众不同的人或人群，同主流人群更加和谐地相处。政治正确成为文明世界衡量一个人或群体的综合素质最基本的标准。
200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异常尖锐地表现了美国当代社会的种族歧视现象。影片里的人物，只有非洲裔美国人相互之间笑骂"黑鬼"，白人角色哪怕再有种族歧视心理，也不可能骂出口，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在生活中或新闻评论节目里骂"黑鬼"，除了令人厌恶，还要吃官司。"黑鬼"与"白痴"等侮辱性字眼有着严格区别，白痴可以是白人或任何种族的人，没有与肤色联系起来。
CNN主持人卡弗蒂"暴民和匪徒"的言论，在中国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非华人区域却波澜不惊，就是因为中西方对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的理解，以及文化心理与习惯的诸多不同。在西方人看来，"暴民和匪徒"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没有和"族裔特征"联系在一起，但不少华人却认为已经构成种族歧视。
同样，西藏事件也是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深刻反映。汉、藏平民在暴力面前是弱者，而无论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多少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藏族与汉族群体相比也是弱者。西方媒体几乎一面倒的 同情我藏族同胞（不是支持藏独），就是因为政治正确的心理根深蒂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很容易产生反华势力在背后操纵西方媒体的错觉。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不失为消除彼此文化误读的良策。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丘吉尔发表文章，把世贸中心的遇难者比作"小艾赫曼"（艾赫曼是纳粹著名头目），是参与"制造利润的庞大机器统治专家"，而恐怖分子则是"壮烈牺牲的战斗队"。
可想而知，这番言论在悲痛欲绝、同仇敌忾的美国人中间引发了多么猛烈的抨击。但是，丘吉尔没有鼓动别人去搞恐怖袭击，他对庞大的美国经济机器的厌恶和对死难者的态度，以及对恐怖分子的同情，矛头所向都是权力和主流强势群体，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发言（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因此，美国媒体和学术界虽然一致反感丘吉尔的论调，但坚决捍卫他发言的权利，并反对解除他的教职。
很多人之所以反对抵制家乐富，主要原因除了无法证明家乐富大股东支持藏独，恐怕就是抵制行为本身政治不正确，即便比五四学生运动温和许多，但五四的过激行为针对的是权贵，而抵制家乐富，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处于弱势的打工群体和供货商。把世界历史翻个底朝天，也很难找到一次向弱者发难的"爱国行动"。除非你认为愚昧野蛮、反洋不反权力、对同胞痛下杀手的义和团大师兄是爱国者。
放眼世界，犹太人可能是政治正确最大的受益群体。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恶震惊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获得了普遍同情，西奥多•赫茨尔19世纪发起并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开花结果：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地区分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正式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很快获得美国、前苏联等大国的承认，连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都发表了感慨万分的社论：
"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以色列建国次日，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和伊拉克五个阿拉伯国家即组成盟军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截止1982年，共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巍然不动，时至今日，再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向它发动正面进攻。强弱再次发生变化，得到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面前成了弱者，流血冲突一直不断。
与西方世界相比，阿拉伯世界显然是弱者，阿拉伯移民在欧美国家也属于少数或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在欧洲主要国家，各种穆斯林报刊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诋毁基督教，一本描写美国中情局和犹太人联手制造"9.11"事件并嫁祸阿拉伯人的书，竟然登上了巴黎的畅销书排行榜，但却无人起诉作者在散布"种族和宗教仇恨"，涉嫌侮辱、诽谤。
在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观念的影响下，本是弱者的阿拉伯移民在言论上已然处于强势位置。"9.11"事件发生时，法拉奇亲眼目睹了世贸大厦的倒塌，忍无可忍，发表了激情四溢、犀利异常的《愤怒和自豪》，猛烈抨击"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可兰经》）的伊斯兰教和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遭到欧洲左派媒体的围攻和阿拉伯世界的严厉谴责，一些穆斯林组织声称要"杀死"她。
法拉奇成为霍梅尼下令要处决《撒旦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言论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死亡威胁的自由作家，也因此被《华尔街日报》誉为"欧洲的良心"。
法拉奇无比强悍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勇气，令须眉亦为之震撼。但在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和凶猛的反对声浪面前，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人又是那么的弱小----
在泰山压顶的美英解放军面前，萨达姆的革命卫队根本不堪一击，但在萨达姆的独裁暴政之下，伊拉克民众又是沉默、待宰的羔羊。
看似黑白分明的强与弱，一旦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时，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也许，随着对政治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深入，以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的日益普及，人们才会打消雾里看花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