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把高智晟、郭飞雄之类的人称之为当下中国大无畏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已逝的杨春光也应该叫大无畏的“公共诗人”。
如果中国最需要的是高智晟、郭飞雄这样富于良知，富于胆魄，富于牺牲精神为公众事业奋争的“现代斗士”，那么，杨春光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诗人。
当今，游离于社会公众之外的中国诗歌已近无人问津；然而因了网络，在中国“玩诗”的人比任何时期都要兴旺，再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成名和未成名的加起来，中国的诗人实在太多了。
而中国大陆最需要的诗人，我似乎只看见一个杨春光！
（二）
诗人杨春光以下品质，实为当下中国之必需——
一、不为“私我写作”的流行病污染，摒弃“个人写作”自以为是的孤芳自赏，以精力充沛的生命活力为公众事业而掬躬尽瘁写作到最后一息；
二、坚持绝不投降的反抗专制主义写作立场，毫无顾忌地向极权意识作无畏笔争，那样一种毫不示弱的诗写姿态：
三、绝无嫉贤妒能的小家子气。常大处着眼又不避琐细；具有无私忘我的胸襟与大度包容的肚量；具有容受不同意见的人格力量与凝聚不同人才的组织才能
四、以高瞻远瞩的文化战略眼光，雄厚磅礴的诗学理论对于中国诗界及知识界所作的激荡、推动与整合的强烈影响；
五、以敏锐的思想探索触角，大胆广泛的先锋诗写实验，完全为中国公众而写作的诗性文本等等。
（三）
很多诗人不喜欢杨春光的诗，很多自以为已扬名立万的作家、评论家未必理解杨春光的诗，包括笔者在内。
我一向推崇杨春光的为人：坦诚大度、无私无畏、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我也十分推崇杨春光的诗学理论，将现代诗学与特定的国情紧密结合，将诗人写作与反专制主义与反极权主义话语联系起来——他的代表作《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系统提出的诗写主张与话语策略，坚决、干脆、透彻、深切，最是当下中国之必需！杨春光一系列决绝、彻底、放纵、细密、而且气势磅礴的诗学理论，使中国当下其他各种包装得煞有介事的诗论主张相形逊色！
而我从未认真肯定过杨春光的诗歌，我写的《“国民公敌”杨春光》一文，多是从其人其诗学主张落笔的；杨春光曾希望我续写他的诗歌评论，我没有干脆地答应，至今也没有写。因为我觉得杨诗虽然写得大胆、让人看得好玩开心，但私下认为太过粗糙，潜意识里甚或认为近乎粗制滥造。说白了，就是免不了用缺乏“艺术性”来打量杨的诗歌作品。我相信，对杨诗持我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
我一直没有好好读懂杨春光！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杨春光看似“粗造”的诗歌作品，根本不是为当今远离民众的诗人写的，也不是为关心什么文本建设的评论家写的，杨春光根本就不考虑要为这些“业内人士”写诗！他大处着眼，俯瞰体制病象，瞩望中国大众而写作，他的诗歌作品是为中国需要而写的。
杨春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突出的漠视业内人士只为中国大众写诗的中国诗人！
他也不为自己写诗——像那些自以为清高的自我抚摸者。
他为中国人写！
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对中国当下社会有真感受真体验，你一定会为杨春光的诗歌作品感到震动！你一定会为杨春光那大无畏的大呼猛进的敢挑敢揭敢骂敢嘲敢打敢拚甚至敢操敢日的汹涌诗篇而感到痛快淋漓！！！
这样的诗，绝非小圈子互相把玩的小玩艺儿！这样的写作，习惯传统审美的眼光绝对不会欣赏！但我而今意识到了，以艺术之“精”与“美”衡量杨春光的诗歌，绝对是误读！
在杨春光的诗歌面前显得可笑的，是我这种诗评家！
当中国诗坛遍地是“个人化写作”的呷呷声，当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在为自己写诗而自以为是，也都为个人的诗歌创作志得意满之时，只有杨春光，他写诗不为自己，他为中国而写诗，他的诗是为中国人写的。
（四）
我现在明白了，杨春光为什么要说他的诗是“激情叙事”写作。
杨春光的“激情”，主要的还不是儿女私情，虽然杨在儿女私情上也那么激情洋溢。杨的激情，更多的是面向公众的激情——是向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所面对的专制主义死敌、极权主义魔军发出的！在杨春光身上，这种诗性激情的饱满，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如岩浆喷发，如瀑布倾泻！这种激情的罕见，似乎是一个民族压抑多年忍无可忍的情感，要借杨春光猛犸雄狮般的嘶吼发出！浊浪滔滔，轰击一切……
杨春光“一个人就是一个军团！”“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我是从其诗歌作品成组成群成堆成阵，其诗性言说汹涌不息的情感含量这个意义上说的。不信，你让当下中国各家媒体，各大众报刊发表他的诗歌看看！！！
“叙事”，是九十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诗界并为诗人乐此不疲的“行话”。可究竟有哪个诗人的“叙事”作品与中国底层民众患难与共？与中国公众休戚相关？！像屈原的《国殇》，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蔡琰的《悲愤诗》，陶潜的《咏荆轲》，杜甫的“三吏”、“三别”，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卖炭翁》、《长恨歌》，直到吴伟业的《圆圆曲》那样，从而与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相衔接？当今中国诗坛，直面社会现实与大众困境的“叙事”，似乎又只有杨春光乐意为之。我们且看他的《人妖》中国波普组诗中这一首《乡村人驴牛三鞭鲜味饭店》，以略见杨春光叙事作品之一斑——
在一个名叫“乡村伟哥野味饭店”的/贸然来了一群穿公安制服的喝酒人
叫驴闻之急忙躲开了（生怕吃它驴鞭）/等这群喝酒的人醉熏熏出来时/叫驴又往回来了，而母牛却突然躲了起来/这时叫驴很不解地去问母牛道/咋也躲呀？母牛说/我也怕他们吹我的牛B呀
当这群喝酒的人走远了/饭店老板把驴牛都叫过来道/我的驴呀牛啊，你们以后别自作多情了/在这个年代，你们的驴鞭和牛B都过时了/如今咱这店里不仅
可又过了一天/还是那群公安局喝酒的人来了/他们这回不仅要吃人鞭、吹人民币了/还要专点本店的活驴、活牛烤吃/连那条刚下生的小公牛犊也不放过/老板想去别家买来也都不准/老板只得流着泪让厨师把它们活烤了
从这以后/老板一狠心把自己的店名干脆更改为——
“乡村人驴牛三鞭鲜味饭店”。
——《乡村人驴牛三鞭鲜味饭店》
可见，杨春光的叙事作品所叙的，是中国老百姓耳闻目睹的人与事，是与中国平民百姓生存境遇密切相关的。杨这类叙事作品，其“事”多来自现实生活，杨诗中出现的“人”，如政治领袖，当红影星、商界大腕等等，多用真名，但又有某种符号意味。这似乎是为了使具体的人物与事物服从诗歌文体的变形需要，抒情需要和概括需要。杨因此更多的是将“叙事”渗透在激情抒写之中。试看他 1995年写的名篇《我想登上天安门》中的其中两节——
我想登上天安门/我随随便便登上天安门/在金水桥畔随随便便一挥手/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立即变成了秩序井然的生态平衡运动/中国现代工业的污染/立即从每个人的眼角清除/让每个人的眼睛晴朗如蓝天/让每个人的瞳仁清澈如深井之水/让每个人的眉毛如湾湾天上之河/让每个人的头发如原始森林那样苍峻和豪气
我想登上天安门/我在天安门层楼检阅台上随便走一走/五七年的反右跟着我成了拥护右派活动/大鸣大放晴空万里/民主运动万里无云/党内民主如日中天/党外民主如火如荼/党禁、报禁全部解开/人权自由不再作为虚词/全国从上至下全民直选/知识分子登上领导阶级的舞台/全国人民选我为开国总统/可我只干了一届/就主动下野/但留下了一部民主宪政的宪法
……
（五）
杨春光的诗歌文本，喜欢以平面性方式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平面性地展示历史事件与现实场景，平面性地排列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式的社会现状。这种不刻意追求深度的平面性，是杨春光诗性写作的常用角度，这又是一个为中国老百姓写作的证明：唯其平面化，老百姓皆可看可读，便于共感共认。
直接性，是杨春光诗歌话语的又一特征。他要“一竿子插到底”！这种直说人事直取主题的写法，肯定为老百姓喜欢！所以杨春光作品没及时公开发表在中国公众面前，最是可惜！对于诗歌这种文体，直接性的写法其实是很犯忌的。杨的直说话语有双重的犯险性：一是直写当权人物易犯惹火烧身的政治风险；二是“诗贵曲不宜直”，诗题诗意一览无余易犯索然无味的艺术风险。杨春光诗歌写作这种“别人不敢写的我写”，也的确让他在这两个向度上付出了代价。
但是杨春光的思想艺术胆魄，使其深入到了“非诗化”的极限，应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1）这种探索，往往在大失败中蕴育大成功；2）这种实验，既能为自己的写作开缰拓土，又能启示后人（比如后来中国低诗歌运动中的徐乡愁、典裘沽酒、管上、蓝蝴蝶紫丁香等人的写作，就保持了杨诗直接明白的长处而避免了诗化不足的毛病）；3）诗歌史会为这种“历史不敢写的我写”记上应有的一笔。总而言之，杨春光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诗歌写作，又的确显示了某种力挽狂澜的努力——使远离公众已久的中国白话诗歌回到普通老百姓的可观可读之中。
（六）
为了解决平面直白的诗歌容易丧失诗性的问题，杨春光进行了许多诗歌手法与诗性语言的试验。在我看来，最为成功最具开创意义并且影响最大的，是其将“性”与“政治”互文，称之为“谐音错位”的诗法。
“谐音错位”（本文笔者也将其称作“谐音对位”）诗法，其话语表现，内含多层次的意义：1）是在题材上，直指中国历史与现实最为敏感的两大禁区：性与政治。性话语禁区的完全打破，已经是杨春光此类作品大量书写之后的网络时代了；而政治话语禁区至今仍然蛮横在中国诗歌面前，使一般诗人避而远之。目前对之进行冲击最有效的话语方式，其中就有“谐音错位”；2）是在思维方式上，“谐音错（对）位”充分体现了以“色情”联想解构威权政治的反讽色彩；3）是在艺术方式上，“谐音错（对）位”法通过杨春光广阔的诗歌试验，充分包涵和体现了对比、对照、强行拉合、反向张力、复调、狂欢、恶搞与搞笑、嘲讽与反讽等等的锋锐性与幽默感；4）是在话语方式上对汉语潜在诗性的发现与发掘。杨春光以“谐音错位”诗法所写的作品实在太多，这里略举几则——
“老三鞭”新编——错位写作
茅厕稀
为淫民服务
我们的卖淫裆和卖淫裆所领导的妈拉个巴子军、新黄色娘子军，是卖淫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姐放淫民的，是彻底地为淫民币的利益工作的。脏死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
纪念白苍蝇
……我们要和一切智笨主义国家的共产粪坑大蛆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智笨主义国家的共产粪坑大蛆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民猪主义，姐放我们的民鼠和蝇民，姐放屎界的民鼠和蝇民。这就是我们的锅鸡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猪主义和狭隘爱屎主义的锅鸡主义。……
愚公愚民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束手发动蠢众，壮大愚民力量，在我党的愚弄下，打败民主聪明者，解放全国愚民，建立一个新民猪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愚弄机关——中央愚民会。今后的任务是愚弄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可笑的大会，一个愚民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愚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愚弄，从愚民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愚弄，达到了愚民。这次大会是愚民的模范，是自我愚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猪的模范。
……
杨春光以这种“谐音错位”法对红色经典进行放肆的消解，真真是骇人听闻！简直是肆无忌惮！！
汉语中的同音字与谐音词之丰富人所共知。这种现象，常常造成使用与接受的歧义与误解。但中国汉语这种与身俱来的歧义性与误导感造成的天然张力，却是诗性话语求之不得的。是杨春光识破了这种误解与误差中包含的现代反讽所需要的诗性资源，而且无比丰富。通过研究，他进一步发现了“性”与“政治”与汉语中词语的“谐音”之间的互文相通关系，创造了“谐音错位”诗法。为此，他兴奋地进行了广泛的文本写作试验，极大地彰显了古老汉语的现代诗性表现力。
而今，将政治与性对照、串连起来，在“话语互文”的同时实现“意识互否”，作形象互通的同时也呈现观念的互涉，这样一种诗性言说，亦即是杨春光大大咧咧声言的“坚持屎尿屁的为人民写作”！——果然有出奇制胜之效！将性行为与政治操作挂钩，将色情话语与政治话语谐音错位或谐音对位，以屎、尿、屁话语明知故犯地亵渎极权政治，一句话，“以奇语消解正语”，已成为中国当今的“低诗歌写作”最为出彩最为有力的诗写手段，确实成了杨春光赞扬的克敌制胜的武器。只要专制主义、极权政治存在一天，这种将性与政治谐音错（对）位，使官方捡查防不胜防的写法，就不会过时。
（七）
杨春光进入网络是03年初，不到半年，他在各网站论坛的活动幅度与深入程度已非常人可及。我游览过不少杨春光与他人论争的帖子，多见他持理言说，据理服人；如对方不买帐，他便提出各人保留自己意见，从不盛气凌人或显得高人一等，非要在言辞上强占上风。中国网络诗场的争吵、漫骂屡见不鲜，稍不合意，即以肮脏下流之语出言不逊，其粗鄙恶劣与无赖，使一般正人君子望而却步。
杨春光亦常遭如此非理之言，但我从未见他以骂反击。要说脏话臭语，杨春光早在九十年代就以粗鄙不堪的屎尿屁语辞大量进入他的诗歌作品；那是为了解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为了消解极权主义一统天下的独霸话语——他将其称之为“不讲道理的诗歌写作”。但杨春光从不以这种“不讲道理”施予普通人，用以互相攻讦！这就是杨春光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对诗人，他最严厉的字眼，就是“犬儒”二字，一旦使用，也辩清对象，持理有据，绝不无的放矢。杨这种论争姿态，赢得了众多诗人的佩服，甚至也赢得辩争对手的敬意。
杨春光是网络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是中国诗坛自由文学运动与低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尽管他思锋激烈，却丝毫不影响他对众多诗人的凝聚力。他能充分尊重他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尽可能团聚一切力量。即便是反对者，他也会邀请对方指导。杨春光善于利用现代网络特别是电话与人勾通。据我所知，杨可能是主动给他人打电话最多的组织者。以其窘迫的工薪，杨经常与各种人电话勾通想必也是不小的开支。比如与我，他是常来电话交换意见的。虽从未见过面，他那诚恳的话音依然如昨。从其他人的悼诗悼文看，很多从未谋面的人都是从他的电话中为他感佩吸引的。以我的真实感受，杨春光确是一个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中国诗歌事业的人。
（八）
但把杨春光只看成一个单纯的诗歌战士，仍然是不够的。
杨春光又是一个民主战士。
杨的朋友，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写诗的，一类是搞民运的。据杨春光说，写诗的朋友多劝他不要和搞民运的在一起，搞民运的也不理解他与诗人的关系。然而杨春光坚持一手写诗一手参与民运活动，他对这两者都很深入，而且努力对两者进行沟通。这在中国的诗人中寥寥可数，在中国的民运队伍中也不多见吧？这样一种诗人，当然也是中国最需要的。
杨春光生前曾为中国民主运动入狱，参与和组织过对其他民运人士如
杨春光是中国最需要的诗人！
我的中国，你何其不幸！
我的中国，你又何其万幸！
张嘉谚于杨春光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