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对1948至1950年中国各地报纸关于中国政权易帜前后舆论，媒体反响之，变异和变色之的迟到的评介。虽然这些评介是五十多年以后粗疏做出的，但是，涉及问题却不无现实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期盼和思考。时值又一个所谓"国庆节"期间，我们不揣简浅，对所谓"解放"时期国人的真实社会思想状况做出今天的分析。其中，一些分析的观点，在当时就有反映，如，如何看待自由主义；另一些观点，则预告了未来时期发生文革的1949年改造风格之萌芽，如，揭发，告密，检举，检讨，批判，乃至杀戮。。。。。。可以说，镇反，反右，文革及其一系列运动词汇，运动思考，运动行止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缘于1949年以来中共操控的大洗脑，大清洗和大镇压之传统的自然延续——其实，在所谓中央苏区，在延安，在东北解放区，这种革命加极权的毛式文化，早就已经开始登场，运作和发扬光大了。故此，对于这种十.一文化——党文化，做此小小总结，很有必要。我们的回首，其实是对国家走向的一种现时前瞻。
1948年9月
这里摘辑的是1948年民国报刊舆论对于一些较为重要事件的评议，观点自然流露，态度自然明显，而所评思维之内涵，却仍呈隐学，过了大半个世纪，这些隐约之观点，其实读者诸君并不是非常明确——这也是编者所一直考虑而忧思在身的。仅仅从9月份言路构思和编写织体看来，民国末期的写者和读者，都已经关系下列思想，或者说几乎是思想界之大事情。
第一，当然是战争与和平之大事情。战争大事情，可以简单而言，一言而蔽：就是抗争结束，内战开始。抗战必然，必须，必经，但是内战呢？大家不甚了了。一说是要这个党的真理，又说，要那个党的真理。究竟真理是不是非要打出来不可，其实完全不然，但是，当时的党人，党魁，党识，毕竟不那样看，不那样做。于是，战乱之余带来战争一将功成以后的许多难题。比如，抗战"八百壮士"流落街头，无人关照，晚景凄凄之报道。毕竟，战争打过去了，胜利者们官的官，钱的钱，女人的女人，接收的接收。。。。。。但是，真正功勋者，受难者，却在享受被遗弃之命运，甚至自杀。这个现象，也同样不是民国特有的特产。中苏，中越，中什么什么，也是一朝开展，英雄辈出——一朝非战，礼仪周全，衣冠楚楚，外交内应，装得像个人式的，而那些各个朝代的"八百壮士"，血染的风采，就滚蛋边缘了。
再比如，流亡学生的滋扰，抗争和他们心里的真理问题，就此发生了。
傅作义将军处理北平所谓七五事件，其中误伤学生，他自请处分于蒋总裁。其中对于"谁开了第一枪"，细说纷纭。不说其他，这个对于学生生命，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或者说，看起来重视的态度，说明，民国人士，军人和民间，都是要看重人命的，国人说，人命关天，是也！反之，在取消这个前提下谈论其他，也就无非是非人之谈，非人之谈，也就是兽性之谈，兽性之谈，还有什么好谈！
第二，民国事情办得怎样，其实是先行思考了今天中国的事情办得怎样——你看，这里就复刊了蒋经国"打老虎"，微服出访，惩戒官痞丘八的一些小案例。这类清官大老爷的事迹，今天读来还是不无悬念的，像是阅读古代之正义之举之做法，就是味道很陈旧，很酸楚。民国经济是不是腐败，不是按者一两句话可以在此交代的。打老虎是不是成功，也都做出过历史结论——简单而言，老蒋先是要小蒋来打，后来，国母愤而拒斥，遂一骂而止，化为止水，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蒋经国圣人之形象，也就烟消云散，一齐跑到台湾去了。这个反腐败大悲剧毕竟让后人，后党，后领袖来做了。他们做了吗！做了。开国元年不久，就痛斩马谡，枪毙了刘，张二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不过是共党中级干部贪污了万把元钱，而已。
这个国民党是不是也思考了经济改革呢？思考了。这里有一个证明。他们说，他们思考过是不是要行"英国式社会主义"之改革（『南京日报』）；谈到英国社会主义之当时之不可行；东西南北之经济不平衡，之差距；谈到财富分配不公；谈到现在所谓之"三农"问题，诸如此类。但是，他们的改革为什么只听声音，不见实物？我们的改革呢？
第三，沿路既开，却又是删版，又是查闭，更是审查。这里，有此一例，就是『和平晚报』被封门三天的事情。我们知道，党国禁报，乃属正常。大公报不是也会被禁吗？那是第一大报。他们还三查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好了，这个传统没有失传，到了文革，红卫兵一家伙取缔了大公报，就不是封门几天的事了。
还有，就是此月份，北平中南海开辟成了公园，公民之园。这个道理很简单。公民者，享受"公园"也；非公民者，就不享受了。寓言之，公民者，是要有公民教育，民主教育，宪政保护的。读者诸君，宪政一词，其实民国已经流行——傅总司令开宗明义，就是俺宪政国家，如何如何，你们看看吧！
10月
民国也有道德建设，你不信吗？
你看，马鸿逵就声明在此。
还有就是取缔恶俗，破除迷信。那是沈阳官方的荣辱观。可是不幸，接下来就有报道"暗娼床上摆双尸"。这类妓女文化现在也时见报道，某某女尸横呈官吏之床榻，云云。这个古老的职业带来了何等样子的思考呢？无非还是权力，金钱，霸道，王道和女性悲苦之命运的关系。亘古已久的行当，是不是就是不朽的权力和不朽的金钱之产物呢？再者是革命纯洁性的训练和教育问题。此间报道忽然让按者眼前一亮，好像是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此要呼起政府当局注意：第一，立刻展开全面整肃运动，首先淘汰国民党内一切反革命不革命和假革命分子，巩固革命阵营；第二，停止姑息政策和以毒攻毒的政策；第三，必须使军队成为革命的武力，即人民的武力，才能负起保国安民的责任。"（『南京日报』）
"昨天是胜利后第四届双十节，这是革命先烈以头颅和热血换来的国庆纪念日"。（『天津国民晚报』）这里（一）说的，是国军败类投共事件。此间人物大小，重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牵涉到"革命"问题。革命纯洁性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淘汰不革命，反革命者，国共思维，做法，不二而一。这个现象是不是值得今人还要判断一下，思考一下呢？
文革时候，江青说，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是啊是啊，这个套子啥时人们会弃之如敝屣呢？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革命文化之外的广阔天地了。
接下来就是有名的关于"可耻的长春之战"的报道（可见『大公报』；此见『西安西京报』）。之所以说是可耻的战争，也关涉到革命和革命战争是手段，目的问题。如果战争不遵守有关的人道条约，抑或战争领导者心里只有胜利，没有人命，那么，就不是革命至上论可以解释，和正确解释的了。死掉三十万无辜百姓人命之战，胜利者究竟想些什么，干些什么，究竟要如何定义胜利和革命战争！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哲人康德如是说。
那么，怎样解决革命无法涵盖的社会问题呢？也就是说，主义之选择，在革命之外有无建树
呢？有。这就是胡适先生当时的建言——
"胡氏为了说明铁幕之内没有自由，他对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九四五年美国共产
党领袖卜劳德尔被释放的时候，美共中央委员五十九人，抱着他们的领袖欢呼了半个钟头，才让卜劳德尔说话。他们拥护领袖的热烈，可谓达到沸点。后来不久法国的共产党领袖杜克
，忽然写文章大骂卜劳德尔反动。美共信徒看了这篇文章，都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受了某方的命令。接着，美共中央五十九委员就马上开会，大大的检讨卜劳德尔一番，结果一致表决开除了卜氏的党籍。"胡氏最后结论说："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而在铁幕之中，也是同样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胡氏说完，眼望着记者的脸微笑，眉目间好象说"到那里去？这可明白了吗？""（『天津益世报』）
读者诸君，你们明白了吗？
也许，你们还是没有明白。因为，胡适的话太超脱了，他不说如何解决战争问题，还有，就是接下来的土地问题。革命者却是关心这些根本问题的。自由主义只是在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精神，就像圣经那样提供一种精神，但是，回到现实，人们却看不见上帝了。于是，问题出在如何和自由主义接轨上面。
一个和革命问题几乎不分伯仲之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提倡之土改问题。这个尝试在以下报道中呈现于21世纪之今天，给我们几个启示。
——国民党不是没有考虑土改问题。他们的土改好像不想杀人，斗地主。
——国民党没有来得及土改。共党来得及，做了，成了——他们杀了地主。老百姓能够分得
土地了——且现不论是不是真的土地私有化，私了几时。现在又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
读者诸君中也有高人，怎么办？办的意义，风险，结局会是怎样？你知道吗？
11月
陈布雷之死是这个月大事情。
陈氏之死，究竟是什么之死，犹如前王国维之死，是什么之死，是一个问题。
按以为陈氏之死，就是民国之死;就像王国维之死，是清朝文化之死。
民国之死，是什么死？就是专制之死。
专制之死，是什么死？
就是相对于极权之死。
专制之与极权不同乎？不同。
很大的不同。
陈氏说，是他宣导民国精神乏力，得以另一种一种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对，也不全对。
先说民国之死。民国之死，就是文化之死。民国有没有文化？有文化。胡适，一种文化；鲁
迅，一种文化；自由主义，一种文化；还有共产党，国民党文化，都是党文化；还有，大学文化——一种文化机制，载体，摇篮；还有基督教文化，老蒋老宋，就是信仰此文化还有佛
教文化，儒释道；等等。民国文化，是大文化，虽然其中有小文化，政治文化，党国文化，但是，无法政治挂帅，压倒一切，不计其余。这就是专制国家中积极的一面。极权主义反其
道而行之——消灭一切文化，只留下"八个样板戏"。
所以，王国维也好，陈布雷也好，是文化殉葬。"文化神州丧一身"，丧的，不止是一身，都丧到台湾去了。
其间媒体议论，概括成为几个字。
一个字是逃。逃到哪里去？
谁在逃匿？
逃过去，就不是文化神州丧一身了吗？还是要丧的——你看，后来德莫克拉西，变成辜鸿鸣的德莫克拉"贼"了——民主变成民粹，民疯了，痞子运动"好得很"了——王氏，陈氏，就吓破胆了，一下子自净以自尽了。
接下来的佐证就是，大学教授，学生百分比很高地支持共党了。
有人说，中国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北上了。
何为先进呢？就和何为进步一样。你左倾了，找党了，革命了，就是进步了，先进了。
这个看法很贫弱。西方反思革命者，就不是这样看待先进和进步。贡古尔就说进步其实是一种虚妄，就像逃水上台阶，水长梯高而已。现在，革命性转变成为资本家可以入党，一家伙颠覆了先进和进步——你说，是资本家进步还是下岗工人进步呢？
一个字是等。
等到后来胡风说的，时间开始了。
中国人向来会等。等待毛死，新时代开始。
后来又等。等新人。新人的新人。
民国时期，也是等。等下一个朝代开始，等共产党。
后来，又等。等啥呢？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民主改革。
你们等吧！头发都等白了，牙齿都等掉了。
最后一个字是疯。是世纪末情结。那时的结婚事宜巨多。
我忽然响起希特勒和艾娃。
12月
"须知时际非常，磅礴郁结的民意，正犹之乎洪水，可导而不可淹，申言之，不可堵塞，无须阻遏。孟柯曾经说过："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待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
性哉？其势则然也。"这几句话是常识，在今天却值得深思。
人民大众的经验领域是广泛的，其对于是非利害的判断力也是不可抹煞的，基于这经验和判断而发出的祈求，也是正确的民意。当紧急关头关涉人民生存和安全的大问题，正视民意这一伟大的力量，听取人民的祈求，满足人民的欲望，这应该是一条最平坦的大道。"（天津『大公报』）
1948年末期，战乱频频，民不聊生，末日情结，无可如何。。。。。。
即便是2006年的读者看到，也不无伤心悲怆。除去等，逃，混，等等没有办法的办法，上面，天津大公报搬出来人民意志论，作一番议论，好像要把死马当活马医。这个人民意志论在1949年后共党语言中也不乏出现；到了文革，人民伟大主义更是威武雄壮，不可一世。
这里就有国人不懂民意究竟如何控制和被人控制的问题。
一直以来，依赖人民正确说，无数政党，政客，革命，暴动，窃国，盗权，无不是打出民意牌，民粹派。国人很久不讨论民粹和民意，民主关系问题。其间，西方学者比大公报要高明。人民，是不是可以行驶民权，是不是仰赖民意者，其实仰赖的是民意的盲目和僭主诱唆，是要真正发现，真正分辨的。如果不是这样，民意被党意操纵，革命操纵，僭主操纵，独裁者操纵，民意很快就变成窃取民意，强奸民意和毁灭之。
诚然，在战乱之中，要国人明辨此端，极为困难。于是，民意变成民怨，民怨变成民乱，乘虚而入者稍加变化，民意就马上失去独立，跟在主义后面忙呼起来，不可抑制。民意何时何地何意变成，迅速变成党意，大公报没有说明，也无预见，更无警示。
可是西方哲人很明智地一言以蔽之，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是对于政府的监督，和支持政府的人（民）的批评——其中包含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则是保护人民中少数的权力，使之不受迫害。
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大众倾向于一种主义，如，社会主义，那么，民主的机制应该是，他们起而保护和尊重自由主义之少数——可惜，这们保护少数的学问，大公报没有做到家，国人，没有做到家，更遑论党，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正确的国，共两党了。
于是，接下来，人民，就成为人民的对立者，人民，开始反对和镇压人民，人民，乱七八糟于主义之乱七八糟，人民，涂炭于人民。
有人说，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说，这叫人民——独裁，一币两面。
其实，民意如何如何，来自美国的民主自由，他们的宪政和舆体，也是一币两面。他们有自由主义，还有实用主义，就是杜威的真理——虽然，我们今天的读者于此著看到了杜威在政治主张上，却是主张自由主义，和主张实用主义之杜鲁门不同——这个选择，饶有趣味。两种主义，包含对华政策之异同。那时候，报纸上讨论美援与否持续的问题，其实就是间接谈到美国的两种主义。杜鲁门要甩掉蒋介石，和杜威不同。那么，蒋主义和毛主义，哪个更接
近自由世界的精神呢？读者自有答案。美国人在老蒋大势要去之时，其实是做出放弃状。这和他们后来，1972年，不念旧怨，打出中国牌，据说，要行连华峙苏的地缘外交，是前后一致的。他们美国人在40年代末的放弃和1972年的不放弃，其实是合而为一的，一以贯之之政策。这个政策的内涵并不都是自由主义。
所以，在战乱时期，要求国人析辩此端，实在是强人所难。但是，这个两面派的美国，其实不是他们在变，而是我们在变。从1948年，到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文革，到改革开放，美国还是美国，他们继续玩弄着这个自由主义，这个实用主义，而我们，则不知变化于几端了。所以，依赖人民也好，依赖党，国，权也好，先行弄清楚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关系，也许，不无重要性。
1949年
1月
"在毛先生的意思，以为军事胜利业已在望，革命必须彻底，所以竟有[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的豪语，其实他所要革命的祈是推翻[国民党的政治]，但其所采的手段，却使全国人民受战争的荼毒。蒋总统前已明白表示，"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那毛先生更何必再提不可思议的条件？即使毛先生今天的武力足以支配中国的一切，若是其未来的政治，还是不能餍人民之望，而竟至与人民的意旨相反，岂不是仍要蹈国民党的覆辙？国民党政府剿共二十五年，而共党的势力不以武力的压迫而涣散，相反地却愈益扩展，倘毛先生此时果真能以天下为公之心，开诚不公地谋求政治上的解决，把国是交由人民来公决，那不但是国家之福，也是共党之幸。否则国民党的政治可以推翻，"反动派"可以"全部歼灭"，四万五千万人民却不能"全部歼灭"。今天共产党可以推翻国民党，如果民心不附，众怨沸腾，虽一味以武力革命为手段，使人民无从反抗，人类为着生存的权利，安知后起的"反动"人民不能推翻共产党于将来？在此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应已是"人民的世纪"了，武力已非国内革命的利器，黩武称兵决不能受人民的拥护。衡以毛先生所受的经验，平昔的主张，他对于当前时局的解决，为战为和，应该知所抉择！"（『申报』）
1月份舆论几乎完全集中于呼吁和平。
呼吁和平，是一个民意，一个尚未受到操纵的，独立的，迫切的，痛苦的，无望，无为，而偏要说，偏要为，为之又无结果，无结果还要幻想之的民意，可怜的民意，正确的民意，无
人搭理的民意。
这个民意的出发点是一种常识。但是，在1949年，国共两党的常识辞典上，这个常识被
忽略和删节掉了。
和平的逻辑，或者战争的逻辑代替了常识。所谓常识值几个钱，是也！
这个战争的逻辑之基本点何在？就在丛林法则，优胜劣汰法则，或者说，社会主义法则。共党在1930年代几万人，到48年上百万之众，靠得是什么，是一种思潮，一种真理。这个真理变成了优胜劣汰法则。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主义那个时候是优势，自由主义不是。所以，尽管人们一百遍，一万遍要求和平，要求停战，还是不能够战胜这个法则。"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于是，真理加枪杆子，就更是真理；真理加百万之众，就更是真理。
至于说，"四万五千万人民却不能"全部歼灭""——倒也未必。战胜了，就是成王败寇，
人民呼喊万岁！四万万也好，六亿人也好，就是人民做主，毛做主，人民就是毛，是划上等号的。你看，这个"全部歼灭"是不是实现了呢？
当然，这个历史是1948年或者1949年的历史，解放的历史。但是，历史尚未终结，同志还在努力——就是"安知后起的[反动]人民不能推翻共产党于将来"——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如果只是你推翻我，我推翻你，推翻来，推翻去，21世纪的中国，不就是重演兵蠹大祸，没完没了吗！
21世纪的人们和1949年的人们，其实，已经萌芽般发现武力，暴力之不可为，不长久，不真理。这，起码是不简单的！
2月
这个月份，中国人还是处在革命尚未进行到底的关键时刻。天津，北京已经解放。如何报道之，国际媒体设在中国的新闻社和革命的新闻报道适成反差。一说，北京人六次欢迎征服者，北京总体是观望，冷漠的。一说，人民是与沙尘共进退，冒风沙迎接解放军（因为有北京无风三尺沙这个说法）。观望，冷漠说，是美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恶意歪曲，北京人欢迎共党是情真意切的。
是的，新闻是否客观，历来就有争论。党的喉舌以为，一切真实都带有阶级性，"客观报道"一说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所以，美国等国的新闻媒体和记者很快被驱逐出境了。虽然，北京等地尚有一些民间报纸留存，但是，从天津大公报的新生，说明了报纸性质的转变。
1990年代研究大公报史的专家，就对大公报之新生发表过些许见解，主要观点是，毛周等人允诺过大公报性质不变，民间性质不变。但是，天津大公报之转变已经说明，这个不变，其实是变了。上海大公报，重庆大公报也变了，变成了党报。这是事实。
至于新闻以外的中国政体是不是要变，情形也很明显。所谓联合政府，当时的媒体已经剖析，解释说，共产党可以容纳其他政党，但是，并无存在反对党之可能。加上第三党的覆灭，联合于共党之党，就成为八大民主党派，至今。其存在主旨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不可以成为反对党，提反对意见。这是联合政府之要义。
经济方面，所谓保护民族工商业之政策还是实行了。虽然剥夺剥夺者的斗争已经开始。
所谓新民主主义何时转变为社会主义，1949年的人们并不知道。一些商人受惯了国民党欺
压，说，共产党不会比之更坏。他们留了下来。他们也不知道，以后的资本主义尾巴终究会被割掉。一切社会，还不是要做买卖！他们说。
但是他们忘记了，社会主义国有化的进程将会改观这个一直以来的说法。
3月
1949年的报纸上不乏谈论宗教救赎的文章。这里就有『天津新生晚报』一文。作者当然不像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尝试把基督教的原本教义和最初的普世价值结合而谈；他只是谈到如何解释宗教的入世和出世问题；教会，修道院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精神品质的问题；人世和超世之间的问题。他的结论，还是要让世人，受苦受难者群体祈求上帝之保护。其实，上帝问题在两三千年之间的历史时期里变化多端，不一而足，究其关节，按以为，就是如何确定其人类道德价值之规定问题。如，他把人性规定为恶，以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的所谓约法，约柜之方式，在世界上最初定义了人类行止的法约。这个历史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是不为高，不为过的——当然，这个最初价值是不是最初的，世人尚有怀疑——古代希腊罗马哲人，在他们的价值研说里，也已经建设了诸如此类的信条，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信条。而且，在基督教世界里隐约和含糊的政体建设和民主理性建设，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色诺分等人的教诲里也已初具规模。那种在希腊城邦轮替出现之民主制，僭主制，贵族制等政治形式和理性政体说，早于基督，阿奎纳和奥古斯丁的天地复调政治结构说，给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以重要典籍。这个典籍加上后来的基督教平等说，人性说，救赎说，泱泱大观，一并形成了西方宗教和政治哲学之框架。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宗教和国情之结合问题。
此设课题极其艰巨。他要解决的课题，一直以来，就是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想要解决之的课题。利玛窦甚至把基督教，天主教和中国人的积习结合，并且避开他们忌讳的基督教仪式和人之来源问题，三位一体问题，只是偏重于建设理性工具说。这个努力有失有得。得在，他们使得近代中国开始眼开规诫，从事理性，规矩方圆；失在，他们终于没有可能说服中国人，中国和尚，中国政客，完全服从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和内在场域，从而获得一种西方的神秘主义内涵——基督教和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和政治化倾向，是否就是秉承基督教发轫之民主宪政之结局，人们甚可质疑之。
二，上帝之死，从19世纪尼采等人传来，又传来人之死（里尔克语），宗教人文双双倾向于一种悲观主义关照。这和上文作者关心科学，理性，甚至民主等五四精神和基督教之龃龉，或有身染。西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哲学，也是对于上帝精神考证的一种反播。虽然，这股思潮来去如云，遮蔽不大，基督精神并不因为无法考证而失去场域。人们在上帝之死中，重复尼采同一句话的下半段——"上帝是杀不死的"！但是，三，中国人如何秉承上帝场域，上帝精神，仍然是21世纪和20世纪1949年的人们宛如昨日之谈的话题，难题。
四，基督教民主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如何在政治诉求上达致宗教政治的结合，对于中国人尤其值得深思熟虑，因为，撇开基督教场所在西方几千年来的自由和不自由之历史——或者如阿克顿所言，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说，国人，国家，国教，之不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呢？显然不能——因为，基督爱的历史，并不是拒斥战乱，杀戮，荒原的历史，是在此战乱，杀戮，荒原中抗争的历史，是为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反之，不自由的历史里，自由是被扼杀的。中国的历史里，尤其是在无神论统治时期，不自由的历史，就是消灭基督教的历史，消灭帝国主义神职人员的历史，提倡毛主义之为神祗的历史。
五，纠正这个历史的误会，是否恢复宗教的信仰；恢复那一个教会的合法性，等等问题，还是存在于现实中，莫衷一是。此外，这个月份里，报纸媒体很是关心妓女存在与否之现状。从人性角度谈灭妓者，有之，提保妓者，亦有之。争执不下。但是，人性是否要改造，人性恶，是否要铲除之问题，其实关系甚大。弄不好，你就革除了人性本身而非人性恶。在以后的岁月里，改造运动排山倒海。搞了几十年半个多世纪，妓女问题还是旧梦缠身，不得消除。你究竟消除了人性呢，还是消除了人性恶？
这个问题和基督说的，他对妓女抹大拉说——你爱的多！
当然，也有说法，其实抹大拉不是妓女，是原来的皇族。这就是后话了。
牵强说来，前次要求报纸水至清之问题也是关系到消除言论之恶，之反对派，之反革命，还是消除言论本身的问题。你看，『世界日报』被禁，『观察』被禁，都在1949年，都是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禁。这个言禁，是不是基督精神呢？显然不是。
4月
国共之间战火频频，却停战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何去何从，从国共两党之主张里似乎无法找到出路。于是，自由主义似乎变得超然独立，成为1949年之人们殷殷期待的话题，切切思考的主旨。由原来大公报转变而成之天津『进步日报』，居然以发表读者来函的方式给这个主题展开讨论，难能可贵；可见，国人期盼自由主义可以应付国是之心不死。
自由主义究为何物，是一个大话题。首先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关系。历史上，民主出现和自由出现几乎同代，同时，同种，那就是希腊城邦的民主自由。这个自由，当然是保存奴隶制度的自由，打了折扣的自由。民主涵盖的，也不是奴隶众人。但是，仅就公民权力而言，这个自由还是被承认，被讨论，甚至哲人为之著书立说，留下人文印迹于历史。以后的专制社会，皇权社会，也都有自由主义者教诲于帝王诚服此见，如马吉亚佛理，伊拉斯默等之作为。马吉亚佛理当然置君权和共于共存，他的论共和和论君主，是一种两面三刀的结论，但是，其间共和主义还是包含了自由主义之内核。以后，法国等国发生革命，自由主义站在了反对暴力革命之一方。他们都是既反对革命暴力，一反对无限皇权的学人，遂出现反思革命和专制民主并存的独特局面。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却在最大幅度上削减这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企望恢复革命万能论。列宁主义对民主法制和自由极尽嘲笑。
二战前后，总论自由主义之学者雨后春笋，胞芽于世，形成田园，巍巍于是。其间，革命和自由，民主和自由之讨论也纷纷面世，不一而足。究其要义，就是人权和对于他人的宽容成为自由本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关系之论辨，成为自由之基础。消极自由，更成为自由之内核；这个内核之内核，就是个人自由高于社群自由，而非相反。转而面对政治，就是，要求政府服从于人民而非相反，国家服从于公民，而非相反。
那么，中国的政府是不是服从人民且假以约法和契约之限制，达到民主和自由之基本现状呢？否。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不乏取自孙文的民主主义精神——可惜这个孙文的天下为公之思维，恨不像自由主义，倒很像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他融共政策的思维来源。
1949年春，战争尚在进行。国共两党正在争夺大江南北。战时之法，首先是对于自由权限的限制甚至取缔——这是人们限制自由的最好说辞。
二，国民党的训政和共产党的专政（那是还是专政前期之新民主主义），都是致死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至于蒋介石，尚有存在余地，如大公报1946年就有关乎与此之社评。共产党有无此类宣传呢？也有。党报新华日报，也是连篇累牍地宣传美国的法制宪政。他们甚至同意张君劢之采纳英美法系的主张，而不同意采纳苏维埃法系。
三，于是，就有一个是国民党，还是共党结合于自由民主之疑问。国人和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后者的。一说，共党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也自然容纳了自由主义——可见，当时党报『进步日报』之所以刊登读者呼吁自由主义文章，和党之宣传惯性使然不无关系。
四，是谁很快就把这个主义弃之如敝屣呢？
五，自由主义从毛的：先生们，我们就是独裁——以后，就基本上死掉了。他的"反对自由主义"，就是首先把这个主义庸俗到个人生活细节而加以批评。这里没有洛克和孟德斯鸠，也没有穆勒和边沁。
九十年代，由李慎之领军的所谓自由主义再生。他们试图解决中国去向问题，但是遭遇很大困惑，困难。自由主义之经济和自由主义之政治发生龃龉，答而无案，派生许多所谓"不确定因素"。这样一来，就像前此讨论宗教问题一样，今天读者诸君，还是会在2006年接谈于1949年的人们关乎于此的讨论。愿意讨论继续，持久，有成绩。
5月
此月，共产党新闻人刘氏（尊棋）在一篇批判帝国主义新闻观及其记者的时候说道：。。。。。。"记得起来吗？这一切描写，除了地点外，和二十年前美国记者昌伯林之流所作写于苏联的武斯诋毁文字有什么两样？但是等着吧，这还只是开头！大规模的"赤色恐怖"，"饥荒"，"内斗"之类的老镜头早已在这般记者的脑子和他们总社资料室里为新中国准备好了，旧时只要把字幕改换一下就可以上演出来的。"（『南京日报』）
不幸，这个为刘氏党记研说的帝国主义记者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饥荒和内斗，发生了——文革等。至于原因，是不是和驱逐记者，封锁言路有关系？历史做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被1949年的封锁政策驱逐的各大西方媒体又卷土重来，回到中国。虽然，他们也许还时时有被驱逐之嫌，但是，他们毕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存活"下来。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一种转变。
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曾经说过，一切饥荒，大型饥荒的发生，和极权政治关系密切。他举出了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何以如此，道理非常简单。让人说话，改变政策，饥荒可解；反之，不可解。彭德怀出来说话，被打倒。饥荒由此继续。这个历史许多人总结了，此无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