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闷的叹息
——林昭
笔者说明：要坦白地承认，我个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关注过中国文学了。当下中国大陆文学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想任何一位具有清醒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比较清楚。在倍受价值混乱、精神无依困扰的转型期中国，虽然私人空间的言论正趋于混沌，但是，能进入官方出版社，反映中国底层真实生存状况的苦难文学作品，屈指可数，最多只有一些零星的闪光，并没有形成一条线。如《夹边沟记事》（杨显慧）、《中国边缘人访谈录》（廖亦武）等。就是仅有的这几部表现中国社会苦难的文学作品，我们对有些作者的人品可能都还要存疑。自９０年代以来，向现实政治的妥协和向所谓市场经济的趋附，构成了当下中国作家的整体性特征。
或许有人要说，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那几个大家，难道也没有关注现实苦难的作品吗？
让我们来粗略浏览一下。
冰心——一生的写作题材不外乎三个：母亲好，小孩乖，自然美。冰心的写作题材基本没有对社会关怀的，颂歌一直唱到了１９５７年。我认为，能够让后人记住的就只有１９８９年６４期间冰心说了一句话：学生爱国，我爱学生。
鲁迅——翻遍《鲁迅全集》，鲁迅从来不谴责日本侵略者，很奇怪。《阿Q正传》是鲁迅的优秀作品之一，主人公阿Q能不能划到苦难文学的范畴，可能都还有争议。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３１年是军阀混战的时期，这期间中国百姓肯定有很多苦难的事件，但在鲁迅的作品中为什么难有体现？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期间，中华民族陷入巨大的灾难，鲁迅骂遍天下的文人，却独独不谴责日本人？
巴金——我们大家认为是讲真话的作家。但是否是真话，可能也要打一个问号。《家》《春》《秋》不过是反映的是一个没落家族的苦难，和很多百姓关系不大。况且他的《说真话的书》里面，号召大家继续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举红旗还是举白旗？
反映中国底层苦难的作家中，路翎应该算一个，但１９４９年以后，路翎再也发不出作品了。
当然，在港台和海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是反映中国社会苦难的作品，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袁红冰的《文殇》等，以及由于信息的封锁，或许还有我们还不知道的作家和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只能在海外发行，影响面极小。大陆很难看到，而受众绝大部分都在大陆。因此，文化封锁带来的视野局限，使我感到深深的悲凉。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在现实面前表现出了可悲的无能。当下主流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甚至报告文学，都凸显出相当的价值迷失和精神空虚。如果说，在所谓"大国崛起"的虚华文化展示的图景背后，确实寄托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宏愿，那么通过这种虚幻的、浮华的对外展示，我们是在讲述怎样的一个中国？是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是上海外滩的中国？是经济起飞的中国？还是民工跳楼的中国？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我确认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底层写作者的作品上，并由此踏上了一次苦难的心灵之旅。
中国打工文学产生的根源
"奥斯威辛之后，再没有诗歌"——沿着阿多诺这句话，我们审视和打量中国步入转型期之后，苦难，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是如何现身的？当下中国良知作家的身体／精神中铭刻着哪些苦难经验？这些苦难经验是如何进入他们的叙述流程？他们是怎么叙述这些苦难经验的？这些叙述将会使我们获取哪些社会的真相？面对苦难的现实，我们怎么办？这些问题，是我们谈论文学时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
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一直身处不断变革的现代性梦想和焦虑之中。社会的每次痉挛或变革，都必然导致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动荡和忧虑。从政治上看，制度性的缺陷，公权的滥用，现代化进程中太多对人权的凌辱和践踏，孕育了当代社会的苦难文学土壤；从经济上看，正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倒金字塔的分配模式，发生了悲剧的重叠，"人"不见了；从文化上看，拼盘式的奇异组合，无人文精神依托的文化万花筒景观，展现出一幅虚幻的盛世表象。
在以上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文学，这个测量社会的晴雨表，却失去了她应有的社会功能，嬗变为"小资"们装点门面的时装。所以，就当下中国非主旋律文学而言，其苦难书写的特殊性，就带有明显"现代中国"的标识，在巨大的转型话语下，苦难，在人们身体／心灵的磨难和冲撞中，以其特有的形式铺展开来。
让文学回归社会
毫无疑问，文学，从表征上讲就是人学，她的起点是人，终点也是人。同时，这也是衡量任何主义和思潮的基本标杆。
文学，强调对时代和社会的担当，强调对心灵的描摹或拯救，强调自由的精神；文学，不是供小资们在午后把玩的精神鸡尾酒。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文学应勇敢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抗专制束缚，反抗独裁强权，为人本主义价值观，民主宪政制度在华夏大地的建立献一己之力。
当下中国独立写作者，面对专制控制和文化商业化、文学无耻化的多重困境，部分底层诗人和作家也在有限的社会／精神空间内进行一些探索与呐喊。
打工诗人群体就是其中之一。张守刚、黑马、许强、罗德远、徐非、郑小琼……无数底层写作者构筑了当下中国打工文学的阵营，是一道新兴的特殊景观。
当中国文坛有身披"独立"华裳的伪基督徒在那里高喊神本主义至上的时候，只能反映出他们对问题和社会现状的不清醒，同样也反映了一种失重，那是一种思想的迷失。在把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已徒然失去了重心。所以，对于只谈虚妄的喜乐，而不关注现实苦难的所谓基督徒，我对他们的评价就只有两个字——伪善。因此，我们更应该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责无旁贷地加入到声援打工诗人们的行列之中，为之呐喊。
加班成为一份不平等条约／眼皮打架的车床上 ／一台机器唱歌跑了调／像深夜的劫持者／把四根手指当作了夜宵吃掉／一台饥饿的机器啊
／让生命的热流，有了第一次那么直接的感受 ／那高高举起的断指像一截无声的呐喊，为卑微的命运 ／汗珠滚下额头／真正的汉子没有发出半句呻吟
／断指在世上流浪／苦难攥在手心／志气挂在眉宇 ／好汉虽不再年轻／不像搭错车还可以回来 ／一点伤也决不可以将他摧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明明灭灭的一生中／断指也能点亮黎明 （《断指：车床工啼血的绝句 》黑马［注１］）
对当下中国现实而言，文学，不是为了给你个结论，而是为了让文学回到苦难的社会自身，让个体从这个浮华的物欲世界中走出来恢复真实的血肉，找回属于文学和心灵的世界。伪类们只有把自己肿胀的身体挪出豪华的书斋，行走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方能净化他们那颗卑微的心灵。否则，只能进一步从卑微滑向无耻。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的社会巨变后，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文学叙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和姿态。在这类作品和作家那里，文学精神和美学标签只是玩；他们追求的仅仅是招摇、轰动、出名，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当下中国打工文学正是通过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揭示社会的真相，这也正是文学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
因此，打工诗人们的"不细腻"，完全是因他们长期劳作而布满老茧的双手在诗歌写作中的体现；打工诗人们的"偏激"，是因为被人砍了一刀而发自本能的吼叫！白白胖胖的贵妇诗人当然不会偏激。
然而，真正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以其生存和精神的双重挣扎，展示社会真相的打工诗人身上。
所以，居庙堂之高的喜乐，自然可作所谓高明的判断归纳，而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则更多的是真实具体的切肤之痛。
唯GDP主义，可以休矣
众所周知，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残酷剥削及公权的滥用基础上的。所以，关注社会底层部落的生存与命运，是作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惜，在主流作家群体及官方文坛及少有人提及，如果有人"不识时务"将此类问题摆上了台面，立即就会成为御用文人们的公敌，这早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明规则"。那么，是不是主流文坛不发声，民间也没有声音了呢？
民间总还是有声音的。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语汇中，"苦难"一词成了"关键词"。因为在当权者看来，现在乃前所未有的"盛世"，何来"苦难"之说？一般来说，诗人幻想着下一幕的开端，专制者则策划着落幕前的遮掩。然而，对当下中国文学来说，诗人更应该关注的是社会现实。
处于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当下中国，文化已经大面积沦陷为商品化社会的附庸和权贵的奴仆，我们看到的主旋律文学正在成为这种现象的可耻标本。
和一些漂浮在云端的诗人不同，打工诗人们大多没有学历，没有书房，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的创作基点是建立在对社会苦难的目击与经历层面上的，并且现在仍然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所以，在打工诗人张守刚的笔下才会流泻出下面的文字——
冲压，拉伸，切割 ／金属的碰撞声 ／充满1993年的那些日子 ／我必须牢记那个夜晚 ／手指如此脆弱 ／在冲床的一念之差中 ／血肉模糊
／呻吟是没有用的 ／我必须面对痛苦 ／和面对自己残损的左手一样 ／将自己的心揪紧 （《1993：江口汽修厂 》［注２］）
中国大陆每年至少有８０万死于工作和生活有关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近２４.3万人，伤残者近２００万人。［注３］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或改革，丧失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失去了对个体的关怀，正常的财富追求就必然会沦为物欲的贪婪。面对这样的现实，就算打工者知道该诉诸法律，可事实是，就像老板们说的那样：你告我，你有钱吗？你有权吗？我有，我一个电话过去，市长就得过来。其实这并不夸张，还确有其事，说白了就是说地方政府其实和老板们是一个鼻孔出气。而且举目国内，愿意为打工者说话的律师打着灯笼都很难找着。更进一步，就算你一纸诉状将老板告上法庭，可是能打赢官司的为数太少，即使打赢了，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赔偿的更是屈指可数。
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部门的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注４］
在泡沫经济的表象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展转沟壑，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吗？
外来劳工的牛马般劳作,让中国经济畸型繁荣,也让中国荣获世界血汗工厂的荣誉。
大量事实证明，唯GDP主义至上的畸形发展模式，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繁荣，反而会造成对人的伤害。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在无视他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的，那么除了加强法治建设以外，还应建立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规范。否则，所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和"国际接轨"的喧嚣声中，人是缺席者，生命是缺席者。因此，我们认为，为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回人类关怀，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经济学者何清涟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表明："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那些财富最终也只会被用在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阴宅……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注５］所以，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对当下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可现实情况是，"强势者"的身影还在到处横行，遮蔽了现实中国社会的版图。他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公正和非正义装聋作哑。他们出没在后极权主义的黄昏，白痴般的守望着道德溃烂的风景。
当然，中国的劳工问题，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得不到彻底解决，那么在这很长的时间内，社会必须持续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和关怀。
滥用公权何时休？
近几年来，看看在中国官方文学圈的讨论中，哪一次的热点话题和真正的文学有关？哪一次的讨论又涉及到社会现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日以继夜地讨论文化工业流水线的构造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民间，打工诗人们的钢笔已经戳穿了这个时代的面具。
此刻，打工的名字好奇地从这首诗里往外看 ／天还是这样蓝，水还在照样转 ／只是各色人物的名字与时俱进有了改变——
／先富起来的，精英或高端的，领子白的 ／经济犯罪或政治腐败的……最后还有 ／性服务工作的，都在小康花名册上堂皇就座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打工的名字》刘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打工诗人们为我们描摹的一段真实的社会DV片。诗歌的所谓技艺不见了，语感不见了，但是，我们却看见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因为他们的诗歌中所呈现的这种社会真相，对当下中国而言，显得尤其重要。
当御用文人向世界叫嚣"大国崛起"的时候，却丝毫不提世界主流社会公认的人本主义价值观。GDP主义的外在繁荣不过是繁荣的"腐败虫与贪污鸟"。事实已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高达人民币９８００亿到１兆２５００亿元，因涉及贪腐和其他经济犯罪而受到党级处分的中共党员多达２３５万人。中国现有制度中还存在着合法腐败，高干子女可以透过合法管道进入经济体系，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那么，作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当然应该批判政府，阻止公权的滥用，理应要求当局建立一种机制，使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国际透明组织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６日发表《２００５年度全球腐败报告》指出，中国在１４６个国家中排名第７１位，积分为３.１分，与叙利亚、印度旗鼓相当。［注６］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中国腐败的根源就是缺乏独立监督的机制，政企不分，权力寻租的现实得不到有效制约，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贪腐案件的根源。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政府反腐反了十几年，贪腐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愈演愈烈，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当权者的反思吗？！"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詹姆斯.哈林顿语）从源头上整治滥用公权的行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已经刻不容缓了！在现有的专制体制下，十三年前的陈希同和十三年后的陈良宇，都是专制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反腐政治"秀，何日方休？
然而，正是通过"反腐"的包装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专制主义重新展示了自己的道德影像和权力身份，并成功地向传媒发出了语义暧昧的信号。在这场"反腐"的人民战争中，主要"剩余价值"就是使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苟延残喘。
其实，无须什么中共的"专家"、"学者"去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现成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在眼面前。宪政为纲，三权分离，民主政治，开放报禁网禁，确立人本主义的价值规范。这些早被公认的普世法则，何须一介布衣在这里再费唇舌。正如学者郭罗基指出的那样："中国有了宪法，没有分权。宪法倒是适合中国的国情了，但没有分权的宪法等于没有宪法。实行分权制衡正是要改变中国的国情，以国情抵制分权，这是把无理顽抗当作充足理由了。历史必将证明，邓小平的'分权不合国情论'就像慈禧太后阻挡火车的奔驰一样，只能给后人留下一个笑柄。"（郭罗基《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呼唤法的精神
与此同时，讨不到工钱的民工却只能选择跳楼！
一张招工启事，就能把你推上40米高的楼顶 ／你本来是有恐高症的，但你还是爬上了更高的楼房 ／大楼还在拔节，肥胖的你向燕子学习走钢丝
／你说能为孩子多挣两个学费值得，上刀山下火海都敢 ／因为你的孩子成了山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 （《关注民工 组诗》黑马）
农民工虽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在中国社会地位低下，偏低的工资还常常领不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业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撵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以至于惊动了中南海。
如果说上述事件是"天高皇帝远"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权力中心，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2006年5月31日，北京朝阳区望京国际商业中心售楼处，100多名农民工向该处租户韩国JD公司讨薪时遭不明身份者殴打，十余人受伤被送往医院。当事民工称，"我们当时手无寸铁，刚走进大厅，两拨人就冲出来狠狠地打我们。"现场工人回忆，昨天中午，100多名工人走进望京国际中心售楼处后，20多名身穿白衬衫、黑长裤的男子，及五六十名身穿蓝色保安制服的男子开始殴打工人们。朱龙俊称，两拨人手中均拿着铁棍、灭火器、链条锁等器械。
京城可谓天子脚下，能在天子脚下落脚当然不易，能在天子脚下置大业并发大财更是不易！这个所谓的JD公司应该是置了大业并发了大财的，否则怎么能养那么多的打手和保安？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政府何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应是替工人说话的《劳动法》却已经沦落在"桑拿女郎的三角裤里微笑"。这样的现实表明，当下中国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不是没有法律，而是缺失法的精神。毫无疑问，法的精神就是中国政府早已签下的《世界人权宣言》。任何负责任的国家制定法律的基本出发点是保障人权，这早已是国际主流国家的一个共识。但是，当下中国人民，既没有权利（Rights)，也没有权力(Power)，一切法律法规在压抑性国家机制中，得不到正常的实施，"依法治国"也就成为了一句没有内在精神的空壳。所以，著名法学家袁红冰高瞻远瞩地指出："法的合法性根据必须内在于生命，而不能是高于生命的外在者；法的合法性根据必须具备精神性品质，而不能纯粹物化；法的合法性根据不能特权化，而必须具备人类的普遍性。"
（袁红冰《漫谈法的精神》）当下中国法律中恰恰严重缺失的是袁先生强调的"人类的普遍性"。审视中国当下的法律，总是与人权无关。因为统治者立法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保障百姓的权利，而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权力。虽然宪法和法律有时也照抄民主国家的条文，由于缺乏法的精神，其执行的结果也大不一样。
为什么我眼中常噙着泪水，是因为现实太过残忍。
１.4亿游走于中国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之外的第"四农"。农民工身嵌于社会的最底层，大多从事脏、累、苦、险、重的工作，他们绝大部分没有签劳动合同，每天工作１２—１６小时。拖欠工资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大陆官方也承认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于２００４年底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立法不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不当，以及社会偏见等因素，导致了广大的农民工面临了不公正、不公平、不道德的双重劳动标准。面对触目皆是的社会不公现象，中共政府应当、而且也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伸张正义，落实"以人为本"的宣传，否则，其后果不言而喻……
新闻自由的缺位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本应站出来为之呼号。但是，被政治权力控制与商业资本拉拢的媒体，仍然朝政治权力和广告商靠拢。'向伟大的时代致敬吧!'作秀的伟大报纸如此说。仅有的几个敢说真话的媒体也逃脱不了被封杀、改组的厄运。如２００６年初的"冰点事件"，就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强烈反弹。台湾作家龙应台为此写了一篇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内流传甚广的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龙应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是什么呢？"在海内外知识界强大的讨伐声中，事隔不久，"冰点"复刊。但是，"冰点"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李大同和卢跃刚却调离编辑部。
这就是当下中国新闻自由的现实。
自２０03年以来，中宣部对一批良知媒体的开始加强打压。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系列事件，比如，对《南方周末》是长达数年的反覆改组。《南风窗》也被反覆地打压，但公众知道得不多。《南方都市报》喻华峰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局甚至于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来打击新闻人，也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来打压记者。还有从其它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以来，中宣部开始进入对媒体大规模镇压和管制的高峰。第二，是与之相应的，宣传部门包括其它的新闻管制单位，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他们采用的手段一方面是越来越精致化，另一个方面也越来越粗鲁。
近年来，发生的新闻从业者被以"政治案件非政治化"手段关押、处罚的案件有：2004年3月18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以"受贿罪"判10年。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以"贪污罪"、"行贿罪"判刑8年；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以同一案由被刑事拘留；2004年5月，原《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记者刘水，被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裁决收容教育2年；2004年11月，原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重判10年；2005年12月，中国大陆深受欢迎和敢于直言的媒体《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和两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后两副总编复职；2005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络发表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06年6月，《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1年。
如果说上述事件是对所谓市场化媒体的打压的话，那么，中共官方的喉舌《人民日报》同样也不被专制体制保护。２００７年8月13日，湖南省凤凰县沱江大桥发生坍塌事故，死伤惨重，令人震惊。但是，《人民日报》等媒体派到凤凰县采访的记者也遭到了殴打。
据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大陆关押的记者将近40名，为全球之冠。
以上是中国政府对平面媒体的打压，网络媒体也难逃厄运。
被当局关闭的民间网站，近年已发生数十起,其中包括香港大学与北京某文化公司合办的纯学术网络刊物《世纪中国》，于2006年7月被强制关闭，引起民间及国际社会剧烈反弹。
２００６年３月，著名文学网站"爱琴海"被强行关闭，这个事件成为继"冰点"事件之后又一个被国内外媒体、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凝聚中国新文化力量"，是"爱琴海"网站的办刊宗旨，不外乎就是希望从一个大文化的角度出发，建立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精神坐标。就是这么一个温和的、理性的、非政治性的文学网站，也被专制者扑杀了。
数十起打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事件已经表明，对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不要新闻，不要学术，不要文学。但是，即使在这文化的暗夜，我们也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自由的光明。以上事件，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英勇努力。
但是,今天的统治者还是顽冥的，中国的知识者要争取到新闻自由,还有待于更坚强的团结,更持久的努力,必须团结起一切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形成争取民主的巨大的力量。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闻自由是中国的民主自由必不可缺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宣部部长部长刘云山却说："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位中共的高干太不了解中共的新闻史了，早在６０多年前，中共《新华日报》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９日）在中共执政以前，中共的媒体和领导人何时说过"媒体是党的喉舌"？像刘云山这种蛮不讲理的国家公务员，应该下岗了。
归根到底，正是因为新闻自由的缺位，无中心、去深度、反阐释才有了生长的空间，新闻自由的社会功能蒸发了。
而从当下大多媒体在实质上远离弱势群体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面临一种阶层矛盾激化的隐忧。
和谐理论的开题走笔，首先需要的是公民社会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讨论不和谐的根源所在，以及为什么和怎么办的诸种问题。惟有自由、充分的讨论，乃至交锋，事件的真相，制度的确立，才能取得具有公共性的共识。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报纸，均无文学副刊，别说反映苦难的文学，即便无病呻吟的文学，也在报纸上没有一席之地了。打工诗人们反映自身苦难和社会苦难的诗歌，只能在网络缝隙中或个别刊物里面，有一零半爪的登载。然而，他们不愿面对苦难沉默，还在不断真实的写啊写。
打工诗人们，说出当下社会的真相吧，我们同行！
说出社会真相，就是前进！
当下中国，打工诗人群体们是用自己经历的苦难，在专制铁幕的笼罩下书写自由诗篇的群体。如果失去对现实的关怀与批判，文学只能显得苍白无力。从另一个方面说，大众并不是抱着消遣的心情去体验诗歌的，而是更愿意从中获得一种力量，一种纵然不是摧枯拉朽的力量起码也是能引起人们沉思的力量。所以，对当下中国来说，文学必须担负严肃性的社会责任。
当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等内伤进入农民工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没有理由沉默——制度性的压迫掩盖不了真诚逼人的光芒和血肉生动的激情，他们开始用粗糙的双手情和真实的血泪抒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因此，郑小琼写下了下面的诗篇："在夜深天黑他以集体的名义用泥土堵住上访者的嘴／被活埋的自由在地下哭泣／被活埋的公平在哭泣／被活埋的民意在哭泣／在镁光灯下一张张扭曲的脸在人行天桥上走过／啊啊啊他们还在上演着强权们在不断地强奸着伟大的法律／自由不过是一只雕塑出来的手／让人不断地修改着方向。"（郑小琼《人行天桥》）
正如阿伦特指出的那样 ，极权主义滥用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废除自由"。
打工诗人描述的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社会肌体已发生了严重的裂变，善恶颠倒，整个社会实际上已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强权的掌控之中，它对改革和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和危害。对一批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强权者而言，他们身上绰绰有余的仅仅是专制的蛮横与无知。他们激情澎湃地建造着自己的坟墓，歪曲着社会和民意的选择，而他们无比愚钝的头脑，则大大限制着文学的辽阔国土。
自９０年代以来，各类传媒频频出现了以下对现实的修辞：改革的"阵痛"、历史的"代价"与进步的"过程"等等。但此类论调，不足以有效地阐释／遮蔽当下中国突出的社会困境。进而又嬗变为"观念转变"问题、"专业技能"问题、"素质"问题，却全然无视体制问题，无视工人群体是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自然，也就无人论及他们面临的低廉工资、高劳动强度，以及权益与福利难获保障的残酷现实。
打工诗人群体是特殊的，因为他们不屈命运与现实的夹击，跋涉途中藉文字的温暖照亮苦难的心灵，用漂泊的青春写下社会现实与社会批判，在千百万农民工中竖起一面与命运和现实抗争的旗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南方，各种体制的不健全，文化体制的滞后等等因素，导致许多农民工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类似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本质上的转变。他们生活苦难的遭遇竟是那样惊人的相似！这就注定给他们颠沛流离的谋生生涯打下苦难和抗争的底色。
漂泊的旅途，苦难总是如影相随。
打工诗人群体之一的徐非乘坐成都至广州的火车于深夜12点到达。出了火车站，步行至广场一僻静处，徐非被七、八名彪形大汉团团围住："兄弟，广东不是好混的，识相的，把钱交出来……"边说他们边用手来抓徐非的旅行包。想到包里有自己的证件、诗歌作品样报、仅有的100多元钱以及衣物等，徐非猛地挣脱包围踉跄狂奔。歹徒因此更认定包里有"货"，随后穷追不舍。徐非如惊弓之鸟，不慎闯入一条死胡同，眼见情势危急，他摸黑爬上一幢住宅楼的二楼阳台藏身……此时，近听有嘈杂人声逼近，远闻似有警笛划破夜空，徐非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徐非由于惊吓过度，躲在一间废弃木材的旧仓库内不敢出来，夜晚与老鼠蚊虫相伴，每日靠水龙头滴下的水充饥，度过了他生命中最难忘的6天6夜！
由于提包在躲避歹徒的奔跑途中已丢失，于是，身无分文的他一路靠捡拾甘蔗香蕉果腹，硬是凭着一股坚强的毅力，徒步3天3夜从广州走到了中山…… ［注７］
正因为有了无数这样坎坷的经历，徐非为千百万农民工雕塑了一幅群像：
以珠江为背景/给打工者们塑像/塑那些赤脚跋涉的人/塑那些历经风浪的人/塑那些勇敢拼搏的人/塑那些抛洒血汗的人/请给他们塑上头顶烈日的黑发/请给他们塑上珠黑睛亮的眸子/请给他们塑上挥汗如雨的胳膊/请给他们塑上坚强刚毅的表情
（徐非《给打工者塑像》）
所幸的是，一路走来，诗歌成了他们失意彷徨之际精神上的支撑，并借诗歌这一载体慰藉受伤的身体／心灵。
我相信，只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让文学回归当下社会的现实，新的燎原大火，其实随时都会燃烧起来。那捧火种，也许早就"捂"在那儿，焖烧很久了。
焖死这些比高利贷者更可恶的权贵们 ／焖死这些用枪枝指导着市场的官僚们 ／焖死这些涂脂抹粉的诗歌与经济 哦，刽子手，屠户们，杀人犯，
快快快！把这垂死的时代屠杀 ……我，郑小琼，一个在死亡中的人挣扎着，喘一口气在叫着
活着，活在东坑镇或者樟木头的五金厂，活在伟大的劳动法与宪法之间，活在公民自由与选举之间，活在污浊的下水道
活在蠕动的蛆虫与腐肉之间，活在生锈的酸雨钢铁之间 活在煤灰与烟雾，黑热疾病与雨水中发霉的面包之间
涨价的自来水与暂住证之间，窗台虚弱的花木与失业之间。（郑小琼《挣扎》）
文字的井喷使我震撼，这是具有现代革命性意识的表达，一种独特的、机器爆炸式的语言炮弹轰然落地。因此，它带有非常强的语言冲击波，对专制社会的批判是有力的，但也是不被主流文坛接受的，因为整个专制文化／政治体系已经枯朽了。由此可见，苦难诗人杨春光的重要诗学战略——"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对当下中国文学界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２１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以文学作为载体，流泻出富有激情的文字，已经不多了。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可以凝聚整个时代的"文化主题"，因为当下中国的很多作家缺乏问题意识，缺乏价值根基，缺乏精神支点，当然也就找不到施力点。如果文学除了消闲以外，不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负起一份该尽的义务与责任，文学的存在是必要的吗？
我始终相信，每个时代都还需要动人的文学。只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做文学这一行的，心里最在乎的事情，恐怕往往早已不再是文学精神了，这才是悲哀的事情。然而，在被遮罩的年代，社会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展现真相。屡经变迁，流传至今，展示时代的真相，仍然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之一。
愿创作之火生生不熄，照亮每一个世代。
对打工文学现象的反思及展望
该我们出场了/一个时代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兄弟姐妹们已沉默得太久/内心的鼓声震天动地/让我们自己 给自己灯光/让我们自己
给自己舞台/筑一座精神的炬台吧/让一种光芒照耀或缝补／我们内心的千疮百孔/不管你是在汗流浃背的车间或是在无处栖身的街头/有一种声音在为你们鼓掌/有无数真挚的文字在为你们撞响生命的洪钟
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关注中国的苦难，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天职。同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的重建过程。历史早已经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中国的苦难，来挽救自己的荣誉。这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２００７年的元旦公告。同时也表明，"会客厅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恰恰需要的是我们关注现实的苦难，传播普世的常识，并为之呐喊。
关于打工文学的讨论，是官方文坛２００７年以来，讨论得比较热烈的话题。先是在广东诗歌节上，打工诗歌被认为是广东重要的诗歌品牌和诗歌经验。接着，深圳有关部门和单位又举办了打工文学的专题研讨会。传媒当然也不甘落后，南北呼应。先是北京的《新京报》以整版的篇幅推介打工诗人刘大程的《南方行吟》，再是广州的《南方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对刘大程进行访谈。有意思的是，刘大程本人并不以"打工诗人"自居，也不认可其诗为"打工诗歌"。他的陪同受访的同道也持同样态度。而据我对其中一些人的接触和了解，许多有点成就的所谓"打工作家"均与刘大程同调。如此，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打工文学现象，对其前景又作何观瞻？
首先，我们不能落入"概念游戏"的圈套。不管是打着什么招牌的文学，我们要评判她的优劣，不外乎一个基本标杆——看她是不是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关注社会现实为己任的创作起点。否则，无论是否身披"打工文学"的外衣，或顶戴"白领文学"的花翎，对当下中国社会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对当下中国社会而言，文学，仅仅停留在简单展示社会现实的层面，那是远远不够的，更深层次来说，还需要确立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宪政的价值根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一些媒体和有关部门往往是偏颇和片面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比如，以《佛山文艺》为代表的地方文艺期刊主要针对读者群出发，较早挂出打工文学的招牌，并设立专栏，刊发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多为打工者所写，但也有许多无聊作家为迎合当权者口味而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可归为"垃圾文学"之列。这样选择作者、编发作品，用意显然——"亲民"是假，愚民乃真。据我了解，有好一阵子，《佛山文艺》都是稳居中国文艺期刊发行量的榜首位置。而有关部门的操作策划，是要体现关怀打工者的宣传政策及意识形态，塑造"亲民"形象，要借此提升打工文化为城市文化建设加盐。总之，只要是打工者写的东西，他们就加以彰扬。但主要还是要写反映打工生活的东西，以便他们好要项目、吃项目。总而言之，上述两种做法功利色彩及意识形态色彩均相当明显。
对这些拙劣的伎俩只须稍作斜视，便能明白，相关部门还是在炒作概念，而不是反思行为。如最近一系列商业味极强的文学活动，甚至，还有个别有点名气的打工诗人被"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当然，各种所谓的奖项也就不请自来。这场规模不小的文学变性手术，不仅向国内外学界／社会提供了一个"百花齐放"、"和谐社会"的政治布景，而且可能有助于改造当下中国打工文学的精神走向。无论这种手术的最终结果如何，无所不在的党化精神政治语法，都已古怪地改写了中国打工文学的整体思想进程。
类似现象，说明了什么？
当下中国知识界在时代的撕裂中，有多少作家被动地附会潮流，糊里糊涂地跟着弄不明白的、但在迅速变化着的政治节奏。美国一位人类学家将那些具有一定学业文凭和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及技巧，但缺乏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和参与能力，不具有独立精神价值的人称为"功能性文盲"。当下中国文坛乃至知识界，哪些人是"功能性文盲"，应该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
２００６年，当局为迎合城市白领的文化消费，用了一套精密的策划，包装出一个"文化呕像"于丹（关于于丹现象，我已有专文论述）。现在，意识形态部门又试图披挂"亲民"的外衣，炒作出一批"底层写作者"。甚至文坛发出了这样的声音：２００７年，打工文学年！善良的打工诗人们，可要保持清醒的意识啊！不要被人当了道具，自己还稀里糊涂帮人数钱。
从打工文学逐渐由"地下"而"地上"的位移与转换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中国文学的一次获救，还是屈服？一次边缘对中心的成功进军，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工业与市场的吞噬？是新一代作家为风雨飘摇的中国文学注入活力，还是专制的力量将湮没个人写作的微弱力量？如果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以为树立几面"亲民"的旗帜，施展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专制统治技巧，就能掩人耳目的话，无疑又将是一场失败的运作。
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是，不要炒作概念，而是中国政府要切实关注打工群体现实的生存状况。关注日益扩大的"打工"群体，逐步开放报禁，真实而深入地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并从中反映出我们这个转型期时代的社会变迁，进而作出制度层面的革新。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共长期的专制文化洗脑，使党化思想的黑风盘旋在很多人的心灵之中。身处底层的打工诗人们虽然描摹了很多苦难的现实，但对于民主宪政的认知方面，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再加之大陆是党国体制，党政一家，许多大陆人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习焉不察。
如果打工诗人的认知能力仅仅停留于倾诉、宣泄社会现状的层面上，那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现状，更应该从制度层面对这些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追问。所以，我们这些民主意识的先行者们，也有必要对这些打工诗人进行普世思想、民主宪政的渐进传播。唯此，自由文化的春风才能吹遍神州大地。
结语
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们要履行监督和批评政府的职能，在基层进行民主宪政、人本主义的启蒙和传播。
中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所有的问题最终归结于一个问题——制度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推进，经济／文化改革必将进入死胡同。从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上看，凡是发达国家，都是以的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确立人本主义的价值根基，建立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结构。以这几点为纲目，和谐的社会理想，才能最终建立。舍此，别无他途。
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都是丰沛的，这正是酝酿优秀文学作品的最好时代。优秀作品的诞生和成长，都非常简单，只要创作者们义无返顾地去发现和思考中国社会现实的苦难。
中国大陆的文学，等待着另一场脱胎换骨。
倾诉苦难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苦难，这条路既长且坚……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３日改定
注释：
１《关注民工 （组诗）》黑马
２《仅仅为了回记（组诗）》张守刚
３《知己知彼》５２页.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出版
４博讯网
５何清涟《现代化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
６《知己知彼》９２页.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出版
７民间报纸《中国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