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6 月，东风农场实行军管。在这里服不定期役的摘帽右派有200 多人，他们自发
地向军代表反映情况，表达按照党的政策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有一
个家在北京的摘帽右派上访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就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的权利。他向军管会汇报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1967 年8 月11 日，农场军管会正式宣布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参加“四大”和群众组织。摘帽右派在获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之后，对待农场的“文革”运动还是冷静而审慎的。多数人都没有参加造反组织。部分人参加了大批判活动，他们的大字报主要是抄录一些中央文件指示和外地的信息；也对农场一些违反政策的左的做法和那些胡作非为，粗暴愚昧的干部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由于摘帽右派的参与使农场的大批判活跃起来。
这时，有生产队干部透露和证实农场保卫科曾布置对职工进行政治排队。也有学校教师由于保卫部门提供个人档案被红卫兵揪斗。这显然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按当时说法这是违反运动大方向的。于是一位摘帽右派写了一份《炮轰保卫科×××》的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在农场引起了较大反响。使大批判更多地指向了农场当权者的各种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农场“文革”开展后，造反派组织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场部机关的部分干部为主，他们是拥护农场当权者的，因此被称为保守派。他们所掌握的群众主要是新到农场的玉溪移民和湖南、四川籍的“盲流”民工。另外一派以部分留在农场当干部的下放干部为主，他们对农场当权者的许多错误做法持批判态度。他们得到农场中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这些农民在农场的时间长，生活很苦，对农场当权者有意见，希望能改善处境。农场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后，前一派处于优势地位。农场的当权者们是一贯奉行左的路线的，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是左派而不是“走资派”。他们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此就需要：一、组织和掌握一批支持自己的群众；二、把对自己有意见，持批判态度的力量压制下去；尽可能把群众的斗争目标转移到这些人或组织头上。
于是一份欲置摘帽右派于死地的《报告》送到了红河州军管会。《报告》谎称：东风农场有800多名劳教人员，还有200 多名监督生产的右派分子和240 多名摘帽右派。这样，国营农场的性质就被篡改成为劳教单位。红河州军管会将这份《报告》上报昆明军区。据说昆明军区一位副政委据此作出了“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用电话下达。显然这位副政委把东风农场当成了公安系统的劳教单位，并按照《公安六条》的规定作出这样的指示。那么正确的理解这个指示，应当是整个东风农场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可是这个指示传达到农场以后，农场军管会当即于10 月宣布：摘帽右派不参加“四大”，接受正面教育。于是200 多个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在当了两个月的人民之后，又回到专政对象的行列中去了。农场造反派的大联合指挥部随即发出《通令》。不准摘帽右派开展“四大”；已经参加群众组织的要统统清除出去；职工开会不准摘帽右派参加。高音喇叭里大喊大叫：“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一些摘帽右派张贴的大批判专栏也被强行撕毁。摘帽右派面临的情况不可谓不险恶。摘帽右派是一个弱势群体。农场干部、群众中不乏同情他们的人，但是不敢公开支持他们。摘帽右派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俯首贴耳，苟安避祸，要么不计成败、奋起抗争。摘帽右派几乎是完全一致地作出了后一种选择。摘帽右派认为军管会宣布的这一决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要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而抗争。大家都认为，虽然有风险，但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摘帽右派之间的团结更紧密了，大家以生产队为单位自发地组织起来，商讨对策，共同学习，共同行动。同时各生产队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各生产队都有一些积极参与抗争的摘帽右派在休息日到位于农场中心的瓦窑队，聚会交流情况，商量抗争的办法。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起联系、协调作用的碰头会。摘帽右派决心为争取自身应有的政治权利而抗争。对于如何进行抗争的态度仍然是冷静而审慎的。在碰头会上大家一致认定了这样几条：
一、目的仅限于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不介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进行对农场任何人的批斗。
二、不和农场军管会对立，不把矛头指向军管会，向军管会表明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的态度。举行的活动都向军管会汇报。并邀请军代表参加碰头会。(当然，军代表没有来参加过)。
三、不同农场外的任何造反派组织挂钩。
四、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农场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生冲突。
五、就有关抗争的事不与尚未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发生联系。尽管命运是相同的，大家是相互同情的。但为了不授人以柄，必须这样做。
六、不支持个别人就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这并不是说提出申诉不对，而是为了不让某些人把“翻案”的罪名强加于摘帽右派。同时还商定动员个别长期离场外出的人回场。
这几条意见，得到大家的认同。摘帽右派力图把抗争进行得有理、有据、有节。碰头会是开放的，下放干部，贫下中农职工都可以参加。1967 年10 月至12 月，农场军管会为了执行摘帽右派不得参加文革的指示，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各生产队摘帽右派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军代表说：摘帽右派参加“四大”后出现了不少问题，群众意见很大，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按照昆明军区的电话通知和《公安六条》停止摘帽右派参加四大。摘帽右派代表根据政策、按照事实在会上表明了态度。
一、按照党的政策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就是人民，就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中央文革接待站已有明确答复。
二、昆明军区的电话通知的依据是《公安六条》。而《公安六条》中规定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是指专政单位。东风农场不是公安系统的劳教农场，不适用《公安六条》。
三、昆明军区电话通知并没有说明只是这一部份人不开展“四大”，那就应该是整个农场不开展“四大”。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摘帽右派代表理直气壮地说明一天也没有停止生产，相反的大多数人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这是有目共睹、有案可查的事实。
五、请军代表说清楚，摘帽右派参加文革，开展“四大”以来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映些什么意见。
军代表无言以对，只能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上级的指示必须执行。摘帽右派代表在会上郑重声明，参加文革、开展“四大”是应有的政治权利，希望军管会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争取恢复摘帽右派应有的政治权利。
这时摘帽右派采取的一个主要行动是上访，组织人到昆明向领导机构反映情况和要求。尽管生活都十分贫困，仍然每人定期捐出一元两元钱，一斤两斤粮票用于上访代表维持生计。上访代表在昆明编写了一份全面反映情况和要求的书面材料，题目是：“我们要革命”。这个题目集中反映了大家的愿望和心态。上访中，省军管会和有关机构的接待人员都异口同声的表示，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再是右派，就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有的上访的代表划右派前是军队干部，他们找到了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这位高级领导干部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上访代表还找到了据说是下达“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的那位昆明军区副政委。他在听取了情况之后说了一句：“该搞就搞嘛”。可是，话是这样说，却没有一个部门或个人认真负责地对待和处理这个具体问题。当时，昆明以至全省的派仗打得火热，武斗正在爆发和蔓延，有谁会来关心一个小小农场里200 多名摘帽右派的境况和命运呢?为了弄清那个电话通知的来龙去脉，上访的代表曾走访了省军管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专县组。专县组曾发出公函查询这件事。公函全文是：“十三军支左办公室，弥勒东风农场×××等同志来我组反映：该场军代表今年10 月7 日向他们(即摘掉右派帽子的两百余人)宣布，昆明军区党委决定：你们这些人没有参加四大的自由。已参加过战斗组织的要退出。此决定是由电话通知的。经向军区党委办公室和省军管会有关同志查问，都说没有作过这样的决定。为此请你们查一下，此决定是谁通知的?以便我们再行追查。并望将查询的情况告诉他们。此致敬礼。(公章)1967 年10 月18 日”。但是，查询并无下文。这就成了无头公案。外出上访的代表将上访情况综合成一份《上访纪要》发回农场。在农场的自然很受鼓舞，当即送呈农场军管会，同时抄成大字报张贴。贴出之后，立即被“大联合指挥部”的人撕毁。这时，为了表明自己拥有“四大”权利，摘帽右派仍然把毛语录和中央文中央文件摘抄成大字报张贴。但一张贴出去就被撕毁，而不问内容是什么。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撕毁毛语录和中央文件是可以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的。但是在东风农场，这倒成了“革命行动”。摘帽右派继续组织外出上访。虽然没有一个领导机构或部门肯定电话通知是正确的，或者说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也没有一个领导机构或部门愿意或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农场内，摘帽右派受到的压力则越来越大，各式各样莫须有的罪名被炮制出来加在他们头上。这时，有场外的同情者通过上访的代表建议摘帽右派成立组织，“打出旗号”；以组织的名义上访才会被重视、才会有效果。碰头会反复考虑，多方征询后，把这个意见交给各生产队的摘帽右派们讨论。结果所有的摘帽右派一致同意成立自己的组织(即“文革”中通行的群众自动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大家认为：成立自己的组织是形势所迫，是为了维护党的政策、争取摘帽右派应有的政治权利，只要不干坏事，不背离政策就不怕。大家也意识到这是一着险棋。但是，为了真理，大家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作出了这个在全国也属罕见的决定。
1967 年12 月。在摘帽右派较多的几个生产队分别成立了以“劲松”、“在险峰”、“长缨”、
“报春”命名的4 个“战斗队”。这些名称都出自《毛泽东诗词》中，也可见大家的心态。
每个组织的成立都有其他生产队的摘帽右派的代表参加。也有一些同情摘帽右派的农民群众到场。为了不影响生产，成立大会都在晚上举行。会上，大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高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而悲壮。各个组织的《成立宣言》都说明：成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恢复应有的政治权利。这个目的一旦实现，组织立即解散。《成立宣言》都报送农场军管会。军代表自然不同意摘帽右派的这一举动。而农场当权者和大联合指挥部当然也对摘帽右派大肆攻击。摘帽右派成立这4 个组织，不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只将碰头会改为中心组，由几个代表组成，联系和协调各组织的活动，研究继续组织上访和继续办大批判专栏等。这样，外出上访都以组织的名义进行。上访的代表向被访部门介绍成立组织的目的和活动内容，赢得了同情。各组织的活动是：组织大家学习，讨论有关争取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的问题。1967 年12 月14 日，在长塘子生产队，“在险峰”战斗队成立宣言被人撕毁，并在那里贴出了一条“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标语，而在这个生产队的全部是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有一个原为军队干部的摘帽右派，一时气愤将它撕掉。生产队的干部将他扭送场部军管会，各队摘帽右派闻讯纷纷赶到场部来看是怎么一回事。农场大联合指挥部也纠集一批人来到，手持棍棒，气势汹汹，双方短时对峙，气氛紧张，有个别军代表竟然在现场扬言：“什么是右派，右派就是杀害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的那些人”。武斗一触即发，幸而摘帽右派冷静对待，迅即撤出，才未酿成大祸，但是一条：“冲击军管会”的罪名却自此捏造出来，强加在摘帽右派头上。
此后全省武斗升级、形势混乱。有好心人告诉摘帽右派上访的代表，摘帽右派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上访的代表通过军管会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农场的摘帽右派。而在农场内“大联合指挥部”的一些人正在制造谣言，说摘帽右派场外的造反派挂钩，要引人来农场搞武斗。接到这个意见后，各个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按大多数的意见于1968 年3 月决定4 个组织全部撤销。各个组织都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决定，发布撤销声明，并向农场军管会汇报。同时还书面上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室。在撤销声明中表明：由于东风农场多年来发生了许多违反党的政策的事，“文革”中又非法剥夺摘帽右派应有的政治权利，施加种种迫害，才被迫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恢复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现考虑到是不合适的，所以主动撤销。今后，仍然要为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同数月前成立组织时一样，撤销组织也是在公开的状态中进行的。大家的情绪仍然十分激昂。摘帽右派的组织是在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产生的。虽然没有给摘帽右派的抗争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使摘帽右派在最困难的时候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这反映了摘帽右派为真理，为自己的尊严而奋不顾身进行抗争的决心。
进入1968 年，农场里流传着强加在摘帽右派头上的各种各样的罪名。一个被称为“黑阎王”的生产队长造谣说摘帽右派拦路殴打他。一个生产队指导员谎称摘帽右派抄了他的家。有人散布说摘帽右派“和场外造反派挂钩，绘制农场地形图，要引进5000 人搞武斗”。还有人说摘帽右派“冲击军管、要赶走军代表”；“准备夺权”；以及“密谋冲击保卫科抢档案”，“开列贫下中农黑名单”等等。有人并扬言“要用机枪把这些右派杀绝。”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闹得沸沸扬扬。显然，这是在为对摘帽右派进行镇压作舆论准备。5 月上旬，长塘子生产队一个摘帽右派被吊起来毒打，几致丧命。摘帽右派立即向农场军管会反映，要求制止这种违法行为，保证摘帽右派的人身安全。翌日，小平地生产队的一个摘帽右派又被毒打。估计到镇压行动很快会在全场展开，立即通知在抗争中出头露面的摘帽右派设法离开农场暂避。结果，只有少数几个摘帽右派躲过严密的监视离开了农场。紧接着，在各个生产队，所有积极参与抗争的摘帽右派无一例外地被批斗、被捆绑拷打。农场当权者和造反派的大小头目意欲迫使摘帽右派承认在“右派翻天”、“造无产阶级的反”这个总题目之下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但是，尽管是在严刑逼供下，摘帽右派们异口同声地反驳了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严正地申明了摘帽右派的抗争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是正义的。在如此艰险的境况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品格。
接着，农场的镇压对象迅速扩大到下放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在那段时间里是天天开斗争会，队队有斗争会。捆绑吊打，蔚然成风，花样翻新，名目繁多。不久，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离场出走的几个摘帽右派向省、州革命委员会反映了东风农场的情况和要求。希望革命委员会能贯彻党的政策，制止东风农场的违法行为，恢复摘帽右派的政治权利，但最终毫无结果。这几个摘帽右派返回农场后立即作为“坏头头”遭到一连串的批斗，更少不了捆绑吊打。当权者指望用严刑拷打迫使他们签字画押承认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并引出更多打击的靶子。但是，这种图谋还是落空了。这些被批斗的摘帽右派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晚上被刑讯逼供到深夜，天一亮就被押到“忠字台”前下跪“请罪”。然后就去干苦役，休息日也不例外。11 月，农场的“革命行动”又玩出新花样，掀起牛鬼蛇神大游街的妖风。剃十字头，画花脸、套麻袋、挂着各种头衔的牌子，用一根黑色绳子串起来的怪物，像一群幽灵被押解着在人群拥挤的集市上游荡。当被勒令当众交代所谓“罪行”的时候，人们听到是这样一句话：“我们争取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利，因为我们本来就拥有它”。在这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农场的一些贫下中农、干部仍然以各种方式向摘帽右派们表达了同情和支持，使人终生不忘。而在命运相同的“右派分子”之间，不论是摘帽的和未摘帽的，更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承担着苦难。
这场镇压持续了几个月。最后挑出一个被认定是“坏头头”的摘帽右派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罪状”是可怕的，有：“绘制农场地形图，引5000 人到农场武斗”；“冲击军管会”；“阴谋夺权”；“煽动大家离开农场”；“支持坏分子翻案”等等。1970 年农场改制为建设兵团后，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反复申诉，这个案还是翻过来了，这个重新戴上帽子的处理被撤销。当时农场对摘帽右派的镇压没有演变到更严酷的程度，这应当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在这里难于作出全面的分析。但有一点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这就是驻场军代表中的主要负责人对待问题还是比较审慎的。
右派帽子是毛泽东戴的，摘帽右派的迷局是毛泽东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摘帽右派中人对毛泽东的阴谋阳谋是领教够了的，为什么还要向老虎嘴里讨碎肉？对于这次抗争，局外人也许不好理解。这些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经摘去帽子的人，那些年代在社会上被称为“摘帽右派”，仍继续笼罩在“右派”的政治阴影中，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政策上讲，他们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已经回到了人民队伍，已经是农场的职工。但实际上他们仍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另类”，是准专政对象。为什么明摆着必然失败，只会是受到镇压却还要抗争呢?摘帽右派当时的心态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人曾说：这“四大”权利是我应有的。如果给我，我倒无所谓了；现在不给我，我就要争。”这在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这次抗争实在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由于发生在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环境——对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改造的农场，而进行抗争的又是一个特殊的明显的孤立无援的弱势群体，这就应该是一个有一定意义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当时，这场抗争自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并且遭到了镇压。参加这场抗争的人们在“右派翻天”的罪名下遭到残酷批斗、捆绑吊打、历尽苦难。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进行这场抗争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记叙这段真实的历史，我相信对国内如火如荼的理性抗争和依法维权是可以提供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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